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

为什么古人书写时,要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来写?

第一,这种“从右到左”书写的现象,只是在古代有了“横幅牌匾”情况下才变得明显,发量出现于唐宋和以后。

第二,古时,长期盛行的是“竖书”成行,而非“横书”成行,一直到清代亦是如此。

第三,当然,“竖书”成行,也是从右到左。唐宋出现的“横书”从右到左,也从此习惯而来。据说,魏武曹操是比较早“横书”之人。

第四,“竖书”包括后来的“横书”从右到左,或与古人“以右为上”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由古人的书写方法决定的。

古人确实“以右为上”“以右为大”。

《汉书.公孙弘传》曰:“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注》云:“师古曰:‘右亦上也,祸乱时则上武耳。’”这是说,和平守成的年代以文为上,祸乱时期则以武为上。“右”即“上”,亦通“尚”——崇尚。

又《循吏传》曰:“文翁以为右职。”《注》云:“师古曰:‘右职,县中高职也。’”不仅在“县中”,凡“右职”皆高于“左职”,如“右丞相”高于“左丞相”。

“以右为上”,到现在仍然如此。而且,是国际惯例。比如,会见同等规格外宾,客人均被安排在主人的右手一边。

(战国帛书)

古人这一习惯,在“竖书”情况下,形成从右到左“排行”,应该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是说在古人编排书写过后的竹木简时的作用。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殷商时期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而且书于竹木简之上。但无奈竹木简不便保存,契刻于甲骨的卜辞相当一部分保存下来了,而使用毛笔的痕迹,只略见于少量龟甲牛骨之上。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此亦为例证。

小篆的“册”字,来自甲骨文无疑,就是用绳子串编起来的竹木简。

3000多年前的“大邑商”一带,气候温润潮湿,象群尚且密布,竹木无异繁多,这是制作竹木简的物质基础。

(马王堆汉墓帛书

古人在竹木简上写字,皆为左手握住事先削制好的竹木简,右手持笔书写。这个时候,只有“从上到下”,还没有“从右到左”一说。

写完之后,相关内容的竹木简要“整合”在一起,从海昏侯墓出土的竹木简看,一般是由三四条绳索编起来。孔子有“韦编三绝”的成语传世,说的是孔老师看书多,翻来覆去把编竹木简的牛皮绳都弄断了。看来,当时串编竹木简有可能用牛皮绳,抑或用麻绳。

串编起来的竹木简,称“篇”,即“一篇文章”之义。一“篇”或多“篇”,皆可称“册”或“策”。大“册”,就是“典”,或曰重要的王室文献,束之高阁——放在架子上的,称“典”。

“篇”“册”“典”编排的时候,遵循的是“从右到左”的顺序,这是“以右为上”。

(据称是曹操建安十二年书于汉中石门栈道的“滚雪”,因邻水而省略“滚”字“三点水")

最晚在战国时期,古人开始用丝织品“帛”来书写,或“写书”,加上前面用竹木简,统称“书于竹帛”或“书于简帛”。

写于丝帛,不必写满一条竹木简再换一条,可以“连续作业”了。

这个时候,仍然“竖书”,亦仍然分行是从右到左。一方面,是过去串编竹木简的“以右为上”的成百上千年习惯使然;另一方面,是写于丝帛的书写方式决定的。

“书帛”之“帛”,一般约现在的一尺宽窄,卷成一卷,左手持“卷”,右手书写。

这样,竖着写完一行,便要转动帛卷。刚写完的墨迹未必会干,因此,由左向右旋转且把刚写过的甩在外面,是最佳方式。如果写完一行由左向右另起一行,未干字迹就很可能被握卷的左手涂抹了。

(山海关匾额,据说书于明代)

“书帛”长约二三尺或三四尺,这要由文章长短而定。一张不够,就再换一张丝帛继续写。写好的,称为“卷(juàn)”。书卷之“卷”,由此而来。这是帛书与简书的“篇”“册”或“策”的区别之处。

帛书三十卷,称“帙”。

简帛之书,又皆可称“籍”。“书籍”一词由此而生。

要说的是,丝帛先“卷”后“书”,手持而写。东汉以后,书于纸张成为“时尚”,但上述的书写方式,一直从开始延续到宋初。

(康熙御笔“避暑山庄”)

北宋的时候,古人们才开始“伏案而书”——把纸张铺放在桌子上写字。

有现代画家画司马迁挑灯“伏案”著作《史记》,尽管席地而坐,桌矮似几,这也是严重违背史实的。

可以去看看隋唐古画,当时虽然有了桌子,但半高不矮,仅仅放置杯碗等什物,并不用来写字。那时的桌子,尚无“写字台”之用途。

司马迁这样写《史记》,可能性甚微)

转动丝帛书写,还带来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书写时必须不断挫捻转动笔管,这也就是王羲之“笔势篇”中告知儿子王献之“勿播于外,缄之密之”的所谓“笔法”。随着北宋逐渐盛行“伏案而书”,这种“笔法”,也就逐渐失传了。

关于何以“从右至左”书写,古人也琢磨过。

唐代释道世著有《法苑珠林》一书,亦名《法苑珠林传》或《法苑珠林集》。其十五《逰学部.召师》云:“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庐,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此为佛教人士,又晚居唐代,此说参考价值就极低了。“左行”,即指“从右至左”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