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在主席的众多秘书之中，陈伯达不仅是任职时间最长的，而且也是成就最高的。另外，陈伯达在理论宣传方面颇有才华，撰写了产生很多深远影响的文章，是一个“笔杆子”式的人物。

1927年4月，陈伯达在上海加入了我党，不久后，他就被送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苏联回国后，陈伯达主要活跃在北方，在北平、天津等地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1937年，陈伯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陈伯达迅速受到重用，他很多独到的见解，也引起了主席的兴趣。1939年，陈伯达成为主席的秘书，自此之后，陈伯达一共给主席担任了31年时间秘书，直到1970年他被隔离审查。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建国初期，他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创办《红旗》杂志，并担任了《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与《人民日报》齐名，是那个年代的“两报一刊”之一。

陈伯达真正登上政治舞台是在1966年，这一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担任了小组的组长，江青、张春桥担任了小组的副组长，康生担任了小组的顾问。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是小组的组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组织，不过，随着江青越来越活跃，陈伯达很快就与江青产生了矛盾，戚本禹、王力、关锋也开始听江青的，张春桥与康生也支持江青，陈伯达虽然是组长，却被架空起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陈伯达急切地想找另一座靠山，于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铤而走险，在会议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九届二中全会还没有结束，陈伯达就被隔离审查。会议闭幕式当天，中央宣布了这个决定，此后陈伯达被软禁在家，检讨自己的问题。

1971年9月，陈伯达被转移到监狱，自此之后，他在狱中度过了十年岁月。1981年，经过一系列审判，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宣判之后，陈伯达继续入狱服刑，不久后，王力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不仅细数了陈伯达的错误，而且也指出了陈伯达对革命的贡献，同时，王力还建议假释陈伯达。

中央经过研究后认为王力的建议可行，不久后陈伯达被保外就医，安置在北京，由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照顾。保外就医后，陈伯达每月发放生活费100元，不久后，他的生活费提高到每月200元。

客观来说，在当时，这笔钱也不算少，不过，陈伯达爱好买书，而且买书时毫不吝啬，这也导致他的大部分生活费都用来买书，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了。中央也非常关心陈伯达出狱后的生活，曾多次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一开始，陈伯达都说自己没要求，不过，问的多了，陈伯达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额外给自己发点水果钱？

原来，陈伯达喜欢吃水果，而且一直保持了这个习惯，但因为买书，陈伯达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买水果了。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陈伯达的请求，自此之后，每月额外给他发放200元水果费。有了这笔钱，陈伯达再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