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知青，这段经历与我的同伴们有些不同。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我走过了一路泥泞和风雨。我父亲因为右派问题从财政厅被下放到长泰县。母亲为了陪伴他，决心离开厦门的工作，到畜牧场一起劳动改造。从小到高中毕业，我一直住在漳州知青的旧厝里。毕业后，我也成为了一名知青。在福建省长泰县陈巷公社夫坊大队，自1969年后，我见过四批知青，其中包括“老三届”和“小三届”的学生。当前两批知青到达时，大队会组织社员敲锣打鼓，在村口迎接。这样的氛围很浓烈，就像看着“凤阳”摊位上的东西一样。

但是，后来来的知青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很冷清，气氛突然变冷。每次知青到来，生产队都会为他们安排住处，一般都是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住。这些房子大多是从四类分子家庭中挤出来的。上级为知青们提供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一根锄头、一副尿桶、一件棕衣、一担畚箕、一把镰刀和一顶斗笠。开始时，每月还有生活补贴，但以后就中止了。平日里，知青们会和社员一起出工记工分，晚上则是开会、学习或者搞运动。我所在的第五生产队，共有十三个知青，绝大部分是初中学生。刚开始学农活的时候，我们显得很吃力。

但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还算不上什么。我母亲四十岁才成为一名农民，和家人一起努力，一步步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她会割茅草、种菜，甚至还养了两头猪。她成了一位勤劳的农妇，样样都能干。在农村里，有一种活叫做“抠田”，就是在插秧之后，要用手除草。现在有除草剂，但当时都是依靠人力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趴在地上，十个手指头像耙子一样使用，把禾苗边的杂草和没有腐烂的稻秆，深深地插进田泥里。然后再清理一遍周围的表层土壤。这项工作需要十分强壮的人力，一天只能抠两亩地。

村里人们称这些人为“田狗”，比喻其狂热的工作状态，就像电影中宋江叩见官员时五体投地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任凭炎热的阳光、风吹雨打。水中的秧草切割、蚂蝗叮咬。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双腿和膝盖，长时间跪爬在地里，除了红肿淌血，还会伴随着剧烈的灼痛。这是我作为一名知青所经历的。在农村，知青们的劳动生活是极为艰苦的。有一位名叫阿端的女知青，偷偷地在膝盖上套上旧裤子抠田，但很快被人发现了。队里的贫农代表对此非常生气，认为这不像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抠田时套裤子了。

队里也会组织到集体公厕挑粪浇田，这是一种公社化才有的劳动方式。50多人的活，就要50多担桶，谁也不许占便宜。其中5人装肥，5人浇地，40多人来回跑。担子不停地在路上接力轮换，男女社员肩靠肩接力。这样一来谁也偷工不了，劳动效率极高。公社、大队会在会议上推广这种做法，称之为“桶停人没停，革命加拼命”。夏收夏种是一年四季最苦最累的时节，俗称“双抢”。为了赶季节，队里会办起食堂，让社员集中共餐，以提高工效。每天凌晨5-6点，就早早叫人起床吃饭，响午还送点心，午饭后一直干到天黑。

农忙前，生产队会对社员进行重新分工。班子成员是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贫农代表、民兵排长、妇女队长，推出几位平时积极肯干的社员出任组长。每台脱谷机配置十几个劳力，按男女老少强弱搭配站队，随机抽样挑选。人们对知青都比较弃嫌，只能强制分摊。各组每天要完成5-10亩的收割或插秧任务。队里出工时间是队长定的，收工时间组长说了算。遇到稻田换位时，总是无限制地拖延劳动时间，主要是省得走回头路少耽误时间。队与队、组与组之间，天天要开展革命竞赛。晚上产量进度一公布，看谁功劳大，人人争先恐后。

组长嘴里的口头禅一个样，都是“输人不输阵”。组织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长的魄力。虽然这个职务很小，而且只是临时的，但一旦担任起来，就会感到非常荣耀，说话走路都与众不同。正值1976年的7月，正逢农忙时期。第一天工作就是割稻，一直割到下午四点才吃上中午饭，真是苦不堪言。清晨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组长才同意结束。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食欲。本来想请假回家，但被一位善良的妇女劝阻：“下午的工作肯定轻松得多”，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地。第二天，我全身发冷发热，倒在了床上。

赤脚医生说我中暑得很严重。组长传达了一句话，“说干活不差你一个人，地球照样转动。主要是怕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会影响到生产。”他还说，我的世界观有问题。真没想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竟然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知青逐渐融入了农村生活。我们所在的大队背靠大山，面朝平原，大部分耕地在山上。为了方便劳动，生产队在山里建了茅屋，并设立了耕山场。平时，社员们白天上山劳动，晚上才回家。大家各自带着等量的大米一起煮饭，中午就吃一顿大锅饭，菜是自备的。

有一位老人叫趴耳，他煮的饭特别好吃。每餐都要煮几十斤大米，但锅底从来不会糊。我仔细观察了他煮饭的过程，才知道其中的奥妙。这并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方法，但却非常宝贵。首先，需要称量大米的重量，将其清洗干净后静置半个小时，然后加入三两水。当锅烧开后，将米花式地撒入开水中，然后盖上锅盖，并用布罩住缝隙。然后，将燃烧的柴火撤出灶台，只留下微弱的余热，在半个多小时内蒸煮。打开锅盖后，那雪白的米饭颗粒一个个双头翘起，宛如少女般美丽可口，吃起来香气四溢。可惜后来离开了夫坊，再也吃不到这种米饭了。

农村的早晨充满了生机。燕子在筑巢，鸡飞狗跳，猪和牛吵吵闹闹，大队广播也是一日三餐持续不断地响个不停。大家吃完早饭后，就早早来到生产队门前等待队长的分工。在喧嚣的场地上，几只小狗忽东忽西地穿梭，偶尔它们之间也会打起架来，非常有趣。不同的家庭养的狗竟然会形成两个队伍，互相争斗。当年“以粮为纲”的口号引领着全国农业生产的方向。由于农村大面积种植粮食，对肥料的需求量非常大。上级供应的化肥远远不够用，于是“深挖肥，多积肥”成为了重要任务。

队里要求社员们尽量到队里的公厕排泄，以便收集和利用粪尿作为肥料。猪屎、土杂粪土等农家肥料对于耕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长泰县陈巷公社，养猪的农户要定期把猪屎交公，而屋前房后的土杂粪土也要集中收集，全部使用在集体的耕地上。这种努力带来了不少好处，许多农户实现了亩产跨越“双纲”，并且能够卖出万斤粮食。在1978年的一次县里会议上，城关镇的一位姓戴的同志讲了一个关于积肥的故事，让人既好笑又心酸。他是下乡在县城附近大队的知青，每季水稻育秧苗时，他们都要到城里收尿。

一担尿大约能卖到0.8-1元，比化肥性价比更高，因为农家肥的效果更好，能够让秧苗长得更健壮，所以很受欢迎。知青们带来了新的文化，也为农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夫坊小学是陈巷公社的中心小学，自明朝年间状元林震之师唐泰在此办过书院以来，就培养出了很多历史名人。百姓们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在特殊的年代里，夫坊小学聚集了全县许多名师。其中有一位叫林清洁的语文老师，他曾是我国华东区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他来到这里教书，带动了排球运动的迅速发展。

由该校教师组成的排球队在全县闻名，周边学校、公社、县机关单位的排球队常常前来比赛交流。一个小小的校队，却经常能够打败大客队。校园里师生们欢呼雀跃、笑声不断，倍受鼓舞。在1972年，上花大队的一些漳州知青临时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前来挑战，其中一名大个子知青叫做继共，他的球打得特别好。在他的召唤声中，这群青少年竟然把夫坊小学的老师打得抬不起头来。五赛三胜制的比赛，老师们落败了，差距如此之大，两队之间好像处在不同水平上。“知青太厉害了！”赛后有人感到失落，学生们引以为豪的老师怎么会输得那么惨呢？

我的母亲来自厦门，她有着城里人的好习惯，爱整洁、讲卫生、节俭过日子。下乡后，她把室内的物品整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慢慢地影响了左邻右舍。许多同队的新婚家庭经常请她帮助布置新房，主要是想把氛围搞得更加时尚。多年来，母亲感染了许多人，她所在的围墙内成为了队里卫生环境的好地方。在我记忆中，1972年母亲回厦门时，从家里带来了一种叫做茼蒿的青菜。一道新菜品的推广，让这里焕发了新的生机。同样，母亲带来的“油炸枣”也在这里受到了欢迎，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款食品用地瓜和糯米为原料，经过油榨制作而成，因为只在逢年过节才会出现，所以备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农村生产队开会时，会议内容通常涵盖了各种主题，从国家大事到鸡毛蒜皮都有涉及。队长负责召集社员，知青则担任读报和念文件的角色。在会议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是最受罪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谦虚和低调，不得有半点不敬之意。即使会议进行到一半，如果队长接到上级通知或者有重要事项需要讲解，也会让被点到的四类分子离开现场。农村缺少物资，婚配也相对困难。一个称为瘦仔的大龄青年经常忙着介绍对象。

虽然他勤快能干，但因为家境不好，一直没有能够娶到老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能犁田、使耙、做木匠等等，却还是无法获得女孩子的青睐。最终，他找到了一个二婚女，两人虽然身世不同，但却相互关爱着。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已经老去，大多数已经退休。当今的社会状况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城市里有大批“剩女”，而乡下则是“剩男”居多。政府鼓励生育三胎，但响应者却并不多。曾经历尽艰辛，把青春奉献给广袤天地的广大知青，虽然不起眼，但早已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感叹时光荏苒，也让人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弟弟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另一个弟弟也考上了大学，姐姐则在一家工厂工作，而我则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作为一个曾经的知青，在农村工作的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农民们的艰辛。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农民们的努力被认可，收获了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