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一位学者叫董仲舒，是一位研究《春秋》公羊之学的大师。他广泛吸纳战国以来逐渐流行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乃至民间信仰，建立起神学的儒学体系，为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做了理论辩护，受到皇帝的敬重。正是在他的极力倡导下，从国家层面开始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运动，使得儒学上升为官方的正统学说，确立了儒学在古代文化的主流地位。

在董仲舒构建的宇宙论体系中，“天”是最高概念。他说，“天者，群物之主也” ，认为天是万物化生的本源和依据，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灵，众神之中最大的主宰。“天”在董仲舒那里被神化了，但他论及天之道时，仍然使用阴阳、四时、五行等观念演绎。

董仲舒以阴阳、四时、五行论天的运行规律。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地万物本是一体，本为一元之气。在这一气中包含了阴阳、四时、五行的分化。气先分阴阳，再分四时，再分五行，然其合仍为一。

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阴阳是万物化生的起始与基源。“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阴阳的出入起伏就产生了“四时”，“四时”又与“四方”、“五行”紧密联系。五行又以生克规则表现为“天次之序”。天道的运行规律就是阴阳、四时、五行的流行交替、生克制化。

董仲舒的宇宙论为仁、义、礼、智等道德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天造万物，人居其中，是天造物中的最完满者。人之为人本于天，所以人上类于天，禀受了天之精粹，受天数之全。所以得出结论说：“为人者天也”，“天人一也”。人与天是合一的，天的德性、或天数，全部赋予到人身上，这叫“人副天数”。

为了进一步解释人性，他说：“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人的贪欲、仁心共存于人的本性之中，犹天之有阴阳二气。由于人性有贪有仁，所以人性有善有恶，或可善可恶。人的本性有贪有仁，可善可恶，而人追求仁、善的根据也在于天。因为，天之德是仁。“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 天覆载万物、长养万物，都是为了人类，这是天之仁德的体现。天立王，施教化，使人为善。

董仲舒又以“天”作为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根据。他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从而以阴阳副伦理，提出了“三纲”之说。

董董仲舒又提出了阳尊阴卑的理论，认为自然界中阳的事物总处于主导地位，而阴的事物只起到配合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天然合理性、正当性。三纲说虽然承认阴阳双方的互补性，但突出强调了君、父、夫的主宰地位。这种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逐渐发展成禁锢人们精神思想的桎梏。

健康的人伦关系，应该建立 在平等、独立的人格基础之上，所以，就需要对三纲说进行批判性反思，恢复五伦思想所体现的双向伦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人伦关系的各方既享有权利，也拥有义务。不能片面宣扬愚忠、愚孝，以及单纯强调义务的妇德规范。这些是属于封建文化中糟粕类的内容，需要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