前言

赋税是维持一个王朝正常运转的营养来源。

赋税征收的合理且充分， 则老百姓日子凑合的还不错（古代老百姓日子最好也只能算凑合，最差根本没法活），经济良好运转，王朝政府也能从全国各地征收到稳定的财政来源，进而不仅促进这个王朝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甚至还能开挂获得对外扩张（反击）的能力。

汉武帝能够将桀骜不驯的匈奴摁在北方的沙漠和草原里一顿猛揍，靠的就是开国以来轻徭薄赋积累下来的财富。

而西汉末年的反王莽农民起义， 也不过是王莽新政对赋税的改革（清查地主豪强人口，课以重税），导致原本处于统治集团一员的地主豪强们反水， 利用连凑合这个目标都没法实现的农民阶层的起义， 一拥而上推翻了王莽政权。

所以东汉建立以后， 原本依靠豪强起家的位面之子刘秀， 率先反水在推行轻徭薄赋的同时， 率先提出抑制豪强， 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大税收来源，将藏有大量奴婢的地主豪强纳入征税体系。

当然， 依靠着如日中天的武力优势，豪强们自然是没话说。但整个东汉一朝， 豪强地主不仅尾大不掉， 还先后以外戚的身份左右朝政 ，成为东汉外戚政治的一大特色。

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依靠人口优势， 归根到底是税源优势， 从而获得更大规模的财政能力， 从而维持更加庞大的国力， 也就因此对蜀国和吴国获得了先天的经济优势。

而反观武侯六出祁山，每次北伐前都要停下来组织屯田， 攒够一年的经费再次北伐。屯田说到底就是对蜀国赋税不足的一种补充， 人口基数太少， 经济落后， 于是只好政府组织开垦， 从而变相提高征税的效率。

从这一点来看，曹魏和西晋这些北方政权能够最终统一全国，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注定了的。

西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 在曹魏的基础上革新赋税制度 ，推出“占田制”和“户调制”，这个赋税制度看起来问题不大， 但占田制这个土地制度非常狗血，司马家族以一种极其丑陋的吃相默许了门阀士族对土地的掠夺和占有，而先天处于弱势的农民阶层虽然也被允许占有土地， 但看起来更像是蹭了门阀士族更大规模占有土地的光，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具体说明。

所以西晋司马炎搞出的那个“太康之治”，你要说是赋税征收合理的原因， 勉强也能算对， 毕竟百废待兴， 人口大量减少，谁还不能分到点几十亩的土地呢？这个时候，但凡社会安定几年， 农民阶层就能够主观为了生存辛苦耕作，从而客观帮助司马炎创造一个短短十年的盛世出来。

这不是赋税改良的结果， 说到底是人口死了太多的问题。

八王之乱送走了昙花一现的西晋王朝，衣冠南渡，北方陷入频繁的改朝换代中，谓之五胡十六国，这个时候，南方由于战乱偏少， 地广人稀 ，户调制勉强能够维持南方政权立而不败的境地，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 以及门阀士族的腐败， 南方政权始终出于营养不良的样子，农民的负担异常沉重，我们在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 往往只知道宋齐梁陈走马观花的朝代更迭 ，但鲜有人知的是， 更加频繁的是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

南方政权尽管也经历了宋齐梁陈这样还算短命的王朝更迭， 但门阀士族始终屹立不倒，这就导致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士族和无立锥之地的农民阶层之间长期的对立矛盾。

而门阀士族对南朝朝野的控制也让任何试图触及士族利益的改革没法执行到位。

王朝也没法征收到足够的赋税来组建更加强大的军队，北伐可望不可即， 内定也无从谈起， 有意思的是，跟北方动辄几十万规模的战争烈度而言， 南方这里即便是改朝换代也顶多几万人规模。

比如刘裕从瓜州起兵讨伐恒玄， 其主力部队也就几千人， 居然一路打到建康城， 可见整个南方的财政能力都弱的一比， 甚至于供养不起大规模的军队（人口总量也是一大限制原因）。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总的来说，南朝政权即深受赋税征收不足的危害， 也没有能力对赋税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侯景之乱基本屠杀了盘踞南方百年的门阀士族集团， 但南朝政权也即将迎来它生命的终结。

均田制和租调制横空出世

所以，引领古代中国赋税制度发展的，势必还得看北朝。

北朝经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更迭以后， 到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时期， 北方终于进入难得的相对的稳定时期，此时北方就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多年战乱， 人死了很多， 勉强活着的人也大多逃离本地，成为流民。所以导致很多土地被荒废。

第二，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为了开辟牧场，大量的农田被占用，农业生产大大受限。

第三，游牧民族贵族圈地放牧， 本土门阀豪强也大肆圈占土地， 注意， 交税的主要是底层农民， 现在土地被游牧贵族和汉族门阀占有， 本质上就意味着这土地不受王朝控制。

这三点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 一方面， 王朝直接控制了大量的无人耕种的荒田。另一方面， 贵族官僚们占有大量隶属于自己的私田。导致的结果是大批的从战乱中苟活下来的农民们无田可种。

一边是大量的农民没地， 一边是官僚和豪强占有大量的土地。

所以问题来了， 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 居然只能依靠那一小撮农民占有的一小撮土地来提供赋税。

这日子过的未免太紧巴了。

五胡虽然是胡人，但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被先进的汉文化给洗脑了， 所以当北魏王朝统一北方，总算可以歇息一下的时候， 汉化的皇帝们就不得不考虑来一波赋税改革了。

现在有请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上台主持改革。

孝文帝改革因其重大历史意义被写进初高中历史教材，而除了在文化和官职上的一系列改革， 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和赋税改革则至关重要。

首先在土地制度上推出“均田制”。

因为按照我们上文提到的那种土地状况， 你不改革土地制度，重新搞土地分配， 单纯在征税上做手脚， 是完全不可能见效的。

均田制，顾名思义， 把土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一下。

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

第一， 成年男子（15岁以上）， 每人分田40亩，女子减半20亩。分到的田叫露田，意思是无主荒地。考虑到土地并不是全年生产的，也会面临休耕问题， 所以对于轮休的土地会额外再给与一倍的分配，谓之“倍田”。

也就是说一名成年男子实际可分配到80亩， 女子则40亩。

有意思的是， 奴婢和耕牛也有资格获得田地。

奴婢分田跟普通农民一样。而一头成年耕牛（4岁以上谓之丁牛）可以分到露田40亩，每户限4头牛可分田，没错， 比一个成年女子分到的还多。

奴婢和耕牛也有“倍田”一说， 所以名义分配数量要翻倍。

当然， 奴婢和耕牛所分到的田地收成归主人所有。

所以这一条收益最大的 ，莫过于占有大量奴婢以及最有实力拥有耕牛的地主豪强之辈了。

以上所分配的土地不许买卖， 死后土地收归国有。

这是针对耕田来讲， 除此以外， 还有桑田分配。

第二，成年男子每人可获得20亩桑田， 但是必须三年内要种植好规划的桑树枣树榆树等。如果这地方不适合发展桑田，则男子可以获得10亩麻田，女子是5亩。

桑田和麻田死后不用收归国家， 可以世袭， 成为世业田。

所以露田不允许买卖， 死后收归国家，桑田既然是世袭， 原则上也就允许买卖， 但不论是卖出还是买入， 都不能超过按人丁分配的数量（20亩）。

除此以外， 对残疾家庭也有照顾。残疾男丁可获得正常男丁的一半数量的田地， 并且年纪超过70以后不需要还给国家（死后需归还），而作为寡妇， 如果没有改嫁， 不仅可以获得田地， 而且不用征税。

最后还有官员授田。

各级官吏按照职位高低不等， 授予不同数量的田地，这种田叫公田， 意思是公家所有， 所以官员离职的时候， 所分到的田地要交割给下一任官员。

不过没必要心疼官员， 一个是人家分到的田地实在是太多， 其次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员未必只有公田， 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奴婢甚至他家里的耕牛，也是一样可以按照均田制分到相应的田地的。

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

这部分田地依然远超普通农民。

土地重新分配以后， 农业生产就盘活了。

因为人死的太多了， 所以空出来的土地足够多，虽然没有数据表明耕者有其田， 不过在整体上帮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 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农民伯伯们来讲， 依然堪称人生一大幸事。

土地制度搞定了，接下来就好谈谈在这个土地制度上建立起来的赋税制度——租调制了。

租调制的出现并不算偶然， 也不算是孝文帝的创新之举， 因为它的大体思路其实是延续了魏晋以来的户调制。

租代指田租，种田要缴田租，调代指实物，活着就要缴调， 主要是绢或者棉和布匹。

需要注意的是， 租和调都是国家来征收的，而且都是按照户头而非人头征收。

具体数字上， 北魏时期，每户不论实际土地数量， 也不论土地收成， 每户征收粟2石，谓之租，每年每户纳布1匹，棉8两，谓之租调制度。

租调制的征收并不是一刀切， 单身汉缴纳租为前者的四分之一，奴婢缴纳前者的八分之一，一头牛则缴纳前者的二十分之一。

我们仔细对比北魏的租调制， 其和两汉时期赋税制度的最大区别就是，田租从两汉时期的定率征收改为现在的定额征收， 过去是土地产量多收多缴，现在是按照固定的数量， 丰年和歉收都按照这个数量缴纳。

另外财产税则从以人头为征收标的，改为以户口为征收标的。

所以如果社会比较安定， 农业生产恢复的不错， 实际上农民是比过去缴的赋税要少， 反过来如果社会动荡， 农业歉收，则相比较而言赋税偏重。

而北魏以及后来延续此赋税政策的王朝则只按照国家掌控的土地，实际上征收了一成不变的固定财政收入。

一旦土地兼并严重， 农民失去土地，为了逃避赋税， 要么选择成为流民， 四处逃荒， 要么卖身为奴， 一切交给地主代理。

而地主则会想尽办法隐瞒人口和土地。

然后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税源减少 ， 财政收入缩水， 形成一种国家实力上的营养不良现象。

北魏最终因为六镇之乱导致皇权旁落， 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进而演化成北周和北齐， 北周灭北齐， 再次统一北方，随后北周外戚杨坚废掉北周皇帝， 建立隋朝， 隋朝南下灭陈，古代中国经历三百多年大分裂，最终在隋朝时期完成 统一。隋末天下大乱， 太原起兵的八柱国之一的李渊最终成为胜利者， 建立唐朝。

均田制和租调制这两项制度也被上述各个王朝继承沿用， 大体只在征收数量上进行调整， 而整体制度维持不变。

租调制变成租庸调制

唐朝时期，对租调制进行了调整， 增加了徭役这一项，租调制发展成租庸调制。

庸在这里的含义是力役，在这里引申为用财产代替服徭役。

唐朝时期， 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都需要服徭役20日， 但国家并非每年都需要这么多人手，而农民也并非一直都有充足的时间去服役。所以就出现了纳绢代役即为庸的制度。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国家不用你去服役，那你就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绢或者布，作为补充。同样的， 如果今年需要你服役， 但是你没时间， 也可以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绢和布代替服役。

实际上就是花钱免役。

具体换算方式上，每个成年男子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

如果国家需要你超额服役， 而且你也去了，那么超额服役15天， 则免除今年的调，超额服役30日， 则租调全免。

也就是说今年服役50天的话， 这一年的赋税基本就全免了。

来， 再复习一下， 租是指田租， 调是指户头税，庸是指用缴纳财产（绢和布）的形式代替服役。

这就是租庸调制的意义。

均田制要崩溃了！

均田制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从北魏发展到大唐，中间基本都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最强大的大唐王朝时期却突然崩溃了， 这又是为何呢？

这是因为，均田制的本质是土地国家所有， 国家发给你土地， 你要是没了国家再收回土地， 分配给他人。土地数量基本是固定的 ，但人口数量则是变化的。

从北魏均田制推出485年，到大唐建立的618年， 短短的133年里，发生了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进而西魏变成北周， 东魏变成北齐， 然后北周灭北齐，以及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等历史事件。

每一次改朝换代莫不是通过战争实现， 王朝中间还夹杂着叛乱和平叛战争。这就导致农业人口不断的被清除，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土地再次流转到国家手中， 而国家手里也就不断的有新的土地可以再次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比较细思极恐的事实，每一次战争都无形中扮演了“人类定期清除计划”，战争清除了人口， 土地得以重新分配。

于是均田制也就可以一直推行下去， 新的人口或者说幸存的人口得以重新分配得到土地，那么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租调制也就可以继续推行下去。

甚至， 随着政权的重新洗牌， 也伴随着豪强地主的兴衰， 土地兼并也无形中被抑制。

但是情况在大唐王朝建立以后， 就变得不一样了。

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 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大唐王朝内部几乎维持了将近137年的和平时期。中间虽然也有武则天建周事件， 但引发的战争很快就被平息。

这个稳定时期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过了北魏均田制推出到唐王朝建立的所有时间。

当然， 肯定会有朋友要问， 大唐对外战争啥时候停止过啊， 今天打突厥， 明天打回鹘， 后天还要打吐谷浑的。

没错 ，大唐的对外战争几乎一刻不停过， 但对外战争损耗的主要是军事人口，而不是农业人口，所以尽管大唐对外扩张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 中期以前的大唐国力却始终在不断恢复中。

这一点我们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就能够明白。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 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稳定发展， 尤其是在武则天以后，人口大规模增长， 而且很少再有重新洗牌的机会， 这就意味着国家掌握的土地储备有减无增。

你要不停的对新增人口授田， 但你手里却没有新增的土地，长此下去均田制也就失去了推行下去的基础。

到唐玄宗后期， 大家忽然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国家手里没有田了。

不仅如此， 盛世的发展和持续，也会给地主阶层兼并农民土地提供了充分的时间。

记住， 土地兼并， 是封建社会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

因为农民天然面临着抗风险能力不足问题。

比如一旦碰上洪涝旱灾或者蝗灾， 底层农民就得挨饿， 但地主完全可以靠着积年储备的粮食平稳渡过。

所以只要时间足够，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是一个永恒的无法避免的问题。

所以问题来了， 一边是新增人口越来越没法足额分配土地， 一边是原有农业人口土地被兼并。

均田令虽然有限制土地买卖和私人占田过限的规定，但同时也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田地仍可出卖，使免税大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

农民虽然失去土地， 但租和庸以及调还是要如数缴纳的，于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就逃亡成为流民。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盛世下的大唐的农民们， 居然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

所以，均田制崩溃了， 租庸调制也就崩溃了。

然后国家税收不足， 财政崩溃。

然后安史之乱来了，天下大乱。

但是大乱之后并没有带来大治，而是各藩镇拥兵自重，朝廷权威下降，开支剧增， 户籍崩坏， 人口大量流失。

朝廷收不上税，也就更没法组织强有力的军队， 收回皇权更加无从谈起。唐王朝进入衰败的恶性循环之中。

两税法的昙花一现

安史之乱结束17年以后， 唐王朝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唐德宗为解决财政困境， 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推出既是杨炎为大唐量身定做的一套财政治疗术， 也是源自于这位宰相亲身经历。

杨炎早年生活贫困潦倒， 不得不寄居在长安城外一户卢姓人家。卢家祖上本是北魏时期塞外鲜卑民族， 后来迁入内地， 均田制推行以后，全家6口人一共分的130多亩土地， 现在已经繁衍到400多人， 但实际占有土地却不足百亩。人口有增无减， 而土地却有减无增， 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赋税要按实际人口征收。

卢家人无法忍受这种沉重的负担， 大部分迁居塞外， 回归游牧状态， 现在只有30人生活在这里， 但却要以不足百亩的土地缴纳30人的赋税。

这既是均田制推行到唐朝中期以后的一个缩影， 也成为杨炎后来推行两税法埋下了伏笔。

两税法， 顾名思义， 一年征收两次。取消租庸调制等一切杂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简单来说， 就是像上边提到的卢姓人家， 尽管他们家有30口人， 但土地只有一百亩， 那么征税就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来征收。

征税群体上，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一律纳入征税群体， 这就要求地主甚至官僚等大户人家也要征税。

由于安史之乱导致户籍崩坏， 现在没得关系， 你从河南跑到杭州，那就就得安排， 在杭州按照你实际占有财产多寡征收一定的税。不再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

征税金额是不固定的， 而是依据国家当年的财政支出的总税额， 按照各家贫富多寡摊派。有钱人多缴，穷人少缴。

两税法和过去赋税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核心一条我们要记住， 只以个人所占有资产多少为征收标准。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你有多少资产， 就要承担多少的赋税。并且全部以金钱的方式缴纳。

好，这就引出教科书里依据考点了， 大家都需要换钱交税， 因此金钱的需求量和流通就增多了， 于是， 两税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句要背诵。

两税法施行初期，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唐朝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农民免除了其他杂税， 负担得到减轻。

但从上帝视角我们会发现， 这项制度有点太超前了。

土地正式解除了买卖禁令，土地兼并更加迅速，而农民天然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 不仅土地被兼并， 私下还要承担赋税，产去税存。于是大量农民沦为佃户，只好租种地主家的地， 勉强维持生存。

另一方面所有税收全靠金钱来征收，导致钱贵物贱，也就是现代版的通货紧缩。但是持有物品的（粮、绢、布）的主要是农民，所以变相收割了农民的财产。加剧贫富分化。就是说，按照货币征收赋税其实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

两税法最主要的阻碍来自于财富金字塔上层的地主和官僚，自然要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 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已经陷入藩镇割据的雏形， 所以势必还要得到这些藩镇老军头们的反对，导致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加码和截留。

最后痛苦的还是底层的农民。

两税法执行30年以后， 随着吏治的腐败和中央权威的持续下降， 广大的贫苦大众已经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实际到这时候两税法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失去赋税的有力支持， 大唐王朝想要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中翻身重新做主人， 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 我们经常会去批评安史之乱之后的李氏皇帝们的无能， 但打铁还需自身硬， 此时此刻，皇帝们纵使有逆天的理想， 口袋里也没有足够的钱来吃撑他去实现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中篇内容， 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赋税制度终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