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1月17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天津的，到了邯郸后，又乘坐汽车来到了邯郸地区的双塔大队，我们六名男知青和六名女知青被分派在了双塔七队插队落户，男知青临时住在了牛棚里，女知青住在了队部的一间破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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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双塔大队的第二天，我们知青到大队部开会，大队书记和公社知青办主任就强调，我们七队和一队各有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希望这两名知青好好接受再教育，做一名合格的公社社员。大队书记还强调，只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只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就不会歧视这两名知青，更不会给他俩穿小鞋。

我们生产队的十二名同学基本都来自二十七中，同学之间基本都熟悉，但到底谁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作为知青小组长，还真不清楚。

刚来插队时，正好是寒冬腊月天，天气很冷，地里没有什么农活，副队长就带领女社员们干一些零杂活，比如起牛圈（挖牛粪），挑土垫牛圈，知青们也跟着干，一天能干半天就不错啦，纯属是在磨洋工混工分。

过了几天，副队长还带领我们知青到洺河水利工地修了几天大堤。刘队长看我们知青年龄都不大，根本就吃不了那个苦，他可怜心疼我们知青，就打发我们回来了。

春节过后，刘队长安排两名社员把队部那间存放农具的房子拾掇出来，地上铺了秫秸和麦草，打了地铺，我们六名男知青也搬到队部和女知青一起吃住了。牛棚里的气味太难闻，我们实在是受不了那种臭味。

春耕生产开始以后，我们就和社员们一样干农活了，社员们赶着牛车往地里拉粪，队长就安排我们五六名知青用一辆架车子拉粪。偏远的地方，社员们挑粪，我们也挑粪。

我们知青小组有一名女知青叫张春燕，她的年龄最小，干活自然就吃力。每次挑着两筐土杂肥都用两手托着扁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问她为什么要用手托举着扁担，她说扁担硌肩膀，肩膀火辣辣地疼。

看她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挺同情她，每次挑粪的时候，我就尽量走得快一点，回头好替她挑一段路。刘队长也很照顾她，告诉她刚开始挑粪就少挑一点，慢慢来，等习惯习惯就好了。

一天快中午的时候，我刚接过张春燕肩上的担子，大队书记和公社知青办主任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公社知青办李主任叫住我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她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你们知青可以帮助她改造思想，鼓励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你这样帮她干活就不利于她好好接受再教育，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知青办主任我认识，我们来到双塔大队第二天开会的时候，他还讲了几句，主要就是强调关于加强“黑五类子女“再教育的问题。因为全公社就有两名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都分派在了我们双塔大队。

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了张春燕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也是从那天起，公社知青办李主任记住了我的名字。

从那以后，我照样帮助照顾张春燕，虽然我俩不是同校同学，可她年龄小干活吃力，她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和照顾。

1970年秋后，公社要在我们双塔大队的插队知青中抽调两个人协助公社干部下乡搞宣传，虽是临时抽调，但是能享受干部待遇，月月都开工资，大家都觉得是个好差事。大队书记觉得我平时表现好，又读过高中，还是知青小组的组长，他就推荐我和三队一名叫孙秀珍的女知青去公社工作。

我和那名女生带着大队的证明信来到了公社驻地，接待我俩的是革委会副主任和知青办李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倒是没说什么，还给我俩一人倒了一杯热水。知青办李主任看了我俩的证明信，他就笑着说：“杨明昆（我的名字叫杨明昆），你们知青小组的那个张春燕最近表现怎么样？你是小组长，应该回去多帮助张春燕，让她好好接受再教育，早日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青年。”

知青办李主任一句话，我就被打发回来了，我又回到了双塔大队继续务农。后来听孙秀珍说，李主任亲自到其他大队选拔了一名男知青和一名漂亮的女知青到公社搞宣传，孙秀珍一个月后也回到了双塔大队，她说不想在那工作。

1971年冬季农闲，我们大队的社员和插队知青都去水利工地挖河修堤，张春燕根本就挑不动两筐河泥，让她用铁锹挖河泥，她也弄不动，急的她蹲在那里哭。我就去找刘队长，把张春燕的情况告诉了刘队长，刘队长说：“就让她去帮着做饭吧，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能为难一个女孩子，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呢，何况人啊。”

张春燕去伙房帮忙去了，可她不会蒸窝头，也不会和面，让她去挑水，她却把自己弄了个满身泥水，第一次去挑水就滑倒了。没办法，只好让她负责烧火。

为了不让张春燕感到尴尬和不安，收工后我就去伙房替她挑几趟水，伙房有什么力气活，我也帮着干一点，就是为了减轻张春燕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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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和张春燕越来越熟悉，她对我也越来越依赖，我也愿意帮助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弱女子。

1973年秋天，邯郸钢厂招工，双塔大队有三个招工名额，大队书记给我了一份招工审批表，提前就在审批表上盖了大队的公章。

张春燕一听我要去钢厂当工人，她当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你走了，谁来帮助我呀……”其实，我也不想去当工人，我也是放心不下张春燕。

可到了公社，知青办李主任不给我盖章，他说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我不能走，我走了谁来帮助张春燕继续进步啊。听李主任的话外之音，张春燕只要在双塔大队插队落户不离开，我就别想离开双塔大队。

那年初冬，公社供销社要招一名售货员，考虑到张春燕干活没力气，大队书记就想让她去供销社工作。没想到知青办李主任狠狠批评了大队书记，说他原则性不强，一个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黑五类子女“，怎能去供销社工作？

李主任想让之前那位在公社搞过一个月宣传工作动的孙秀珍去供销社工作，孙秀珍却不去，她说自己笨不会算帐，不适合当售货员。

一晃就到了1976年夏天，在双塔大队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还剩下四个人，两人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就是张春燕和王洪才。另两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不愿去供销社工作的女知青孙秀珍。

那年初秋，张春燕淋了一场雨，感冒发烧烧成了肺炎，在县医院治疗了好几天不见好转，医生建议转院治疗，我就和孙秀珍护送她回到了天津。把张春燕交给她的父母，看着她住进了天津市人民医院，我和孙秀珍才返回河北。

不久，张春燕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她的户口也迁回了天津，双塔还剩下了我们三名插队知青。到了冬季，邯郸棉纺厂招工，孙秀珍去了邯郸棉纺厂，双塔大队还剩下了我们两名插队知青。为了便于管理，我被合并到了双塔一队，和那名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王洪才住在了一个知青点。

到了腊月二十，我回天津过春节，王洪才自愿留下来看家。回到天津后，张春燕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我家，她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她说她爷爷的问题查清了，已经恢复了工作，她再也不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了。她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就要到百货商店工作了。

春节过后，我就带着一些天津特产和糕点回河北了，知青点就王洪才一个人，我怕他孤单。回到双塔大队后，我带着一些礼物去了大队书记家，大队书记对我说，再有招工名额，就尽量打发我和王洪才进城工作，至于公社知青办李主任那里，他说他来想办法。

1977年秋天，邯郸钢厂有了招工名额，大队书记问我俩去不去钢厂工作。因为之前有去钢厂工作的同学，他们说钢厂的工作又脏又累，但凡有一点门路，也不要到钢厂工作。

看我俩不想去钢厂工作，大队书记还挺遗憾的，他说知青办李主任好不容易答应让我俩走了，我俩却又犹豫不决了。

就在我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突然听说公社知青办李主任被撤职查办了。当时我和王洪才还不太相信，就到公社去打听，原来他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多名女知青举报，据说要判刑。

知青办李主任倒台了，大队书记就劝我俩再等等，等有了理想的招工单位再进城工作。

过了不久，我突然接到了张春燕的来信，她告诉我说，让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迎战高考，她得到了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洪才，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在学校一直没好好念书，他对参加高考不抱任何幻想。

就在我到招生办报名的时候，正好赶上邯郸纺织机械厂招工，王洪才就去机械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天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天津才知道，张春燕也考上一所师范学校。时隔十多年，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读书期间，张春燕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就这样，我俩渐渐互生好感，互生爱慕之情，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拢在了一起。

师范学校毕业后，张春燕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成了国家干部。

参加工作后，我就和张春燕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结婚后我才知道，张春燕的爷爷是市委重要领导，她父母也都是机关干部。

婚后，张春燕报考了天津大学函授班，取得了大学文凭，后来调到教育部门工作。结婚几十年，我俩从没吵过架，也没红过脸，张春燕说下乡插队时我给了她很多关爱和帮助，她没有理由和我吵架，她要用爱报答我当年对她的关爱和帮助，因为那时我帮助的是一个处在人生低谷的弱女子。

当年我关爱帮助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导致最后一个回城，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这是福报，是因祸得福了。同学们也都这样认为，都说我是好人有好报，当年要是去钢厂工作，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复习功课了，也许就考不上大学了。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也在理，因为我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老话。因为我没有遭遇下岗的痛苦，还成了国家干部，我相信这是上苍对我的恩赐，是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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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讲完了，八年的知青生涯，磨炼了我的意志，也锻炼了我的体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曾经的那段知青生活。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杨明昆先生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