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牛牛
01 这是战友们牺牲前的嘱托
我是在朋友圈看到这张照片的。
一位八九十岁，身形消瘦的老先生，坐在船舱里，正和边上小伙子交谈着。
老先生穿着军装，胸前挂满了纪念章，其中有“抗美援朝70周年”和“抗战胜利70周年”。
朋友告诉我，她是在鼓浪屿轮渡码头见到这位老先生的，他们一起坐轮渡回厦门本岛。
轮渡船上，朋友坐在老先生的对面，与老先生攀谈起来。
老先生今年93岁，是浙江宁波慈溪人，独自一人坐火车来厦门。
老先生说，今天是厦门解放日（10月17日），70多年前，他参与了厦门解放。他特意选择这一天，回到厦门，看看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老先生说，他刚刚在鼓浪屿上，还办了一件“要事”。
他把“十块大洋”捐赠给位于鼓浪屿虎巷8号的“红色革命纪念馆”。
这是战友们牺牲前的嘱托。
老先生是谁？这十块大洋是怎么来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去一探究竟。
朋友给我老先生的联系方式。老先生名叫王忠尧，宁波慈溪逍林镇人。
11月21日，我坐上早上6点32分的高铁，从杭州东站出发，去拜访老先生。
慈溪没有通高铁，需要在余姚北下车，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逍林镇。
早上7点56分，我在“292路”公交车上接到王爷爷电话。
他嘱咐我，到“人民医院东”换乘“212路”，再到“周塘路口”，他在车站等我。
早上8点30分，我来到“周塘路口”。
这是镇上的一条主干道，路边的早餐店冒着热气，空气中飘着炸油条的香味。
我刚想拿出手机，给王爷爷打电话，一位穿着军装的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巷子里出现。
我实在很难想象，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是如何一个人去厦门的。
王爷爷领我来到他家。一幢二层的自建房，外墙是朱红色的，门前有一条小河。
王爷爷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在美国，他和二儿子一家生活在这里。
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王爷爷端坐在沙发上，双手扶着膝盖，讲述起他的故事。
02 12岁，用铁耙干掉一个鬼子
王忠尧1931年出生，慈溪市逍林镇人。
王忠尧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靠父亲做裁缝，母亲及三个姐姐纺织为生。
1938年，大姐因劳累过度去世，弟弟妹妹以草子为食，不久也离开人世。
为了活下去，王忠尧去地主家做童工。
1943年，12岁的王忠尧，经表兄弟介绍，和一个绰号叫“小和尚”的青年一起，参加了蔡大勋的抗日队伍。
王忠尧常跑龙山、五磊寺送粮款，还和“小和尚”打扮成叫花子，去日军占领区搜集情报。
1943年3月30日，六中队在桥头乡万岙伏击日军。战斗不到30分钟就结束了，30多名日军几乎被全歼，只有一个鬼子逃了出来。
王忠尧和小和尚执行任务回来，正好遇到漏网的鬼子。鬼子手上拿着一把军刀。
狭路相逢，小和尚拿起一块石头，一下砸在鬼子眼睛上，趁鬼子捂着眼睛，王忠尧拿起农用的四齿铁耙，将鬼子砸死。
这把“铁耙”现在珍藏于慈溪博物馆，它见证了王忠尧年少时的无畏。
1944年2月，三支队的龚守永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遭大刀砍头，头颅悬挂在勒子桥上示众三天，第四天转移至西洋路的杨柳树上。
为了让烈士入土为安，13岁的王忠尧，在“华副官”的带领下，策划将烈士头颅夺回。
以“小和尚”两声木鱼为号，华副官向看守头颅的伪中警开了一枪。
敌人被吓跑，王忠尧爬到树上，用大刀砍断树枝，将烈士头颅抢回。
等敌人喊来救兵时，一行人已经无影无踪。
同月，王忠尧所在的队伍，编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
1944年7月，在华副官的介绍下，王忠尧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0月转正）。
03 海上飘着一件带血的衣服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王忠尧在海边挥手送别了蔡大勋。
王忠尧调入驻沪情报组（后属82师246团），在上海参加敌训班。
1947年，16岁的王忠尧，化名“王鹏飞”，跟随侦察排长华安，裁缝店老板岑如金，从上海乘轮船三天两夜，到达厦门鼓浪屿。
岑如金也是逍林人，比王忠尧大三十多岁，是地下党员，他在鼓浪屿泉州路67号，开了一家“丽都时装号”裁缝店。
王忠尧在裁缝店当学徒，对外称岑如金是他“干爹”，借这个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他常把情报缝在帽檐或衣服的腋下，往返鼓浪屿与厦门大学之间，传递情报。
但王忠尧不是本地口音，加上搭乘轮渡比较频繁，引起了国民党警察的怀疑。
1948年7月15日，王忠尧奉命去厦门大学送情报，任务完成，回到大同路口的轮渡码头时，被国民党警察抓捕，关进厦门市监狱。
在狱中，王忠尧被打成重伤，拒不招供。敌人没有收集到有用证据。
“干爹”岑如金得知王忠尧被捕，上下打点，最后花了10多块大洋，把他保释了出来。
出狱后，王忠尧被调去大同路建成公司——组织代号：8号信箱，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闽，取得福州、平潭岛、漳州等战役胜利。
10月15日，厦门地下党配合解放军发动厦门战役。
厦门解放前夕，王忠尧在执行任务时，看到海面上飘着一件长衫，上面沾满了血。
这件衣服是王忠尧做的。他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侦察排长华安的衣服。
周围特务纵横，王忠尧只能忍着泪水，把头扭到一边。
04 团长牺牲前，让大家把钱凑到一起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王忠尧结束地下工作，回到老部队——20军246团。
部队正为进攻金门岛做准备。金门岛在厦门东面，从空中俯瞰，整个岛屿像一根哑铃。
由于船只数量不足，进攻的日子一拖再拖。
直到10月25日凌晨，244、251、253团乘坐一百多艘渔船，先行登岛。
王忠尧所在的246团，作为增援部队，于10月26日凌晨登岛。岛上一片漆黑，只能借着爆炸和子弹的火光才能看清敌人。
经过一夜的突围，246团于天亮时分，在“双乳山”与提前登陆的253团会合。
但上岛部队没有后援，军需物资供应不上。而敌人有飞机、坦克，战况对我方不利。
10月27日傍晚，队伍已经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古宁头”北面断崖下的沙滩上。
246团只剩下10个人：团长孙云秀，排长王阿海，班长刘志坚，战士申景福、班长程三根、副连长刘志浩、战士王忠尧、通信员王康平、营长周金康、战士陈三元。
28军前线指挥部发来电报：同意撤退。
孙团长把大家叫到一起，让大家把身上的钱凑到一起。
孙团长眼神坚毅地说：“谁能活着回去，把这笔钱交给组织，这是我们最后一笔党费。”
一共凑了10块大洋，其中4枚“袁大头”，6枚“孙中山”。
王忠尧是裁缝，他拆下绑腿布，把“十块大洋”缝在布条里，再把布带绑在腰间。
深夜，敌人再次发动进攻。
战友们相继倒下，孙团长中弹负伤。王忠尧搀扶着孙团长，朝大海的方向撤退。
孙团长命令王忠尧把他放下，王忠尧不肯放手。孙团长一口咬在王忠尧手背上。
就在这时，一个浪头打来，把两人卷入海中。等王忠尧再浮出水面时，已经不见孙团长。
王忠尧抓住一块木板，在海面上漂浮。
一艘小舢板船慢慢靠近。王忠尧认出了船上的两人，他们是“8号信箱”的地下党同志。
两人把王忠尧从海里捞起，朝泉州方向划去。
没划出多远，突然，一个钢铁巨兽从黑暗中现身——敌人的军舰来了。
子弹如雨点般朝小船砸来，海面上瞬间水花四起，海水被染成红色。
慌乱中，王忠尧感觉头被什么敲到，两眼一黑，陷入了昏迷。
不知过了多久，小舢板船飘到了泉州的海滩边。
王忠尧从昏迷中醒来，发现两位战友压在他身上，浑身是血，都牺牲了。
王忠尧把两位战友埋葬在海滩边，独自一人回到厦门。
05 就算饿死在路上，也不能用这个钱
回到厦门后，246团没有战友返回，加上原来与王忠尧单线联系的侦察排长华安也牺牲了，王忠尧的身份一下子难以证实。
走投无路之下，王忠尧搭乘轮渡到鼓浪屿，找到服装店老板“岑如金”。
岑如金建议他，回老家等待消息，又给王忠尧16块大洋，当作路费。
王忠尧坐车到泉州，再经福州、宁德、福鼎、瑞安、温岭……徒步16天，回到慈溪。
走到慈溪长溪岭时，离家还有20多公里。王忠尧又累又饿，快要昏死过去，路费已经用完了，只剩下绑在腰间的那“十块大洋”。
王爷爷对我说：“这是战友们牺牲前的嘱托，就算饿死在路上，也不能用这个钱。”
好在路边一户人家发现了他，给他烧了一碗年糕饭汤，支撑王忠尧走完最后一段路。
回家见到姐姐时，王忠尧与姐姐抱头大哭了一场。
讲到这里，爷爷的眼眶湿润了。他沉默了良久，没有说话。
1950年2月，王忠尧在家乡参加了土地改革，代本村自卫队队长。1951年，王忠尧再次入伍，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王忠尧任空军206部队警卫营2连班长，驻青岛。1953年，任空军第十六基地场站警卫二连班长，驻丹东，期间获三等功一次，以前的革命经历也经调查得到核实。
1954年，王忠尧复员回乡。
因复员时，部队寄错档案，王忠尧的回乡转业军人登记表“东北字第338491号”变成了“陈字第496011号”，使他失去了党组织关系。
因为没有党员身份，当年战友们嘱托的“最后一笔党费”，王忠尧找不到地方上交。
此后，王忠尧一边申诉，一边靠自己养蜜蜂、孵豆芽等方式养家糊口。
1988年经市民政部门批准，享受在乡建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每月18元。
2014年3月，改为在乡抗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每月1798元。
06 93岁的她，拎着一个环保袋，出发了
2014年4月，王爷爷把10枚大洋及铜币，捐赠给了“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
2022年，“研究会”又将这笔钱退还给他。
去年疫情期间，与王爷爷朝夕相处五十多年的老伴离世了。
二儿子和王爷爷住在一起，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王爷爷在家里办了个小型展览馆。有些战友们赠送给他的纪念章和革命证明，还有那“十枚大洋”。
每次看到这十枚大洋，王爷爷都会想起7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金门岛古宁头的沙滩上，团长孙云秀那坚毅、无畏的眼神，以及战友们最后的心愿。
冥冥中有个声音，呼唤着王爷爷，去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看。
今年10月16日，王爷爷起了个大早，穿戴好军装，拎着一个环保袋出发了。
王爷爷告诉我：这件事，他没有和子女们说，和他们说了，肯定不让他去了。
慈溪没有高铁站，王爷爷乘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余姚北站”，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
车窗外的风景快速闪过，往事如潮水一般，一幕幕浮上心头。
16日下午，王爷爷到达厦门，住在开元路的小旅馆里，100块钱一晚。
在旅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10月17日，“厦门解放日”当天，王爷爷把他的纪念章一枚枚挂在军装上，坐船登上鼓浪屿。
王爷爷回到当年做地下工作的裁缝铺。
现在的“泉州路67号”，已经成了厦门传统美食街，门口是一家卖蟹黄汤包的店。王爷爷站在门口，请路人帮他拍了一张照。
王爷爷告诉我，他站在鼓浪屿的海边时，望着茫茫大海，本想把钱撒到海里算了。但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去完成战友们的心愿。
他找到岛上的派出所，派出所听闻爷爷的情况，把他带到虎巷8号的“红色革命纪念馆”。
纪念馆的书记同意接收这笔钱。时隔74年，“最后一笔党费”终于上交了。
还有我看到的那张照片，坐在爷爷边上的，穿条纹短袖的年轻人。
他是“红色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他护送爷爷到鼓浪屿码头，与检票员沟通，让爷爷优先登船，一路把爷爷送回旅馆休息。
当天下午，王爷爷就坐乘动车回慈溪了。
11月15日，王爷爷又去了一次厦门，这次是他孙子陪他去的。
王爷爷说，他本想去金门岛（现由台湾地区管辖）看看的，到了厦门才知道，现在没有开放。
他和孙子在鼓浪屿上玩了一圈，去了日光岩，去了海滩……第二天就回来了。
故事听得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爷爷起身，把我送到门口。
王爷爷说，他待会还有事情。他的战友去世了，得赶过去一趟。
他一手扶着门框，喃喃道：“一百多个战友，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还有一位92岁的。”
与爷爷告别，我沿着河边往前走。
河边种着几棵梧桐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一片金黄色的落叶旋转着，飘落在小河里，河水托着落叶，缓缓飘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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