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农民军联合包括明王室和大部分汉族官僚地主在内的各阶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

1644年3月，在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明朝崇祯皇帝自，明朝灭亡。接着，关外的清朝满族贵族在吴三桂的勾引下,定鼎北京。

从此一直到1663年清军攻破农民军十三家军的最后据点茅麓山止，二十年间，清统治者在进行民族征服战争的同时，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

诸如圈占汉人土地，下令汉人发和改穿满族衣冠，强迫汉人“投充”作满族贵族的奴仆等等。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实行民族屠杀政策。

如曾在扬州、桂林、昆明实行屠城，就是汉族地主也不能幸免。所有这些，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二十年战争的主要内容。

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1644年5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的火炬。此后，抗清的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

包括市民、知识分子、商人以及明于室和一些官僚地主在内的广大汉族人民，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农民军是斗争的主体力量。

他们打起了鲜明的抗清旗帜，完全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坚决支持。农民军中出现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李自成、张献忠、李锦、郝摇、李定国、李来享、刘体纯等。

他们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宁肯与南明联合，而不屈从于清统治者。清统治者在顺治二年(1645) 曾派人“招抚只虎锦六次”,“人信不还”。

李来享、刘体纯坚持抗清到最后一息，在他们壮烈牺牲时，“居民有泣者”。这就说明，农民军联明抗清是最得民心的，他们的举动也是无可指责的。

1645年春，在清军和吴三桂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壮烈牺性，这支庞大的队伍骤然失去了主帅。

北面有清军的穷追，西面又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的官军，自成的侄子李锦等只得“奉自成妻高氏渡洞庭，踞山寨”。

而张献忠在四川“威所伏者，不过成都前后余县而”。农民军处境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李定国、李锦等人总结了明末农民军流寇主义的历史教训，提出只有“翼赞明”才能保住已有地盘，进而抗击清兵，“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这样，李定国就联合了南明的永历王朝，李锦则和明将何腾蛟、瞿式相联合了起来。农民军联明后，不但改变了聚保山泽、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运动，并在抗清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再从明统治者内部来看，1644年3月，崇被帝自的消息传到江南，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官吏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政权。

这时，清军大举南下，把兵力驻在河南归德，占领了南北运输交会点的镇江，进攻扬州。在南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内部分成了两派。

这就是以史可法、何腾蛟、瞿式粗、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投降派。抗战派在联合农民军之前，虽然积极抗清，但由于受到投降派的掣肘，史可法扬州殉难。

福王小朝廷被颠覆，何腾蛟等人因兵力孤单感到要抵抗清兵非增强实力不可。他们看到当时农民军虽然处境困难，但兵力雄厚，因而就想依靠农民军建功立业。

福王政权覆灭后，南明又先后建立了唐、鲁、永历三个政权，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唐、鲁政权同样土崩瓦解。永历政权成立之时，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

顺治四年清军陷广州，攻肇庆，永历辗转南逃两广间，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从大局出发，自湖南来桂林，和明将何腾蛟等“分汛防御，桂林以安”。

11月又大败清将佟养和于全州、灌阳,佟养和仅以身免。第二年，李锦、郝摇旗与何、瞿合作，又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

而在清军的后方，榆林军、吕梁山地区的起义军和关中的农民军也广泛地发动了攻势，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举行了反清起义。

南北呼应，势相联结，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此后，何、瞿在战斗中先后身亡，李锦病故，抗清力量遭到很大挫折，抗清斗争也转入低潮。

永历政权被迫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逃，投靠了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李定国和永历联合后，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高潮。

它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领导的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一是郑成功南明军领导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海上的东南战场。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军直接领导的西南战场。顺治九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

他统领的西南瑶、苗、僮、葬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孔有德，使清军“精锐略尽”,损失惨重。

接着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迅速收复了两广失地，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前所未有的大捷。

农民军另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与郝摇旗等人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

顺治六年八月，郑成功开始使用永历年号。第二年，当李定国大反攻时，活动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率兵10万，进攻漳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了李定国的抗清斗争。

顺治十年，郑成功派张名振率师北上，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顺治十六年，正当清军大举进攻李定国，云南告急之时，郑成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使清廷大为震动。

此后，抗清高湖虽渐渐低落，郑成功仍不断地向清军发起进攻，不过他们的力量始终是软弱的。夔东十三家军当时的处境非常艰苦。

在李来亨、郝摇旗等人领导下，他们在荆襄、川东的丛山峻岭中屯田种麦植棉，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顺治十六年，李来亨等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定国败死后，清政府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围攻这支抗清队伍。

康熙三年(1664年),李来亨在清兵重重围困下粮尽援绝，全家英勇不屈，和农民军广大战士一起壮烈牺牲，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此，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抗清斗争结束了。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在清初民族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军和南明王朝的共同敌人都是清朝统治者的时候，农民军的联明具有一种统一战线的性质，这种策略应该加以肯定。

但是要看到，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力量，提不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政策和策略，而不可避免地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这就是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的根本原因。农民军在联明的初期，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但他们取得了南明政府的官位后便骄傲自满起来，不仅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而且陷进了南明王朝的派系斗争，直至沦为他们的工具。

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后，永历封他为晋王，从此他就围着永历转，把保驾永历放在第一位，把抗清的重任却放在第二位。

他不再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而是被永历奸臣马吉祥的糖衣炮弹击中。马吉祥当面吹捧了李定国两句“千古无二”和“青史流芳”,便从阶下囚一步登天，“内外大权不一日尽归吉祥”。

马吉祥借着定国要挟永历借着永历钳制定国，加剧了永历朝内部矛盾的激化。李定国自已却更加骄傲起来,“不修武备，高入谏定国，激桂王，罪之”。

在战术上，他在清军进攻云南时，开始是保守，接着是观望，最后转为冒险，磨盘山伏击吴三桂，由于孤注一掷而遭到失败。

农民军和南明王朝虽然联合了，但是因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根本不同，所以这种联合必然是短暂的、不巩固的。

南明统治者经常有意地与农民军磨擦，以致给清军以可乘之机。顺治五年，郝摇族等收复了两湖地区，但由于南明内部投降派的破坏，被迫退往桂林。

南明政权不仅不供粮饷，而且拒其入城，在城外又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农民军粮饷发生严重困难，被迫开进桂林，和南明官军发生冲突。

同时由于明将的拨弄，起义军领袖李锦和马进忠发生了矛盾，致使战场上连遭惨败，粤西军事遂不可为。

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孙可望的叛变。张献忠牺牲后，孙可望是这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但他在联明中起了很多破坏作用。

他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数次逼凌永历帝封他为秦王，同时又寻机杀害了在抗清中较有骨气的吴毓贞等18个永历朝臣，大大加深了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

在农民军内部，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绩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破坏的地步。在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后，清军很快侦知孙、李内讧，对农民军发动了一次攻势。

由于孙可望破坏了李定国的战略布署，“民死者将百万人，定国精锐亦挫丧殆尽”。接着孙可望又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失败后从贵州跑到长沙，投降了清朝，并向清军呈上云南地图,暴露了农民军的军事秘密。

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磨擦,农民军内部矛盾的加剧，都使清军坐收渔利。而当孙可望降清后，更使清军扩大了已有的军事优势。

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清军三路进攻云南，农民军仓促应战，李定国被迫退到了磨盘山，损失 惨重，“尸如堵墙”。

此外，南明王朝内部的腐败不堪，也是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是由原明朝的官僚、将领拥戴起来的。

这些人虽分成抗战和投降两派，但朝政多由投降派掌握，他们“为爵位利禄”而“揣时观变”，彼此间权势，明争暗斗，根本不管社稷安危，更不考虑如何抗清，只知搜刮钱财，穷奢极欲。

顺治二年，清军大举进攻江南，福王政权危在旦夕，这时屯兵武汉的左良玉却发动内战，与马士英争夺权力。

马士英为抵抗左良玉，不顾朝臣的反对，擅自撤掉布署在长江防线的明军。结果，清军不出一年就消灭了福王政权。

以后建立的唐、鲁、永历三政权，内部斗争也都很激烈，尤其是永历王朝中“吴党”和“楚党”的争斗，促成奸臣马吉祥当权，“奸党仍复布列，识者已知国事之不可为矣。”

既使在南明王朝抗战派的内部，也由于彼此意见不同，正确主张不能见诸实行，致使抗清的胜利功败垂成。

顺治十六年六月，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出师北伐，取得了辉煌战果。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政府惊慌失措，共至都要东逃了。

但是，由于郑成功未能采纳张煌言等人的正确建议，结果坐失良机，又遭失败。康熙元年 (1662年),当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永历政权灭亡之时，有一个叫刘港的大幸免于难。

他事后在总结这段斗争时曾说，“明之亡,非无将无兵，而亡于谋虑之不减,非时势之不然也。”“明之败，人也，非天也!”这话不仅说得正确，而且发人深省。

农民军联明抗清的失败，标志着有组织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从表面上看，农民军这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似已化为泡影，然而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

清统治者从中认识到，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顺治统治时期，就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争取人心的措施。顺治死后，继位的康熙皇帝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人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

因此，康熙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孜孜求治，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于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