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州学卫道碑》
与 刘 基 处 州 功 业
作者/高明辉
明成化《处州府志》有林彬祖《处州学卫道碑》1，吕冠南指出此文为《全元文》失辑篇目2，《丽水市莲都区志》也曾转录全文3，但目前尚无学者对《处州学卫道纪碑》进行进全面研究，而该文对于研究刘基、石抹宜孙及晚元处州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甚至可以附录于《刘基集》，特抄录全文并对相关略作考证。
《处州学卫道碑》录文
[元]林彬祖
治道先文而后武，古之圣人教民有弗从,不得已而用辟,又不得已而用兵。兵戎所加,必先之告辞,反复启迪以冀其并生,此尤见文教之重也。
栝州环万山,人俗雅淳。曩时学校,兴儒风为盛。自群盗入闽关,侵轶吾境，蛮社扇惑,转相攻剽，兵戈日寻，俗用嚣悍，教授失职去,学田没入盗区，廩庾空乏,游歌之士几于削迹。
至正乙未秋，今行枢密院判官石抹公,以浙东副节分府来治。公自为万户候，有德于民，士民大悦。时守御单弱，公一按营垒,旌旗改色,乃去苛剔蠹，均赋程役，立城墉峙,储备训士,卒申诰令。有贼犯近郊,先锋破之。恶党远遁，良民安业。
明年春，前江浙儒学副提举刘君伯温,奉相之命宣谕郡邑,开自新之路，严估恶之诛。君以桑梓习知人情,公倾心听任,军政益治。于是,浮云倡顺,三都服业，西定松阳，北平缙云，遂昌请命而息争，青田献俘以自效。
会丞相兼领行枢密知院,以便宜进公判枢。刘君以都事升经历，分治如初。乃下令日:诸邑之人,敢树党违拒，由教道不明也。大燉克清,人思自新，郡邑长吏其务，饰教事,学产所在各输租如期，山谷小民趋风恐后，陆负舟运,学廪充溢,士皆有养。遂聘前进士齐君志冲为经师，又选乡士之有学者，分教秀子弟。暇日,公辄与刘君礼其髦士,考论德业，人知奋励,俗化复改。学正祝宝、学录柳韶造彬祖,请曰:公卫吾道，以牖斯民,不弃昬迷，又加惠吾徒，使之有造,是乌可忘?愿述明德，勒之贞石。
鸣呼!三纲五常,所以植立人世,不可使一日不明。《书》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治道之隆也,仁涵义洽,礼俗靡间，刑寝而不施，武备固虛器耳!不幸反道悖德,冠攘奸宄，纵法不得贷,又可不教而尽诛之乎?圣有徂征，逆命而诞，敷文德贤，有下马投戈而讲道论艺，诚以用武非得已,修文不宜暂缺也。公勋庸世德,兼资文武,忠信明果,动合事机。刘君名进士,练达政务,出谋发虑，侃侃相得,故指麾闲暇而有安定之功,简书从委不废讨论之益,将使礼让之习胜,强暴之意自消；忠信之道惇,祸乱之源自灭。古称止戈为武，去杀为政者,必由此其道也欤!公名宜孙，字申之,辽东柳城人。刘君名基。彬祖既述其事，复系以诗日:
维文与武,王政大端。嘉靖有民,除其凶残。载戢我戈,维迪彝教。有教克从,孰为狂暴?猗石抹公,文武为完。开府栝邦,辑宁七县。刘君既归,克左右之。鉏强立柔,以德以威。恶化为善,威莫非德。教育乾乾,忠义为则。穆穆宥府,揆政孔宜。翼翼儒宫,维教之基。政教并修,闻于上国。作此歌诗,以示来式。
至正十有八年(1358)二月朔记。
《处州学卫道碑》
所述晚元处州史事考
卫道碑所述：“自群盗入闽关,侵轶吾境，蛮社扇惑,转相攻剽，兵戈日寻，俗用嚣悍，教授失职去,学田没入盗区，廩庾空乏,游歌之士几于削迹”是指至正十二年蕲黄红巾军深入福建后继续进攻处州继而引发处州境内“括寇”、“山寇”四起的形势4。
《处州学卫道碑》所述：
“至正乙未秋，今行枢密院判官石抹公,以浙东副节分府来治。公自为万户候，有德于民，士民大悦。时守御单弱，公一按营垒,旌旗改色,乃去苛剔蠹，均赋程役，立城墉峙,储备训士,卒申诰令。有贼犯近郊,先锋破之。恶党远遁，良民安业。”
这段记载可与刘基至正十六年《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对读：
“行省又檄公分府处州。时处之属县皆有贼，松阳、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帅师进讨，至宝定,而黄坛贼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宝定，自将麾下还城，而贼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军悉发往江东，城中留者不满数百人，又太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壮出拒战，斩不用命者三人，众乃齐奋，贼止不敢渡。时沿海军有自江东逃归者六十余人，公召谓曰：‘女辈能破贼，吾当原女罪。’皆拜曰：‘诺。’即遣渡水击贼，贼败走,明日退去。”5
由此可知，石抹宜孙至正十五年秋返回处州之后首先准备解决距离松阳、遂昌的民变武力，但率兵进讨的结果却是刚进至定宝时（今丽水莲都区碧湖镇保定村），“黄坛贼”吴德祥已经兵临处州州城，石抹宜孙被迫东返，但不管“贼败走，明日退走”还是“有贼犯近郊,先锋破之，恶党远遁，良民安业”都只能说明石抹宜孙仅仅是击退“黄坛寇”，处州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故苏伯衡称“丙申春，达识铁木尔来丞相江浙，时括属县六，寇居其五，故沿海檄万户石末宜孙以浙东副元帅领郡兵，弗克”6。
《石末公德政碑》谓“十有二月，公所募义士合击松阳贼，大破之，杀其酋，余众乞降，松阳、遂昌悉平”，《处州学卫道碑》只字未提，或与松阳、遂昌降而复叛有关。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刘基返回处州之前，处州形势并末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事实上处州民变在此期间愈演愈烈，甚至蔓延到今金华境内的永康、东阳境内，“冬十二月，青田群盗寇永康，侯（东阳县尹吴普颜）不忍邻邑被害，乃团结乡兵抵永康以援之”7，至正十六月四月“缙云寇”甚至攻占缙云县城，“寇果复捣县郛，焚庐舍入据县治”8，而元军在集庆、平江路诸路的战事又全面失败，因此江浙行省不得不起复刘基，即处州学卫道碑所述：
“明年春，前江浙儒学副提举刘君伯温,奉相之命宣谕郡邑,开自新之路，严估恶之诛。君以桑梓习知人情,公倾心听任,军政益治。于是,浮云倡顺,三都服业，西定松阳，北平缙云，遂昌请命而息争，青田献俘以自效。”
刘基《石末公德政碑》叙述这段史事非常谦虚地表示：“今予以行省檄与公同议招辑事，比至，而公处置已各得其当，因悉遵公行。于是七县豪酋，相继纳款，公之力也”，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石抹宜孙，但实际情况却是“君以桑梓习知人情,公倾心听任,军政益治，于是,浮云倡顺,三都服业，西定松阳，北平缙云，遂昌请命而息争，青田献俘以自效”，处州形势的彻底改变正是石抹宜孙与刘基精诚合作的结果。
苏伯衡在叙述这段历史也说“丙申春，达识铁木尔来丞相江浙，时括属县六，寇居其五，故沿海檄万户石末宜孙以浙东副元帅领郡兵，弗克，丞相到省，即起先生与先左司俱往，谕以文告之命而至括”，正是因为石抹宜孙在处州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才毅然决定起复在绍兴闲居三年的刘基。
刘基返回处州之后的史料较多，在这里补充一则目前很少人注意的史料，陈谥《午溪集》有《次林彦文县尹韵送刘伯温都事抚安青田》：
三月江南草色新，随车零雨浥轻尘。
绣衣奉命安民俗，玉斧扬威出使臣。
玄鹤划鸣云洞晓，青芝遍布石田春。
太平气象今重见，老我甘为击壤人。9
从陈溢此诗来看，刘基在招辑事务上得到了江浙行省的充分授权可以便宜行事，即《处州学卫道碑》“奉相之命宣谕郡邑,开自新之路，严估恶之诛”，也就是《石末公德政碑》提到的“今予以行省檄与公同议招辑事”，《倡和集序》里提到的“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公谋括寇”，所以才会“绣衣奉命安民俗，玉斧扬威出使臣”。
而刘基返回处州后也第一时间“抚安青田”，《谕瓯括父老文》当作于同时，因此才会有至正十六年四月“黄坛寇”吴德祥才会将“十六年四月，复椎牛豕燕（宴）侯，送还州城”，将俘虏的叶琛送还州城并于五月降元，也就是《处州学卫道碑》提及的“青田献俘以自效”。
但是刘基虽然因“抚安青田”在三月一度返回青田县，但在一直忙于招辑处州各地民变武装，直至同年十月才第一次返回南田故里10。
正是依靠石抹宜孙与刘基的精诚合作，才会有“七县豪酋，相继纳款”，稳定了处州局势，虽然“以其夏寇虽降而复反侧，且二岁迄不能底定”，但是自刘基返回处州之后，元军就一直占据着处州战场的主动权。
《处州学卫道碑》又提到：
“会丞相兼领行枢密知院,以便宜进公判枢。刘君以都事升经历，分治如初。乃下令日:诸邑之人,敢树党违拒，由教道不明也。大燉克清,人思自新，郡邑长吏其务，饰教事,学产所在各输租如期，山谷小民趋风恐后，陆负舟运,学廪充溢,士皆有养。遂聘前进士齐君志冲为经师，又选乡士之有学者，分教秀子弟。暇日,公辄与刘君礼其髦士,考论德业，人知奋励,俗化复改。学正祝宝、学录柳韶造彬祖,请曰:公卫吾道，以牖斯民,不弃昬迷，又加惠吾徒，使之有造,是乌可忘?愿述明德，勒之贞石。”
据元史《石抹宜孙传》，石抹宜孙升枢密院判官，刘基以行省都事升枢密院经历，皆在至正十七年，虽然《处州学卫道碑》称“分治如初”，但是刘基在行省都事任上“奉相之命宣谕郡邑,开自新之路，严估恶之诛”，得到行省的充分授权可以便宜行事，而升枢密院经历之后变成了石抹宜孙的下属，虽然名义上“分治如初”，但行省的授权无形消失，而石抹宜孙借机独揽大权，因此才会出现只提及“公辄与刘君礼其髦士,考论德业，人知奋励,俗化复改”而无一字言刘基军功的现象，宋濂所谓“石末君……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将胡君深、章君溢亦拥兵观望……石末君多用故人摄县，弃行省承制所用者”当即此事。
《处州学卫道碑》所见人物
《处州学卫道碑》的撰写者林彬祖，字彦文，至正进士，林定老（元延祐五年进士，元统元年除中顺大夫新州知州兼劝农事，故称新州）之子，是刘基至友。
贡师泰《玩斋集》称“彬祖至闽，以新州门人行枢密院经历刘基状来谒铭。师泰惟新州领甲寅乡荐，时先文靖公为考官，及彬祖之举，师泰又忝列校文,于林氏有再世之契。且刘君之言，信而可征，是宜铭”，可知刘基不但是林定老门人，林定老行状亦为刘基所撰，至正十七年林彬祖“以新州门人行枢密院经历刘基状”请求贡师泰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贡师泰审阅后认为刘基撰行状“信而可征，是宜铭”。
林彬祖与刘基也常有交游唱和，刘基有《次韵和林彦文刘山驿作诗》、《次韵和林彦文在缙云见寄》11，陈谥《午溪集》有前述《次林彦文县尹韵送刘伯温都事抚安青田》，刘基至正十年作《季氏湖山义塾之记碑》，石碑原文作“文林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儒学副提举刘基撰，承务郎温州路永嘉县丞林彬祖书，承事郎处州路青田县尹叶伯颜篆额”12，可见双方确为至交。
文中提及“遂聘前进士齐君志冲为经师”，据《弘治徽州府志》至正四年乡试下有：“齐志冲，婺源人，易山长”，《乾隆松阳县志》元统教谕条下有“齐志冲，新安人”，《成化处州府志》载有齐志冲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李侯去思碑》。
刘基在《松阳周处士墓志铭》13提及齐志冲“志冲以乡贡进士下第于春官，备员教职且三年”、“前松阳县明善书院山长”，刘基认为“夫齐先生,信人也，授业于今行枢密院判官石末公家，其为言皆有征”，所以齐志冲为松阳处士周希声求铭，刘基即作《松阳周处士墓志》。
文中提及的“学正祝宝、学录柳韶”，因笔者读书不多，暂时未能翻检到相应资料。
《处州学卫道碑》所见刘基处州功业
及刘基与石抹宜孙关系
在刘基至正十六年三月抵达处州之前，处州战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民变武力不但席卷整个处州路甚至一度波及婺州路，刘基抵达处州后很快时间内凭借“以桑梓习知人情”与石抹宜孙招抚各路民变武装，稳定了处州路局势，虽然“以其夏寇虽降而复反侧，且二岁迄不能底定”，但是元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逐次歼灭各路民变武装，到至正十八年初最终围歼“黄坦寇”吴德祥平定处州。
在这个过程，正如《处州学卫道碑》所提及的那样，“君以桑梓习知人情,公倾心听任,军政益治”，“公勋庸世德,兼资文武,忠信明果,动合事机。刘君名进士,练达政务,出谋发虑，侃侃相得,故指麾闲暇而有安定之功”，“猗石抹公,文武为完。开府栝邦,辑宁七县。刘君既归,克左右之”，刘基有着与石抹宜孙相提并论的处州功业，王袆在《少微倡和集序》才会称“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抹公为判官，刘公为经历，即是州分院莅治焉。于是石末公以元勋世家文武两全，夙负重望，而刘公起家进士，雄文直节，冠冕士林”14，同样将石抹宜孙与刘基相提并论，两者共同创造了处州路的稳固局面。
但是石抹宜孙与刘基的良好关系到撰写《处州学卫道碑》的至正十八年初已经渐渐疏远，《处州学卫道碑》只字不提刘基至正十七年后的军功，显示刘基已逐步失去兵权。
林彬祖撰写《处州学卫道碑》虽是应学正祝宝、学录柳韶之请，但是此碑之立必是出于石抹宜孙之授意，若无石抹宜孙授意，林彬祖岂敢为石抹宜孙与刘基立碑。
石抹宜孙此举自是为缓和双方略显紧张的关系，而林彬祖不但是刘基至交，而且也是石抹宜孙“多用故人摄县”中的一员，明太祖实录提及“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陈仲真、照磨陈安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15，可见林彬祖极受石抹宜孙信任，自然是安抚刘基的最佳人选。
只是双方已经不可能保持当初那种精诚合作关系，而在石抹宜孙大权独揽的压力与朱元璋军东进的形势之下，裂缝自然只能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刘基弃官归隐。
刘基门人徐一夔在《郁离子》序称“已而南北绎骚，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阊方务治兵，辟公参赞，而公锐欲以功业自见，累建大议，皆匡时之长策。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16，刘基的归隐标志着处州路人心解体，当刘基弃官隐居山中时，章溢、苏友龙等纷纷跟着刘基弃官而去，甚至到了“幕下士多散去，部将胡君深、章君溢亦拥兵观望”，而在朱元璋军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人心崩散的处州易手只是时间问题。
1.明成化《处州府志》（点校本）卷第二49页，方志出版社，2020年9月
2.吕冠南，日藏明成化《处州府志》文献价值考述，《史志学刊》2020年第2期
3.丽水市莲都区志下册1147页，方志出版社，2018年7月
4.至正处州民变的全面叙述可以参见郭玉刚《石抹宜孙与处州形势变迁》，《第四届刘基文化学术研究论文汇编》上册，本文写作中多有参考郭文。
5.林家俪点校《刘基集》192页
6.苏伯衡《跋刘伯温先手手帖后》，转引自蔡堂根《萧山任氏家乘_中的刘基文献考述》，文献2012年第1期
7.《吴普颜去思碑》，全元文54册第23页
8.苏伯衡《胡嘉佑传》，《苏平仲集》卷三
9.陈谥《午溪集》卷7，周松芳先生曾提及此诗，但未深入阐述。
10.《丙申岁十月还乡作七首》，林家俪点校《刘基集》460页
11.见林家俪点校《刘基集》464页、491页
12.《青田文物图集》214页
13.见林家俪点校《刘基集》190页、191页
14.颜庆余点校点校《王袆集》卷7
15.《明太祖实录》卷7
16.林家俪点校《刘基集》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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