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883年：太后欲雪庚申之耻

以引进先进器械与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改革，自1861年起，拥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时光。在这段年岁里，清廷虽仍与欧美列强摩擦不断、但因坚持住了条约外交的大方向，并没有再发生类似英法联军人侵那样的战事，可谓内乱消弭、外事平息。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黄金时光结束了。

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普遍主战

中法战争的起因是法国入侵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始于19世纪50年代。1858年，法国远东舰队炮轰了越南土伦港。1860年，法国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割地、赔款，允许传教通商的 《西贡条约》。到1867年，法国已在越南南部六省建立起了“交趾支那”殖民政权，设总督府管辖治理。此后，法国势力仍不断向越南北部渗透，并开始关注澜沧江与红河航道可通往中国的云南地区。1873年11月，法军北进，攻占了河内、海阳等地，阮氏王朝不得不向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黑旗军原是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因不敌清军而退入越南境内，在当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黑旗军在河内击毙了法军将领安邺(FrancisGarni-er), 但无力挽救整个局面。1874年4月，越南被迫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法国正式成为越南的保护国。

1875年，法国将上述变化通知清廷，要求清廷制止“中国徒党”在越南的活动，并在云南开放一处通商口岸来连接红河航道。总理衙门此时正与英国交 涉“马嘉理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愿同时与法国交恶，但也不愿放弃越南宗主国的身份，故恭亲王奕诉回复法国说：越南自古就是中国藩属，早已习惯接受中国保护；云南开放通商目前还做不到：至于在越南活动的“中国党徒”黑旗军，他们不受清廷管辖，而是受了越南国王的邀请。!

越南阮氏政权也不甘心内政、外交乃至军事皆受法国干预，一度试图引入西班牙的力量来制衡法国。未果后，阮氏政权又将期望寄托在了清帝国身上。1876年与1880年，越南两次无视《第二次西贡条约》的规定，继续向北京派出了朝贡使臣。清廷则指示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前往巴黎，以越南宗主国的名义.就越南问题向法国政府提出质询。法国政府不愿与清廷交涉，回复称这是法国与越南的事情，无任何必要对清廷解释。

在清廷内部，1881年12月至1882年2月，还有过一次围绕越南问题的最高决策层讨论。先是总理衙门呈递了两份文件。内中说：就常理而言，中国应该援助越南。法国已占据越南南部的膏腴之地，如今又增添军舰筹集军费，打着“捕盗”的名义想要吞并越南全境。越南与中国接壤，且红河航道可通轮船，这意 昧着“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南”,所以这是一件“关系中国大局”的事情。可是，越南积弱已久，朝廷如果明确对越南表示不要投靠法国，那么越南就会事事向中国求助，我们的力量有限，迟早难以为继；朝廷也可以秘密嘱咐越南不要再与法国签订新条约，可如果法国军队压境，越南没有力量抵抗，还是会向中国求助，但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应付法国的办法。

文件还说，总理衙门已与福建巡抚丁日昌、驻法公使曾纪泽、北洋大臣李鸿章三人商议过越南问题，得到了如下建议：一、以查办土匪为名在中越边境 驻军；二、与越南政府联络互通声气；三、采取各种手段破坏通商，包括在中越交界地带多设关卡。堵塞峭壁恶溪间的必经之路，向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 重税使其无利可图等；四、调拨部分水师军舰南下，控制住红河航道，使敌人有所顾忌：五、派军舰随招商局的运米船前往越南以壮声威；六、派干员前往越南秘密侦查收集情报，与越南政府联络助其自强。总理衙门说，“臣等再四筹商。目前办法只有如此”,实在想不出别的手段，只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由这两份文件不难窥见，总理衙门正处在一种势所当为又力所难及的困境当中。

总理衙门的这些文件，由朝廷下发给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高级官员。朝廷要他们仔细看过之后，就越南问题各自出具意见供朝廷采纳。参与讨论的地方督抚大多数持主战立场。

南洋大臣刘坤一回复说、应及早定策扶助越南，否则其覆灭指日可待。越南若亡，中国的云南与广西就失去了屏障，边患无穷。他基本同意总理衙门提出的办法，仅对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重税一事存有异议，理由是法国与清廷缩结有通商条约、清廷没法强迫法国商人按新规定缴税，最终受损的只会是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商人，只会将这些越南商人推向法国的怀抱。广西巡抚庆裕在回复中说，应该加强边防驻军，建议朝廷以明发谕旨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建立联系，以便有情况时能互相接应。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意见最为激进，也更匪夷所思。他认为法国人此举志在吞并整个越南，但“此非法人之罪，而东夷日本之罪也”,理由是日本先出兵台湾，又吞并琉球，朝廷没能给予日本应有的惩罚，激发了各国对大清的轻视之心，最后才有了法国在越南胡作非为“敢于窥我门户”。所以，为今之计是趁着法军尚未大举出动，越南尚未灭亡之机，“先讨日本以复琉球”,如此外人震恐，可以达成不必与法军开战而保住越南的效果。

相对而言，地方督抚里意见最为务实者，当属两广总督张树声。张说，朝廷以官军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并非长久之计。一者，帮助越南本属理直气壮之事，如果海军已然成型，本该调集大军直指顺化，北断海防，南捣西贡。可惜目前力量不许可，只好偷偷摸摸援助黑旗军。二者，法国人已觉察到黑旗军中有大清官军存在，扬言一旦查实将攻击广东，可见掩耳盗铃之法只可暂用，持久下去是要露馅的。张建议朝廷先礼后兵，先将法国侵略越南的种种行径做成宣传资料“遍告诸国”,也就是捅到国际上去。若法国能因此回到谈判桌上，自然是好；否则就只好诉诸战争。

张树声还说，如果走到诉诸战争的那一步，他对朝廷有一项殷切的期望，希望最高决策层一定要放权给前线将领，不要和战不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要镇定沉稳，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法国劳师远征，我军以逸待劳，打持久战是有优势的。

清廷的高层大讨论还在进行当中。1882年3月.法国以越南政府无力驱逐黑旗军为由，以“代劳”的名义出动军队控制了河内。清廷的应对，除了继续强化中越边境地带的军队部署，继续以越南宗主国的立场命曾纪泽与法国政府交涉外，还让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AlbertBouréc) 展开谈判。该年12月.李鸿章与宝海达成了一份备忘录，核心内容是中国答应撤军(主要指黑旗军);法国承诺不侵占越南土地不损害越南主权。两国联合保证越南独立；中国许可法国经红河水路前往云南贸易。但该备忘录没能升级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因是法国政府与清廷高层均不愿认同该备忘录。在法国，茹费理(JulesFrancoisCamilleFerry)内阁对扩张殖民地非常热衷，执着于同英国开展殖民竞争，法国议会也在1883年5月通过了一项550万法郎的远征越南的军费案。清廷这方面，军机重臣、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均以主战派为主流，李鸿章的主和意见很难得到朝野舆论与最高决策层的支持。

当时主战的地方督抚，除前文提到的南洋大臣刘坤一、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外，还有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刘铭传、唐景崧等。主战的清流台谏有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周德润、黄体芳、盛昱等。可谓声势极盛，在朝廷内外占据了绝对上风。

相较之下，反对出兵越南者寥寥无几，仅广东巡抚裕宽、北洋大臣李鸿 章、云南布政使唐炯、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及赋闲在家的原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等数人而已。裕宽主张“听越南自为之”,中国没必要介入10。李鸿章觉得与法 国开战可能会“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Ⅱ.他觉得清廷海军绝非法国海军的对手，云南、广西的陆军依赖人数优 势和对山地环境的熟悉，与法军“交战似足相敌”,但在武器装备上也是不如法军的²。唐炯不主张派军出境作战，理由是“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实在是无丝毫之利，反有可能给国家带来不测之危。他建议朝廷可通过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来拖延时日，不可“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13。周家楣则说，若真要与法国开战，也要等到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先进军舰到货之后再动手，现在还不是时机。

时间进入1883年，越南的局势急速恶化。5月，黑旗军与控制河内的法军(500余人)发生战事、法军将领李威利(HenriLaurentRivière)被击毙。7月，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越南政府的高层权力斗争失控。先是31岁的阮恭宗即位、仅3天就被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等人废黜，另立37岁的阮福异为帝。皇帝与权臣角力、朝政一片混乱。法军趁机由远东舰队司令孤拔(AmédéeCourbet) 统帅北侵、兵临顺化城下。8月25日.越南政府几乎未做任何讨价还价、便与法国签署了《第一次顺化条约》.宣布“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保护。法国管理越南政府一切对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15。越南的外交与军事自此完全被法国控制。

越南国内局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清廷预料。作为应对，清廷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自广西与云南调集数万军队进入越南北部，与黑旗军协同驻守.并向刘永福拨银10万两。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因法国拒绝调停，只能作罢。三、命李鸿章、曾纪泽继续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被调回法国，新公使履任之前由脱利古暂代驻华公使职务)交涉，但交涉没有结果。

1883年11月29日，越南权臣阮文祥等再次发动政变，废黜阮福异并将之毒死。另立14岁的阮简宗为帝。12月中旬，法军水陆并进，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自信”源于洋务改革20年

主战派之所以在1881—1883年的越南问题上长期占据上风、与持续20余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带来的“自信”有直接关系。比如，曾纪泽主战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数艘移近南服，(可)使敌人有所顾忌，并自据红江以为控制”!'。所谓“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即是自信洋务自强改革已有20余年，清廷已具备相当实力。可与法国作一番抗衡。

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也是主战派。他主战的底气同样来自20年的洋务运动。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丁说：洋人并不足惧，“彼非必财力远胜于我，而狡诈则有余：我非遽有不如。而因循过甚，但几冀和局，苟且旦夕之安”。丁还说.这不是自强的正确路径，“国家不吝度支，办理海防机器，岁费千百万.筹备二十年，若竟一用不施，何必多此尾闾哉?” 清流重臣陈宝琛的观点与丁振铎几乎如出一辙：“窃见我中国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二十年来练兵简器……然每逢横逆之来，犹不敢轻言一鼓。”

丁振铎的“筹备二十年”与陈宝琛的“二十年来练兵简器”云云，均是在高声强调：朝廷改革已有二十年之久，当可与法国一战。用山西巡抚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时代已经变了，今日中法冲突的局势，与1840年“庚子之变”和1860年“庚申之变”的局势，已是全然不同：“彼无助兵之与国，我多习战之宿将，此与道光庚子异者也；彼有后忧，我无内患，此与咸丰庚申异者也。”二十年的自强改革，让张之洞充满了自信，敢于说出“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这般铿锵有力的话语。

然而，亲身参与海军建设的李鸿章，却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他在奏折里说：“臣于海防筹办有年，因限于军费，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他不认为清廷有限的几艘军舰，就足以与法国远东舰队相抗衡。

李鸿章的这种不自信，让与之关系密切的清流干将张佩纶颇为不解。张写信给李，责备李的立场“过示谦和”,实在是太软了些，结果只能是“似欲冀豚鱼之格，而转失貔虎之威”,既无法期望法国人得到教化而觉悟。反倒会失掉我大清的国威。张还说，“公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努力搞好边防：一味以退来满足敌人的要求，那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张佩纶与李鸿章交情深厚(张后来做了李的女婿),所以这些激烈的言辞，只写在私人书信之中。朝中其他人则不然。比如，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在奏折里猛烈攻击李鸿章，说他“近年暮气渐增”,已无进取之心，说他持主和立场是只想着“保位贪荣”,故凡事都因循苟且。刘还拿“改革已有二十年”来说事。指责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年，靡费数千百万，半系调剂私人，开销正款……国家安用此重臣耶?”刘恩溥的奏折给李鸿章带来了很大压力。12天之后，李给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处理越南事务的建议书。朝廷在接到建议书后的第四天，给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干督抚重臣下发谕旨，要他们从速整军防备法国的攻击。谕置特别报 及李鸿章：“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责备，光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这些文字里潜藏着慈穗的不湖与警告，李鸿章自然是明白的。

曾几何时，洋人的坚船利炮是慈禧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庚串之变”随咸丰仓皇逃亡，给慈禧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让她在之后的垂帘听政中，对洋人的武力威慑存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圆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所谓“和局固宜保全”,意思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但与法国开战万万不可；所 谓“民心尤不可失”,意思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杂的民众，但这个事得做，且不妨交由曾国藩来做。

1883年的慈禧似乎已经没有了这种惊弓之鸟心态。“筹备二十年”“二十年来练兵简器”“办理海防二十年”… …这些措辞在1882—1883年频繁见于督抚将帅和清流台谏的奏章，是慈禧自信心骤增的主要原因。1882年，清军在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成功，也给了她很大的鼓舞。所以，同样是中法冲突，1870年，慈禧给曾国藩的指示是必须保全和局；1883年，慈禧对待李鸿章，却是不断将其逼向主战派的阵营。

慈禧逼迫李鸿章成为主战派的方式颇为独特。1883年12月21日，慈禧下达了一份上谕给李鸿章，命他加强防务。随上谕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份御史秦钟简对李鸿章的弹劾。上谕只有寥寥数语，弹劾的文章却相当之长，且措辞极为严厉。下文系部分摘录：

维当今重臣莫如李鸿章，朝廷倚任亦莫如李鸿章……或谓其交通洋夷以为奥援，或谓其拥恃淮军以要权力……自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夫洋 寇果来，折诸外洋，诚非兵船不可；折诸内地，诚非炮台不可。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且和，尽人所能也。朝廷倚李鸿章为折冲御侮之臣，凡所请求，无不俞允。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又觊开销之利，众役繁兴。其言曰“外洋铁船以千百计”。无论不实，即使确有此数，岂能尽撤各埔之防来犯中国?李鸿章而为此言，所购之船，何所底止?岂将尽购夷船，而后与夷战耶?……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余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尤可异者，海疆每有夷患，廷议方言用兵，李鸿章必先索百万或数百万，一似北洋向无经费也者，一似淮军向无饷精也者，一似炮台营垒兵船军械诸事从未兴办也者。明知库帑空虚，司农仰屋，乃故为此要挟以固和局。然则谓其以夷人为奥援，纵未必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我国家二百余年……统兵诸将散其部众者，正复不少，独淮军久而不撤，处处屯扎，岁费国家又数百万金，不特耗国已也。今试问勋臣宿将，有能代统淮军者耶?……然则谓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纵或不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非特此也。李鸿章出其资财，令人贸易，沿江沿海，无处不有。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夫既不欲战，则断不能战。今日夷事方棘，畿辅所任惟李鸿章，臣能无惴惴乎?”

上面这段引文里，秦钟简针对李鸿章的弹劾，共计有四大项：

一、朝廷每年给李鸿章那么多钱，让他今天买军舰，明天买大炮，整军经武已有20余年，但李鸿章给朝廷的回报，却是每遇中外冲突就主张言和，而非消灭“逆夷”。这般夸耀洋人、恐吓朝廷，只为掩盖他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隐秘动机，实在该死。

二、每次海防危机，朝廷想对外开战，李鸿章就跑出来索要上百万两乃至几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好像朝廷从没给北洋发过军费，从没给淮军发过粮饷一般。明知国库空虚，仍以这种手段来为难朝廷，以满足和局。说李鸿章与洋人同伙或许太过，说他对朝廷不忠可谓板上钉钉。

三、我大清立国200多年，许多统兵将帅解散了自己的部队，只有淮军一直都不解散。还每年耗费国家数百万两军费，且只听李鸿章一人调配指挥。说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或许太过，但说他对朝廷不忠也可谓板上钉钉。

四、李鸿章手中控制着多家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沿江沿海到处都有他的生意。与洋人开战会损害他的买卖，这才是他不肯对洋人开战的根本原因。正所谓不愿意开战、自然就会找出各种理由，对朝廷大谈特谈不能开 战。当下的国际环境如此险恶、京畿重地却交在了李鸿章这种自私不忠之人的手上、实在是危险至极。

最后、秦钟简建议朝廷立刻罢免李鸿章的一切职务，念他往日有过功绩.可以宽恕性命、允许回到家乡隐居了此残生。

慈禧将这样一份长篇大论、言辞激烈的弹劾文字，附在简短的谕旨里。送至李鸿章手中、是想要传达一种怎样的信息可谓一目了然。所以，仅仅6天之后、1883年12月27日，李鸿章就呈递奏折作为回应。李在奏折里主要讲了三点意见：

一、中外交涉是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 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当前局势，法军既已进攻我军，我军当然没有罢兵撤退的道理。但朝廷要给前线将领指挥进退的空间，不能从京城“遥制”前线；也要对前线将领有宽容胜负的余地，不能一遇败仗就自乱阵脚“望风震慑”。

二 、朝廷要有定见，不要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 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惟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南宋之后的读书人不懂军事，无事之时就满腔愤慨主战，一遇败仗又无计可施想要言和，折腾来折腾去，终于闹到亡国的地步。朝廷应该“决计坚持”。做到沉稳镇定，“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不因为某处阵地失守就仓皇撤掉整条防 线。不因为某位将领的异议就轻率改变之前的认知，也不要拿一时进退来判定前线督抚将帅的功罪，不要拿一时胜败来质疑战略决策是不是错了。

三 、天津是京城的门户，“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伏祈圣躬颐神加餐，毋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臣事君治军，惟矢一诚，输写愚忱，语多越次，无任悚惶之至”。——臣我在天津练兵、造买军械已有十几年，虽因经费短缺无法随心所欲大展拳脚。但应对外敌。还不至于只靠某种单一手段。请太后与皇上安定 心神、多多吃饭，不必担忧法国军舰来天津要挟和谈。臣我侍奉皇帝、治理军队，唯有尽忠与尽责而已。

李鸿章的这番回应明显旨在自辩，目的是维护住来自慈禧的信任。前两点。既是就中法战争的现状提出中肯意见，也是针对秦钟简的弹劾文字作含蓄驳斥。“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云云。即是指秦钟简这类人物。第三点主要是就忠诚问题向慈禧表态。“尚不至以孤注”这类话语，既对应着弹劾者“每有震惊，一味议和”的批评，也是为了让慈禧安心；坚称“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则不过是在陈述和强调实情：海防经费的多寡，台谏言官们未必清楚，慈禧一定心知肚明。此外，通观整篇回应，李鸿章未再强调“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这类意见，可知慈禧借台谏的弹劾来压逼李鸿章支持对法开战的目的已经达成。

李鸿章的服从，意味着“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这种自信，已成为清廷上层的共识。

局内人忧惧改革的含金量有限

就统计数据而论，清廷在1883年表现出来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的狂妄。毕竟，在军备方面，这20年里，京畿与各省仿效欧美已先后创办大小军工厂十余所，自产与购买的新式枪炮也已成为清军的主流装备。马尾船厂自1869—1885年已造出26艘兵船；江南制造局也出厂了7艘兵船；此外还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购买了约20艘炮船兵舰。无论陆军还是海军，较之1861年均已有长足的进步。在财政方面，因引入近代化海关，并开征厘税，政府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 升。在19世纪60年代，厘金每年可为清廷增收1200万—1500万两白银，关税每年可为清廷增收700万—800万两白银。同治朝末期的年财政收入已达到6000余万两白银。较之道光时代多出了约2000万两。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海关贸易的扩张及鸦片种植的普及，这两笔收入仍在高速增长。1885年前后，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已增长至8000万两白银左右。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增强了慈禧太后、军机处、总理衙门、清流台谏与地方督抚将帅们一致的自信。然而，那些真正身在局中，亲手参与推动了上述改革之人。却很清楚这些“进步”的含金量其实很有限。

比如，清军装备的近代化枪械虽多。但武器种类与规格高度不统一。据美国人贝福德(CharlesBeresford)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所用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抬枪为止。常常同一个连队用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省军队共同作战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武器弹药的种类与规格如此混乱，不但影响战场合作，也会给训练带来麻烦。还会带来后勤补给上的无序与无力——不但运至前线的弹药与军队正使用的枪械未必匹配，后方兵工厂也未必能够满足前线提出的生产需求。

再比如，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武器的迭代速度很快。清廷作为毫无创新能力的追赶者和搬运者，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很自然地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李鸿章在1881年与黎召民讨论仿造西洋武器时，就提到“各国皆有新式后膛枪”,江南制造局所仿造的林明登已是落后产品，所以造出来之后“各营多不愿领”。李建议说，若江南制造局要仿造洋枪，“必须择一新式”,比如“英之亨利马梯呢、法之格拉、德之毛瑟、美之哈乞开思”,这些更先进的武器皆可仿造”。仿造更先进的新枪械，既意味着需要一大笔新的资金，也意味着清军的装备种类又变多了，从训练、合作到后勤补给，难度都会提升。

李鸿章对中法战争前景不抱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军当时已普遍用上了更先进的后膛枪，而清军还在普遍使用落后的前膛枪。1882年初，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谈了清军与法军开战无胜算的两大“不可恃”。第一项是法国海军强大，而中国既没有得力的兵船，也没有优质的水雷。第二项则是：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究，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

事实上，问题还不止清军前线普遍装备着更落后的前膛枪。因清廷的军事改革重练兵而不重练将，前线将领多出自行伍(八旗绿营)与儒生(湘淮军),而非由近代军事学堂培养的专业人才。这些将领普遍缺乏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不但对近代军事思想一无所知，对近代军事器械的迭代也往往手足无措无法适应。所以，中法战争期间会出现这样的奇景：时任广西巡抚、东线清军北宁前敌指挥的徐延旭，最喜欢使用的武器.既不是落后的前膛枪林明登.也不是先进的后膛枪毛瑟与哈乞开思，而是古老的抬枪。在与越南官员吕春葳笔谈时，徐延旭曾如此吹嘘抬枪：

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故用抬枪得力，其法与放鸟枪同。可同往看看。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卅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易用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

此时的徐延旭，已是一位身体多病的老人—清廷的军事改革不愿过多碰触军事体制，既无将领培养系统，也没有引入将领退役制度，导致大量高龄体弱、知识结构严重落后的“宿将”,构成了清廷军队的核心指挥层。徐延旭对抬枪的迷信发自内心。他在北宁战事爆发前夕，曾上奏朝廷请求大量拨给抬枪来补充军备。他还解释了自己宁愿选择古老的抬枪，也不要洋务兵工厂生产的新式兵器的原因：

闻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系用抬枪更番间发取胜。而抬枪之合用则以湖南打造者为最。前此东征皆于湖南取给。诚以抬枪子多而及远，且子药皆可自造，随时解营，不至如逼码用竭，其枪便为废物。

由徐的这些话语和文字不难看出，他之所以钟爱古老的抬枪，主要是三大原因： 一是徐的认知严重停滞，仍留在40年前“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的经验里，他对抬枪与新式洋枪威力的比较完全是错的。二是徐所辖部队显然并没有完成近代化改革。至少没有学会如何使用新式洋枪，所以更喜欢用“人人能放”的传统抬枪。三是新式洋枪品类繁杂，弹药补给困难，让徐延旭望而却步。总而言之。这场荒唐的抬枪迷信，直接原因是徐延旭本人无知迂腐，深层原因则是清廷军事改革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含金量严重不足。

战事的发展。恰如李鸿章所担忧的那般。清军在越南北宁战场上。始终处于武器数量与质量远不如人的状态。战事爆发后，前线将领黄桂兰、唐景崧等均迅速意识到清军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不断急电朝廷请求援助武器弹药。法国北圻远征军总司令米乐(Charles-Théodore Millot)在一份军事报告中说，1884年2月24—25日与清军的一场战斗中，“敌人(清军)约有300多支长枪(系指冷兵器里的长枪)及700把长矛”。

徐延旭钟爱的抬枪，在英国战地记者斯各特(J.G.Scott) 的眼里，也形同笑话：他们……辛勤放射抬枪，但不能伤人。这就是敌军在Trung-Son(中山， 一个清军的防守阵地)所有的炮火。敌军只要有几根相当好用的枪，那就是极难攻的阵地；只要用林明顿枪及勇气来防守，其设计得很好的交织炮火，必已使法军付出高昂的代价。

事实上法军未曾付出任何代价便占领了七座“炮台”和二十来个村庄……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局内人对“改革含金量”的忧惧，并不能被时代的旁观者们所了解，一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听闻过前膛枪与后膛枪(中法战争 之后，清军吸取教训，才开始致力于配置后膛枪)。1883年，雌伏已久的“天朝上国”,以20年改革为底气，迫切想要依赖已然升格的国力在战场上挫败法军，一雪“庚申之变”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