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一天，江苏一家国企单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单位领导特意吩咐，全体员工不得缺席，讲座中途不得离场。作为单位员工，小伙姚一群有些无奈，但还是听从领导安排，参加了讲座。
这场讲座的主题为“讲述党的隐蔽战线的红色历史”，讲座开始后，当姚一群听到主持人介绍主讲嘉宾时，他才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原来坐在主席台讲演的，正是我党传奇特工沈安娜。
沈安娜是中央特科的一员，她以中共特工的身份潜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国民党高层会议的速记员。她源源不断地传递情报，数次挽救中共于水火之中，十年间未被发现，贡献极大。坊间曾笑谈：上午蒋介石在会议上说的话，下午共产党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沈安娜的杰作，她也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安部工作，1983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后，她的身份才被公之于众，在安度晚年的同时，也出席一些红色讲演活动。
2001年，已是86岁高龄的沈安娜，受邀来到姚一群所在的单位发表讲演。活动期间，这位传奇女特工侃侃而谈，提起了许多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台下员工听得津津有味，掌声频频。
然而当沈安娜提到“老板”“小开”等几个中央特科领导人代号时，台下的姚一群变得不淡定起来。他恍然觉得这几个代号十分耳熟，细一琢磨，竟是从父亲那里听说过。
父亲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会知道这些代号？讲座一结束，姚一群便迫不及待地找到沈安娜，怯懦地问道：“您是国安局领导，如果方便的话，查查我爸身份。”
沈安娜大为惊诧，连忙让姚一群将他父亲请了过来。在沈安娜的凝视下，这位老人缓缓讲出了自己的经历......
参加革命，最后一名特科战士
一直以来，中共领导的中央特科都是一个神秘组织，直到近些年资料不断解密，我们才管中窥豹，了解了一些内情。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总理一手创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情报机关。它的前身为武汉特务工作处，成立于1927年5月，工作处成立的初衷，是保卫中共领导人安全、传递情报、暗杀特务以及铲除叛徒。
不久后，由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特务工作处被迫撤出武汉，迁往上海，改名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有8年时间，但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无可匹敌，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特工。
中央特科的衰落，始于1931年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供出了大批地下党员名单，致使我党在上海的活动遭受毁灭性打击。绝境之下，周恩来被迫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带领上海党组织转移到中央苏区。
从此之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举步维艰。1934年，中央特科吸收了最后一名特工，他的名字叫姚子健，正是姚一群的父亲。
姚子健和沈安娜是同龄人，出生于1915年。他家境不错，父母在江苏宜兴经营着一家茶馆。因此姚子健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就读于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
姚子健读中学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义愤填膺，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势浩大的游行激怒了国民政府，姚子健的学校被迫停办。
接下来两年，姚子健在江苏老家蛰伏，于1933年考入上海中央测量学校。在上海期间，他和同乡舒曰信走得很近，舒曰信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姚子健也参加了共产党。
1934年，姚子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测量总局工作。他的工资很高，每月能领到28个大洋。但他的入党经办人鲁自诚告诉他，打入国民党参谋本部，必定利用一切机会为我党搜集情报。姚子健听从指示，主动申请调去了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的部门。
传递情报立大功，却不知道上级是谁
姚子健工作的地图管理室，在国民党职员眼里是个没有油水可捞，没有晋升前途的部门。这里低调冷清，适合“老弱病残”养老。可也正因如此，十分适合姚子健的潜伏。
那姚子健的工作究竟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据记载，张学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送给周恩来三万大洋，但在周恩来眼里，张学良送来的一本彩色中国分省地图册更加重要，是红军紧缺之物。
另外，国民党“围剿”红军时，参谋本部都会指着地图制定进攻路线。姚子健利用这个细节，可以提前预知国军进军方向，提前向组织汇报。毛主席能四渡赤水出奇兵，也离不开姚子健的情报支援。
当然，为了隐藏身份，姚子健会借来参谋部的地图，偷偷进行备份，然后藏在身上带回家中。
当时姚子健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中央特科，只和入党介绍人舒曰信单独联系。每次拿到情报后，他会从南京坐火车来上海，将地图交给舒曰信后再折返。
舒曰信不在家时，姚子健会把地图交给他的妻子沈伊娜，这个沈伊娜正是红色特工沈安娜的姐姐。
舒曰信夫妇离沪后，姚子健的联络人又换成了“熊先生”。“熊先生”多次向姚子健发送指令，在工作上为他提供帮助。但这个“熊先生”本名叫什么，姚子健不知道，至今仍是个迷。
同时姚子健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属于中央特科，还是属于华中局、华南局？但他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情报是否能及时送出去，是否对组织有用。
从1934年到1938年，姚子健打入国民党内部期间，将大量地图、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中央苏区、陕北，为我党研判敌人进攻路线做出巨大贡献。
1938年4月，在熊先生的指示下，姚子健离开南京，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他刚去香港没多久，就受到一张便条，安排他去延安。便条内容是：姚子健同志热情抗日，已为我党工作多年。署名：小开。
2001年，沈安娜出席讲座时，提到了“小开”这个代号。姚子健的小儿子姚一群立马回忆起来，父亲曾多次提过这个代号，才意识到父亲身份不简单。后经国安部查证，这个“小开”竟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特工，每个人都有代号，比如周恩来的代号是“伍豪”，陈云的代号是“先生”，康生的代号是“老板”。潘汉年作为中央特科后期负责人，代号“小开”。
2001年儿子参加讲座，身份被揭开
潘汉年写给姚子健的便条，就是他的介绍信。数日之后，姚子健和几名同志从香港出发，在专人的护送下前往延安。来到延安后，姚子健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终于结束了潜伏任务，成了明面上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重回老本行，先后在工业部雷达局等部门工作，以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的身份离休。
姚子健离休后，由于中央特科并未揭秘，他从不对别人提起自己担任特工的经历。只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偶尔会提及当年领导鼓励的话，用来激励孩子们成长。当然，他不知道这些领导的名字，只能用“熊先生”“小开”的代号代替。
2001年，姚子健的小儿子姚一群参加公司举办的讲座，听沈安娜谈起这几个代号。他大为吃惊，讲座一结束便拜访沈安娜，说明事情原委，请沈安娜和父亲姚子健见一面。
两位老人见面后，姚子健侃侃而逃，道出了当年当特工的经历。沈安娜惊喜万分，直言：“你提到的上级舒曰信和沈伊娜，正是我的姐姐姐夫！”
随后，沈安娜判断说：“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应该属于中央特科这条线。”
送走老人后，沈安娜立即向国安部做了汇报，请求帮忙查证。查证结果很快出来了，证实姚子健老人是中央特科特工。
不久后，姚子健老人得到了中央的追认和嘉奖。在官媒的介绍里，他被称为“最后一位特科战士”。
2018年，103岁的姚子健在北京去世。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去世波澜不惊。可了解过那段红色历史的人，深知姚老的去世，代表着一段传奇历史的终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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