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翁同和，榜眼吴凤藻，探花潘祖阴、布政使李鸿裔、进士陈荣昌小楷墨蹟册页欣赏。

昊凤藻(1828~？），字蓉圃，浙江钱塘人。清咸丰三年 （1853）癸丑科孙如僅榜进士第二人。吴凤藻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给事中、福建乡试副主考、都察院监察御史、会试同考官、翰林院学士等职。吴凤藻擅长书法，风格挺秀，享誉京城。绘画兼工山水花鸟，秀雅绝伦，人称辦香王”。

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字声甫，一字均斋，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

翁同龢是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及第。此后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翰林院修撰、陕西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赞善、詹事府右赞善、右春坊右中允、右春坊右庶子、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其中任户部尚书最久，达十余年。在此期间，他曾充当同治帝和光绪帝的师傅，并两入军机处，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他尤其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被视为“帝党”的代表、晚清清流派中“后清流”的领袖。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变法图强，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草“定国是诏”，拉开百日维新的序幕。但不久即被勒令开缺回籍，百日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编管，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去世于常熟虞山，享年七十五岁。宣统元年（1909年）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由逊帝溥仪赐谥号“文恭”。

翁同龢擅长诗文和书画，尤其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被推为“乾、嘉以后第一人”。遗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被今人整理为《翁同龢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常熟翁氏自翁拱辰在明万历年间以举人入仕以后，成为科举仕宦之家。不过到翁同龢的高祖、曾祖辈又没落，直到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开始再次入仕。他的父亲翁心存考中进士，任职北京。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生于北京内城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翁心存时任翰林院侍讲。他的母亲许氏则是翁咸封的弟子许夔之女。翁同龢是翁心存与许氏所生的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1][86翁同龢从三岁就在母亲及哥哥姐姐的指导下开始读四子书，其中大姐翁寿珠在他的启蒙中出力最多。[1]翁同龢六岁时，开始在表伯朱启宇的私塾中读四书五经。道光十八年（1837年）冬，朱启宇病死，翁同龢在翌年正月转入常熟城内另一家由李惺园开办的私塾就读。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参加县试，考入常熟游文书院。同年，翁心存以孝养八旬老母张太夫人为由辞官在家，任游文书院的掌院，因此翁同龢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深造的。他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书，父亲还为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南明大臣瞿式耜在桂林狱中的诗文集。翁同龢十二岁时，父亲又聘请李元瑛教翁同龢作诗。同时，翁同龢还在父亲的书斋“知止斋”里广泛阅读宋元明清的各种书籍。当时正值鸦片战争，英军侵入长江下游，翁同龢一家曾到苏州和常熟郊外卫家浜避难。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到苏州府参加府试和院试，考中秀才（生员），升入府学苏州紫阳书院就读。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底完成学业，次年九月参加拔贡试，考中第一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翁心存奉召还京，翁同龢也随父亲进京，在北京与太常寺少卿汤修之女汤松结婚后，南下江宁，参加江南乡试，但落榜。其后返京，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参加礼部举行的贡试，朝考列一等第五名，并在复试夺魁，引见后被录用为小京官，分发刑部江西司行走，其后又充实录馆详校官。咸丰二年（1852年）九月，应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他在会试中落榜。同年于户部捐铜局报捐，引见后作为额外主事，仍在刑部江西司行走。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翁同龢再次参加顺天会试，中式第六十三名。复试列一等第二名。在接下来的殿试中，更是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翁心存也高升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子同朝为官。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二十一日，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潘祖荫），到西安主持乡试。兄同书授安徽巡抚。八月二十日，他又被擢为陕西学政。十二月十四日，他以足疾陈请开缺，回京调理，获旨允准，翌年四月底回到北京。十二月起复，受咸丰帝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翁同龢则侍奉翁心存前往房山避难，并应大理寺卿陈孚恩之邀，到寿佛寺练勇局办理团防事务。《北京条约》缔结后，派充文渊阁校理。同治帝继位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六日派充顺天会试同考官。十月派充日讲起居注官、实录馆监修总裁。十月二十三日擢翰林院赞善。在此期间，他的长兄翁同书因处理寿州苗沛霖之事不善，奉旨交部议处，两江总督曾国藩进行严参，将置死刑。为营救兄长，翁同龢四处奔走，而翁心存也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初六日去世，翁同龢遂丁父忧。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翁同书免死改戍新疆，途中又赴甘肃军营效力。[4]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服阕，三月补詹事府右赞善，分教庶吉士。六月二十七日，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十一月十一日，奉旨在弘德殿行走，负责教育同治帝。十月十三日起，又在懋勤殿给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二十七日，擢翰林院侍讲。翌年十二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十九日，递折吿假，回籍安葬父兄灵柩。十一月回京，擢国子监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夏，发生天津教案，他与孚郡王奕譓、李鸿藻等联衔上折，主张议和了结。六月二十三日，迁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日，擢内阁学士。十二月二十三日，母亲许氏去世，他回乡丁母忧。丁忧期间，他曾游览绍兴、杭州、上海等地，并参观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服阕返京，七月初六日在昭仁殿行走。十一月，同治皇帝病重，他与奕譓、奕訢、奕譞、景寿、文祥等联衔陈折，请慈两宫皇太后权理朝政。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驾崩，慈禧太后择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承嗣咸丰，年号光绪，再次垂帘听政。作为内阁学士的翁同龢奉命与潘祖荫等共同拟旨，潘祖荫主张“必书为文宗嗣”，翁同龢主张“必书为嗣皇帝”，王公大臣遂以两人意见定议。此后，他与王公大臣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章程。并奉旨与奕譞、载龄、荣禄等勘定同治帝惠陵陵址，其间与奕譞唱和诗数十首。最后择定沙石峪一处山地为惠陵陵基，接着奉派为惠陵承修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十一日，他以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复查杨乃武一案，以案中“疑窦甚多”，草折陈奏，驳令重审。在其大力坚持下，杨乃武案最后得以平反昭雪。十月十三日，派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十二日，奉慈禧太后㦤旨，与兵部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行走，负责光绪帝的教育。他陈折力辞，慈禧太后不准。他就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在养心殿教授光绪帝。此后，他充当光绪帝师傅二十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二十三日，他被擢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初九日，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二十七日，授刑部尚书，三月十七日调任工部尚书。适值边疆危机爆发，他开始涉入外交领域，于十一月下旬被指派参与中俄伊犁交涉的决策，主张“和局万不可破，战备万不可缓”，反对批准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又强调西安、汉中等处通商及松花江行船两事不可允。同时，他还参与中日琉球交涉的决策，反对总理衙门急于同日本订约，主张采取“延宕”之法。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初三日，奉派管理国子监事务，三月又办理慈安太后葬礼，结束后赏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他又参与筹议整顿八旗官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审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等事务。通过内政外交事务的种种历练，他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以“才弗胜任、于书房恐有贻误”为由，奏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未获允准。他进入军机处后，最棘手的事务是中法越南交涉，他主张将红河开放，允各国通商，但不得入中国云南境内，又要求与法国划红河而守，不过这些建议大多不为同僚所赞同。其后交涉破裂，中法战争爆发，驻越清军连战连败，慈禧太后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发动甲申政潮，罢黜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也包括在内，但所受责罚最轻，理由是“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当光绪帝的师傅。同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五十大寿，他的处分蒙恩取消，开复工部尚书等官衔。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户部尚书阎敬铭升任协办大学士，慈禧太后将翁同龢调补户部尚书。翁同龢闻命后说：“菲材当此剧任，可惧哉！”力辞不就，但未获准。此后直到离开官场，翁同龢在户部尚书任上干了近十三年。在此期间，光绪帝亲政，但许多事务都咨询师傅翁同龢。同时，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屡屡干政，翁同龢为此劝过光绪帝，意在“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翁同龢名列总办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大臣之一。他作为户部尚书，被内务府屡屡索要款项所折磨，而此时清朝财政吃紧，翁同龢处境困难。光绪帝以内务府大臣不能撙节，交部议处，于是翁同龢受到埋怨。翁同龢一度萌生辞职归乡之意，准备向光绪帝告退，但又觉得这样做“愧对圣恩”，所以继续留任。同年春，属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国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镇压起义，日本亦出兵朝鲜，使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六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以“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面奏光绪帝，光绪帝遂命翁同龢与李鸿章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一起会商朝鲜问题。翁同龢主张对日强硬，强调“倭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调东三省及旅顺兵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六月二十日，李鸿章请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调停中日争端，翁同龢代拟电旨，令李鸿章不得依仗俄人。又拟奏片，举荐刘永福、杨岐珍渡海戍台，并令袁世凯来京备询朝鲜事，均得到光绪帝采纳。七月初一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后，清军在平壤之战中惨败。翁同龢在军机会议上与李鸿藻抗论，以李鸿章事事落后，种种贻误，要求将李鸿章治罪。光绪帝听从其请，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拟奏片，一请准令湖南巡抚吴大澄召募湘军二十营赴山海关前线作战；二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得旨允准。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令其前往天津传旨，令李鸿章与俄使喀希尼续商中俄共保朝鲜。奏对时，他以“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并陈述此事“有五不可，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以畀之？”但慈禧太后坚持要他去天津，他就表示：“只有李某复词，臣为转述，不加论断。”九月二日，他在天津北洋大臣衙署传旨并严责李鸿章种种贻误状。九月初六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九月十六日，英国出面调停，要求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了结，奕訢、孙毓汶、徐用仪表示接受，翁同龢与李鸿藻力持不可，彼此发生争执。慈禧太后召见时，力陈“英使可恶，且所索赔款数目不知多少”，若日本不答应，“终归于战”，主张“宜催令各路援军速进，悬赏奖励九连城前线将士，催令北洋修好余舰，严守渤海”，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其后，他会同总理衙门向英商息借银一千万两，并保荐德国军官汉纳根用西法练兵十万，遭到荣禄等人反对，其结果是委任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三千人，开启小站练兵的先河。九月底，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奕訢为督办军务大臣、奕劻为帮办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荣禄、长麟同为会办军务大臣。十月初六日，翁同龢与李鸿藻、刚毅同补授军机大臣。十月十五日，英使欧格讷力荐赫德管理中国军队，孙毓汶奏陈此事。翁同龢力言“利权、兵权悉归于赫，毋乃太重”，表示反对。十月二十九日，因南、上两书房翰林编检上折呼吁停止太后万寿庆典活动。慈禧太后大肆报复，借口珍、瑾二妃“祈请干预”，将二妃降为贵人，扑杀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裁撤满书房，又下令裁撤汉书房，旋经翁同龢叩请，光绪帝请奕訢出面要求，暂予保留。十一月初八日，清廷命张荫桓、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议和。召见时，翁同龢力陈和战并行，利用三冬日军行军给养困难，建议起用刘坤一统率湘军向日军发动反攻，为和谈准备，获得批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张、邵被日本驱逐，清廷被迫以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临行前，李鸿章请求清廷授予其割地之权，翁同龢反对割地，宁愿多赔款。但李鸿章还是得到了清廷的割地授权。他还在二月初六日到贤良寺拜访李鸿章，告以“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要李鸿章坚持不割地。三月，日军进攻澎湖，台湾岌岌可危，翁同龢拨户部款五十万救济台湾，孙毓汶、徐用仪“议欲弃台”，翁同龢“力持不可”，指出“弃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不久，李鸿章将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议和条件通过电报传来，翁同龢闻讯流涕，并在光绪帝面前慷慨激昂地力争“台不可弃”，但其以恭亲王为首的他的同僚都主张弃台，恭亲王还嫌他过于“讦直”。光绪帝最终也只有允许李鸿章签订条约，并由翁同龢拟旨，要李鸿章再争取不割台北、牛庄、营口等地，李鸿章回复无法办到，光绪帝便命李鸿章定约。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缔结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翁同龢又两次与外商交涉借款，以支付对日巨额赔款。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逐渐走上对外交涉的前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六日，奉旨与李鸿藻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兼管同文馆事务。六月初九日，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十月初一日，胡燏棻调任津榆铁路督办，翁同龢与李鸿藻联名保举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宜，并从户部拨饷百万，支持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令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结束了二十多年作为光绪帝师傅的身份，同时也失去了与光绪帝在书房“造膝独对”的机会。同年，李鸿章出使俄国，与俄国订立《中俄密约》。翁同龢奉旨与张荫桓译述有关李鸿章与朝廷往来电稿，参与有关条文讨论，他认为订立此约“无谓”，持消极态度，但最终还是缔结。在此期间，他尽力阻止列强侵夺中国利权，如反对法国费务琳公司承修龙州铁路、反对容闳提出的借美款筹开中国银行的建议，同时支持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和修筑卢汉铁路，并从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交中国通商银行存储，五年后按年摊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十五日，他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同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入侵胶州湾，他与张荫桓奉旨办理对德交涉，先后八次赴德国驻华使馆，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交涉，他要求德国先撤兵，再开谈判，将教案、撤兵分为两事，分别办理。李鸿章擅自请俄国派兵代索胶州湾，翁同龢斥其此举大谬。翁同龢提议胶州湾由中德分占，湾口陈家岛归中国，海靖不允，欲独占全部胶州湾，并以下旗归国、与中国开战相要挟。翁同龢每次去德国使馆，都觉得很丢面子，十分生气，后来干脆不去。光绪帝劝他去德国使馆与海靖重开谈判，他当着光绪帝的面“语多愤激”，令同僚惊讶。奕訢、奕劻、张荫桓都主张屈服于德国，翁同龢与之抗争，但无效。翁同龢（中坐者）在北京常昭会与常熟籍京官合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请开办昭信股票，借民债，筹集对日偿款。翁同龢代表户部复议，认为事属可行，亲拟股票章程，前后共集得七百七十万两，仅及对日偿款千分之八。正月十三日，光绪帝索阅黄遵宪《日本国志》，翁同龢的回答令光绪帝不满意。光绪帝又准备允许外国公使觐见时，舆马可入禁门，翁同龢对以“不待请而先予，非礼”，却被光绪帝批评。二月十四日，因奕訢力荐，他奉旨与李鸿章一起同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三月初三日，参加中俄旅大租借问题交涉谈判，坚持删除俄方约稿中有关日后中国偿还船坞兵房等费和金州不入租界。[11]至铁路一条，力驳其“沿海至营口”要求。他见到各国图谋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便在一次召见军机大臣时建议大开口岸，先许各国屯船处所，然后召开大和会，订立盟约，确保各国不占中国土地、不侵中国之权，共保东方大局，但这种想法被同僚一致认为不切实际。三月初六日，翁同龢兼署吏部尚书。三月十三日，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欲在毓庆宫接见，准其乘轿入东华门。翁同龢以前星门百年来未曾启封、枢木沉陷、配殿极隘无容隙地等诸多不便为由反对，光绪帝不听，并予以斥责。四月十二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以外患日深，而国是未定，奏请诏定国是。四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奉命起草《定国是诏》，体现了自己“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主张。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欲于宫内见外国公使，翁同龢据理入陈不可，又遭光绪帝诘责。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布上谕，以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屡遭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为名，勒令开缺回籍，从此翁同龢退出官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三日。翁同龢离京回籍。王文韶、廖寿恒、孙家鼐、盛昱、张謇等故旧门生数百人前往马家铺车站送行。他在常熟住了两个月，又前往江西南昌看望翁同书的遗孀杨氏。到达南昌十余日后，就发生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再度训政，戊戌六君子遇害。翁同龢阅读邸钞，头昏目眩，辗转百端，并于八月十五日乘轮船赶回常熟。八月二十三日到上海，应恽莘耘要求留沪一日，得知北京近日情形，当听到谭嗣同等人密谋袁世凯发兵围攻颐和园胁迫慈禧太后，翁同龢说：“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心悸头眩，几至投地。”十月二十日，清廷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十二月，翁同龢移居虞山鹁鸽峰下新居“瓶庐”。月读《法华经》一周，读《易》《庄子》《荀子》诸书，临帖画、学隶法以消遣时日。同时，他仍关心中国时局和光绪帝的命运，常常与张謇等交换意见，在听说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消息时，为之“夙夜辄惊”“头眩心悸”“中怀如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北京，他欲前往开封迎驾，但无人为之先容，只好作罢。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下令将戊戌年革职人员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管束者一概释放。翁同龢见此消息，说：“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伏谒君门。”他虽免于管束，但并未开复原官。随后他坐船游览苏州、杭州、萧山。回家后，他就卧病在床，张謇曾在五月十八日到虞山探病，谈论立宪问题，翁同龢极力赞成。二十一日，翁同龢病危，向守候在身边的亲属口占一诀：“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又引用《论语》章句自撰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最后口授遗疏，委托张謇代书陈奏。遗命葬事从简，身后不得铺张。同日夜间逝世，葬于虞山鹁鸽峰祖坟西偏方向。翁同龢死后，庆亲王奕劻曾请求为他开复原官，被慈禧太后拒绝。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三日，在两江总督端方的请求下，翁同龢被清廷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在遗老邹嘉来、吴郁生等的请求下，逊帝溥仪追谥“文恭”。

潘祖荫（1830年－1890年），字东镛，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中国清朝后期官员、金石学家、书法家、藏书家。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内阁侍读潘曾绶之子。潘祖荫为咸丰二年（1852年）探花，授编修。累官至光禄寺卿。同治年间，任左副都御史等职。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八年（1882年），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任军机大臣。翌年以父丧解职。后又任兵部、工部尚书等职，加太子太保。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病逝，享年六十一岁。获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勤”。潘祖荫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攀古楼彝器图释》。[4]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人物生平

潘祖荫生长于京师（今北京），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他的祖父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潘世恩，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父亲潘曾绶，官至内阁侍读。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潘祖荫应顺天乡试，挑取誊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遭逢潘世恩八十大寿，道光帝恩赏潘祖荫为举人，准一体会试。咸丰二年（1852年），以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年），历任国史馆协修、候补侍读、实录馆纂修。咸丰六年（1856年），历任功臣馆纂修、会试同考官、侍读、咸安宫总裁、南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因捐备军饷赏戴花翎。咸丰七年（1857年），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讲学士。自入翰林后，潘祖荫“遇事敢言，飙举锋发，不顾忌讳”，抨击腐败官员，保举真才，提出纾解危机的建议。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他力主议战用兵，恳请“以该夷罪状布告天下”，“将媚夷辱国之粤东疆吏立置重典”；又请增加八旗兵食，以固巡防。[3]此后历任陕甘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咸丰九年（1859年），升任大理寺少卿。咸丰九年（1859年），因贪污而遭革职的原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不服处分，上都察院诬告，矛头直指正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倚重的幕僚左宗棠。两湖地区的满族官员趁机把京控事件闹大，以打击湘系汉族官僚。潘祖荫受郭嵩焘之请出面营救，于咸丰十年（1860年）三次上疏，竭力为左宗棠洗冤，称该案为同僚间私愤畛域所致，“楚南一军”，“所向克捷”，“皆在宗棠规画之中。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并请求对左宗棠“酌量任用岣，终使左氏安然无事。不久，左宗棠被起用，襄办曾国藩军务，遂独当一面。[3]

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英法联军再陷大沽炮台，天津被占，京师危急。咸丰帝准备北巡木兰围场避难，潘祖荫三疏谏止，担心咸丰帝出都城会“生心萧墙，变起种种”。咸丰十一年（1861年），潘祖荫署宗人府丞。上疏议郊配大礼，请皇帝按圣制永垂法守。同年，同治帝下诏求直言。潘祖荫着重谈论改革弊政之道，先后密陈“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通钱法”五事及时务四条。这一年，他上奏弹劾了江北收捐税、坑害百姓的候补盐运使金安清。撤了金安清的职。又以只谋权而不办事请求撤消各省设立的团练大臣，节省无用开支。后出任顺天乡试副考官，官任户部侍郎。直到同治年间，潘祖荫先后弹劾了一批“持禄养交”“骄蹇不法”的官员，如：钦差胜保、直隶总督文煜、提督孔广顺、总兵阎丕叙等。因此，潘祖荫“直声震朝端”。同治元年（1862年），潘祖荫充任光禄寺卿，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奉旨将历代帝王政绩、史迹择其可借鉴的作简明注释，和其他几位官员共同汇集成册。御赐书名《治平宝鉴》，这是一部有关前朝善政的范例。由于捻军兴起，他奏请在徐州这个四省交界处添设重镇、组织团练，辅助招抚，用坚壁清野之法扼制捻军。[3]这一年，潘祖荫以光禄寺卿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

同治二年（1863年），任宗人府丞。楚军进逼太平天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又力请严通州、靖江、泰兴等处江防，以断太平军出入。清廷夺得一些江南郡邑后，潘祖荫即请减该地赋额，获旨准减三分之一税额。

同治三年（1864年），潘祖荫在会议何桂清罪过时未列衔，由于上述原因，受牵连，遭部议受贬。后起用，补都察院左副御史、署理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同治四年（1865年），恭亲王被劾获谴。潘祖荫提出虽然恭亲王咎固难辞，而功劳足纪，而且重臣进退关系安危。希望给恭亲王悔过机会，也不至于使朝纲大乱，后世迷惑。而后，潘祖荫任礼部右侍郎。同治五年（1866年），他任刑部右侍郎、左侍郎，补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同治六年（1867年），授潘祖荫工部右侍郎，潘祖荫奉命赴盛京（今沈阳）察看皇陵建筑。同治七年（1868年），潘祖荫署理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他进呈《篆书说文》《艺文备览》各四函。同治帝为潘祖荫赐文绮。任经筵讲官。

同治八年（1869年），潘祖荫转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同治九年（1870年），潘祖荫署吏部右侍郎，因捐备军饷，赏正一品衔。同治十年（1871年），潘祖荫任会试知贡举，武举会试副考官。次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随御驾谒东陵，潘祖荫丢失户部行印而革职留任。他任顺天乡试副考官，因中举的徐景春文理荒谬，而他有偏袒之嫌，被革任降二级调用。同治十三年（1874年），特旨赏潘祖荫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不久，开复处分。[3]因为进赋册为慈禧太后祝寿，得以候补侍郎。光绪元年（1875年），潘祖荫授任大理寺卿。次年，授任礼部右侍郎。光绪四年（1878年），潘祖荫调户部。光绪五年（1879年），工部右侍郎，又调刑部。出任玉牒馆总裁，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三库事务。潘祖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等职。是年，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为同治帝立嗣统，言词激切，众人多讳之。潘祖荫深感：“已愧死，尚忍没其遗章耶！”乃将其遗疏呈上，旋受命与议其事。光绪六年（1880年），任国史馆总裁。内宫太监与午门护军发生争哄扭打，酿成午门案。慈禧一力袒护太监，给潘祖荫必杀护军的面谕。刑部讯得实情后判定护军无罪，潘祖荫即据实上奏，并有“倘太后必欲杀之，则自杀之耳，本部（潘祖荫自称）不敢与闻”等语，激怒慈禧，遭痛斥。潘祖荫不得已先后四次曲法改判，都以判罪太轻为两宫否决，但终使护军免于死罪。同年，参预解决中俄新疆纠纷，翌年（1881年）与俄国交涉定约后，提出条陈，上奏善后五事：练兵、简器、开矿、造船、筹饷。光绪八年（1882年），潘祖荫任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行走，兵部尚书，江西学政。光绪九年（1883年），丁父忧。潘祖荫多次典试，他提倡公羊学说，会试应考举子一般投其所好，以取功名。光绪十年（1884年），潘祖荫坐船过河直登山顶，以宋元为限，拓考无法区分，瘦羊亲经得百作种，编次为《虎阜石刻仅存录》一卷。光绪十一年（1885年），丁母忧，服阙。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署兵部尚书。潘祖荫对“请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的疏请，疏奏他的主张：“远遵其义，近禀圣谟。”因二儒为转相授受之本师，认为以现在标准应当考虑和为了从祀者。举出理由有：国朝学有根柢，以二儒为最；二儒为授受本师，当为从祀者；圣主，贤臣无所致疑，以二儒“为准成宪，师儒得民”为天下之治的根本。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初，潘祖荫擢升工部尚书。光绪十三年（1887年），充管理八旗官学大臣，兼理顺天府府尹事务。[3]议增建贡院。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帝大婚，赏潘祖荫太子太保衔，并加二级。此年浙江水灾，奏请拨万两赈银，捐廉为本籍助赈。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工部尚书出任会试主考官。六月，京师淫雨为灾，顺天二十四州县无一幸免。潘祖荫与府尹筹放义赈、添设二处粥厂。秋季，潘祖荫患病，仍不忘上奏请拨银米以备灾民过冬，光绪帝答应他的请求并施行。潘祖荫病情更严重，不得不告假，三日之后，潘祖荫积劳病故，享年六十一岁。临终前还对府尹陈彝“谆谆以公事相托”。清廷赐他谥号为文勤，赠太子太傅。潘祖荫去世后，京畿灾民“闻之痛哭，声震郊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宝坻（今属天津市）绅民感其救灾功劳，特建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潘祖荫研索钟鼎、篆、隶书法文字，往来籀分。一次，闻听有碑石，他欣然前往一览，在篆床后壁间，秉烛细观，连垢面也顾不上，花五百金购回。潘祖荫尤其注意吉金，他所藏钟鼎彝器之类多达五百余件，成为当时收藏吉金的第一家。鲍子幸曾经与潘祖荫论好古象币者之弊有三：矫、痴、诬，潘祖荫为之失笑。被人称作金石学家。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孝钦皇后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金石收藏家。“滂喜斋”、“功顺堂”是他的藏书室。曾用三百金购得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潘祖荫对人说“此世罕见本，我买得便宜。”在他死后，北京琉璃厂书店检点成《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收藏极富，所藏图书、金石甲于吴下。光绪九年（1883），延请学者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所藏书籍。“滂喜斋”中金石、图籍充栋。叶昌炽因而尽窥他家藏秘籍。他每读一书，则录成题解，成《滂喜斋读书记》2卷，另有《滂喜斋藏书记》，著录141种宋元刻本、明初本、日本、朝鲜刻本。《滂喜斋宋元本书目》著录其收藏的宋元本127种。学者王季烈亦作有《滂喜斋藏书记》，记其“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椠，皆尽廉俸购之四方”。其购藏的宋元秘籍达近百种，和张之洞、刘喜海、李慈铭等知名学者有深交。因收有宋本《金石录》10卷本，相继被冯文昌、江立、鲍廷博、阮元、赵魏、汪諴、韩泰华、甘福等著名藏家递藏，且各藏书家均刻有“金石录十卷人家”藏书章。光绪间，与江标等人先后刻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叙古书源流较详细。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滂喜斋丛书》4函，收书50种，汇集清代人经学、金石、笔记等著作，并收有同邑前辈乡贤和同时朋友的诗文集。《功顺堂丛书》18种，搜采范围和体例与前者类似。其中如沈钦韩、王绍兰几种经说著作、潘柽章《国史考异》，均为考订精审之著作。藏书印有“八求精舍”、“龙威洞天”、“分廛百宋”、“迻架千元”、“金石录十卷人家”“佞宋斋”等。[1]

潘祖荫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他的金石收藏甲于吴中，闻名南北。此外，潘祖荫通晓经史。生平著述不多，他刊印了他的一些游记和诗作。著有：《滂喜斋丛书》。潘祖荫擅长书法，与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称为书法“苏州三杰”。在目录学和考古学上，他常与吴大澂切磋心得。另据传，说潘祖荫设同乡“关场宴”，他以新得一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他特撰写“眉寿鼎图说”，赠来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撇开常解，以鼎训诂考题。等金榜揭示后一看，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赴宴得图说的人。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古董的嗜好。在收藏界，人们叫他“潘神眼”。他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大盂鼎目前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中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

李鸿裔（1830年-1885年），字眉生，别号香严，晚号苏邻。四川中江人。近代诗人。李鸿裔的父母早卒。其16岁时入县学。17岁补廪生。咸丰元年（1851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之后屡应礼部试皆不中。咸丰十年（1860年），应邀入胡林翼幕。胡氏卒，又入曾国藩幕。同治三年（1864）后，历任十府粮道、粮台总办善后局总办、淮阳徐海兵备道。继而简授江苏按察使，以耳病未赴其任，又赏加布政使衔。遂卜居苏州网师园，。40岁后杜门谢客，唯以读书为事，治毛诗、三礼，亦旁及金石文字、老庄及释氏之书。常野服朱履，徜徉于花木泉石之间。平生以经世之学及经学为主，亦以余事为诗。[1][3]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去世。李鸿裔的诗多题图及友人赠答之作，有《沪上杂诗》二十余首抒写对于上海崛起、中外杂处的感受。倪豹岑、敖金甫称其诗：“才气飞动，造词浑雅，穿心镂肝，雅近李长吉，高华鸿朗，又似高青邱”。李鸿裔著有《苏邻遗诗》二卷、《苏邻遗诗续集》一卷。

人称他才高学赡，受曾国藩器重，遂投至于曾国藩幕下，参与机要。与忠州李士棻、剑州李溶并称“四川三李”。曾任十府粮道，因镇压捻军起义军有功，补官为徐海道。后又擢为江苏按察使，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赏戴花翎。以耳疾辞官。居于苏州，因得瞿氏“网师园”，重加整修后，更名为“苏邻小筑”，内设有“万卷堂”，用以藏所收之书，有藏书4万余卷，蓄三代彝鼎、汉唐以来金石碑板、法书、名画以自娱。与吴县潘祖荫、独山莫友芝等名家友善，交谊极深。藏书印有“郪江李氏”、“苏邻鉴藏”等。长于书法，工于古诗文，治经之余，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著《苏邻诗集》。诗作：李鸿裔《怡园》

叠石疏泉不数旬，水芝开出似车轮。

石幢一夕桃花雨，便有红鱼跳绿萍。

描绘的是苏州园林中的《怡园》，“鱼戏莲叶间”的美丽景致。

陈荣昌（1860－1935），字筱圃，号虚斋，又号铁人，返里后，更曰困叟，别号逊农，一号桐村，昆明人。云南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和书法家。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督学贵州，迁山东提学使，归主讲经正书院，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一度任福建宣慰使。工书法，自始即摹颜真卿、钱澧，晚更变而学米，学汉魏南北朝碑版。著有《虚斋诗集文集》、《桐村骈文》、《滇诗拾遗评选》、《剑南诗钞》、《东游日记》、《老易通》、《桐村词》、《明夷子》等数十种。

陈荣昌幼失父怙，少则颖慧，及长则勤勉。陈荣昌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陈惟恺，清道光丁酉年（1837）举人。曾经担任过江川与镇沅县的训导，东川府（会泽）的教授。训导和教授是古代设置在地方官学中的学官，辅佐地方知府，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在清朝为从七品。

1868年，陈荣昌8岁时，父亲在会泽久病不愈，病重之时，父亲把年幼的陈荣昌叫到身边，嘱咐道，你8岁年孤且贫，怎么能继承父亲的意愿读书，希望你以后改作经商，或者帮人做劳役，以求养家糊口。听后，陈荣昌痛苦不堪。母亲把陈荣昌叫到一边，坚决地说，即便你父亲不在，我也要设法供你读书。

陈荣昌的父亲病逝后，会泽孟光铎招陈荣昌兄弟3人，授业于门下就读，同情陈家家庭贫困，不收束修（拜师费和学费）。孟光铎劝慰曰：“勿易业，勿行束脩，吾受府君托，当负阙责。”

1872年，陈荣昌12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招县署读书。

1874年，14岁时，陈荣昌一家返回昆明。

光绪八年（1882），应乡试，22岁的陈荣昌考中乡试第一名解元。

次年（1883）中二甲第27名进士。陈荣昌终身不忘恩师教诲，在贵州任提学使期间，多次寄来银两以报师恩。孟光铎回信勉励曰：“利之为祸烈矣，一堕其中，虽至三公必无事业。”陈荣昌一生为官，清贫廉洁，与此不无关系。

陈荣昌生于会泽，育于会泽，学识渊博，精于书法，擅长诗文。书法以颜真卿、钱南园为宗，正楷端庄遒劲。为颜派、钱派后起之秀，有“滇南第一大手笔”的美誉。曾师从于会泽的孟五先生，得力于钱南园，其作法度严谨，传世作品丰厚，在会泽留下了“护国首义匾额”、《为会泽老人会髯碑》文、城隍庙匾额、刘锟诰封碑文、墓志铭等众多墨迹。

1904年，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唐继尧也被纳入了府县推荐之列。唐继尧留学日本，提名举荐的便是陈荣昌先生。唐父送唐继尧到省城昆明考试，并带儿子拜访自己在会泽念书时的同学、时任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进士陈荣昌，请教一下唐继尧的“志愿”该怎么报。陈荣昌看重实业，劝报工科，唐氏父子听从了其建议。不过在到达日本后，唐继尧觉得军事是救国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干脆改学陆军，并给家里报告：“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

陈荣昌国学功底深厚，是一位知名的文献方志学家。清末担任国史馆协修，参与《清史》编纂工作。1914年，在云南省长唐继尧的倡导下，成立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刻工作，他被聘为名誉总纂，并担任《续修昆明县志》总纂。《云南丛书》1212卷，该项工程由启动到结束，历时30余年。这对云南地方文献的系统整理、保存与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丛书被誉为“滇省文献的荟萃”和“云南的四库全书”。

1927年5月22日，唐继尧辞世，一代文宗陈荣昌先生同时作了一副著名的挽联：“治滇无善政，护国有奇功。”昆明圆通山唐继尧墓碑：“会泽唐公冥赓墓”和墓联“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便是陈荣昌所书，其上联引自杜甫的诗句，下联引自李商隐的诗句，下联中“储胥”二字，是指军队的营盘和将帅的营帐。这样的配联，既贴切又高明。其字法度庄重、笔力遒劲，其风高古，为书中上品。陈荣昌先生的书法可窥一斑。

云南大学会泽院始建于1922年，是昆明较早的大型法式建筑之一。它以云南都督唐继尧的籍贯会泽命名，依坡而立，坐北向南，气势雄伟，巍峨肃穆。楼内大厅正中墙内楷体镌刻的铜碑《会泽唐公创办东陆大学记》长宽各1米有余。碑文为陈荣昌于1927年9月所书，旨在纪念同年5月去世的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前身）创建者唐继尧。

1927年，在会泽西南的龙潭湖，会泽首义楼始建，因唐继尧当时为八省联军的抚军长，又称“抚军楼”。陈荣昌为其题写了匾额:“唐公讨袁，摧其帝制，天下同声，称曰首义，再造共和，报功莫二，爰建斯楼，昭于无暨。”落款“全体会泽民众，昆明陈荣昌书。”首义楼已毁，匾额现藏于会泽文管所。

陈荣昌毕生致力于教育，门人中多有俊才豪杰，如状元袁嘉谷、李坤、唐继尧、李根源、赵复祥等。为官清廉，并乐于公益事业，对求书者所予润笔费均悉数捐助他人。

晚年贫困而卒。

陈荣昌（1860—1935），字筱圃，号虚斋，又号困叟，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学（学政）贵州，迁山东提学使（正三品），云南学务公所议长等。他是云南文教界的一代宗师，曾担任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国学专修馆馆长。状元袁嘉谷、陈古逸、张学智、李根源等都是他的门生，可谓“门生才俊盈天下”

陈荣昌工书法，自始即摹颜真卿、钱南园，晚更变而学米（米芾），学龙门十九品。其仿颜书孔明庙古柏行，草书飞动，是为杰作。卒年七十六。门人私谥“文贞”。著有《虚斋诗集》《虚斋文集》《桐村骈文》等数十种。

陈荣昌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袁嘉谷称赞他“无一不学，无一不精，尤以钱南园为宗，颜鲁公之后，南园一人而已；南园之后，公一人而已。”其墨迹当时即被视为至宝。昆明古迹、园林中还保留有他的匾联、碑铭，遗墨甚多。绘画方面，尤长于画马，他的门生顾视高《题陈虚斋师画马》首二句云：“吾滇画马两大手，南园而后曰困叟。”

陈荣昌先生于经史百家、六朝唐赋、古诗文辞皆研习甚深。为《云南丛书》名誉总纂，终身收集整理云南历史文献、先贤遗著，诗文被公认为“滇南一大手笔”。其书法作品传世很多，华亭寺很多楹联匾额，尤以大雄宝殿最多，便是其所书，其字法度庄重、笔力遒劲，其风高古，为书中上品，于他的书法可窥一斑。

陈荣昌于1921年61岁时皈依佛门，长斋念佛。专修净土宗，人有笑其痴者，因自号“痴和尚”，并做《痴和尚歌》以释之。虚云听闻他念佛，“因赠佛像佛书，且告以念佛之法”。

1922年，陈荣昌受虚云的嘱托，为其庶母王氏撰写了著名的《尼妙净留偈记》，文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虚云的个人情况，而且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妙净比丘尼（王氏）圆寂前留给虚云的两个偈语，表达了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无限眷恋，和对虚云出家之后五十年断绝音讯的无限伤感。虚云得知家中的变故之后，不禁悲喜交集。悲伤的是庶母的养育之恩今生没有报答，喜的是庶母出家四十余年，在命终之时心不颠倒，结跏趺坐，即是往生西方的征兆。

1923年，陈荣昌与释莲洲、释平光，居士赵藩等在圆通山接引殿结“螺峰莲社”弘扬净土宗，并出资刊印《龙舒净土文》《安士全书》供信众学习。

陈荣昌是昆明佛教界的一位大护法，为提倡佛学，将自己的菜园捐出，向农林学校换回占用耕植的胜因寺地基，改作华亭寺下院。1932年云南省教育厅以“借用”为名，准备在胜因寺修建昆华师范校舍。陈荣昌上书省政府主席龙云和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指出“荣昌崇信佛教，当时以虚云法师能恢宏佛法，故愿舍园易寺，捐做下院”“荣昌家本寒素，及今老矣，仅有此舍园易寺，捐做下院，以倡佛学。”在他的力争下，“借用”一事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此册页共十四页，其中：状元一页，榜眼一页，探花一页，布政使一页，进士陈荣昌十页，可谓难得的书法精品！！！，在此与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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