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是70岁时的事情。之前，他因为是个遗腹子，且妈妈13岁也不在了，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生日。直到有一天，他记起小时候调皮，姑姑曾骂过他是“午日鸡”，才知道自己属鸡、且是宣统元年腊月十七午时出生的。

1979年10月，萧乾访美、在汉学家傅汉思家中查找到了对应的阳历生辰是1910年1月27日。萧乾的民族也是后来得知的，他祖籍是察哈尔部蒙古族、清代叫“商都镶黄旗”。

萧乾出生于北京贫民区，在亲友资助下，他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断断续续地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南方一所中学担任教师，一年后、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北京读燕京大学、不久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做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他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此间的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

他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曾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柏林。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事件他都报道过。

1949年初，萧乾面临三种选择：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他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开国大典以后，萧乾热情地工作，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他一头扎进湖南农村，写出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发表在1951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上。这篇通讯被毛主席看到后，马上写信给时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信云：“乔木同志：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不数日，萧乾的名字就随着报纸、广播，传遍全国；然而，尽管如此，萧乾在1957年仍未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到了文革时、还被批斗游街。等他听说老舍跳湖了，就想跳湖自杀；结果发现，所有的湖都被红卫兵把着呢，压根跳不成。所以他就回家来，吃安眠药。

他听说，在英国有人拿一个铜头的台灯，也不知怎么跟水接触了、就死了，就要学；他先在缸里面放满了水，然后拿一个铜头的台灯在那儿搁着，然后呢，又去喝酒，又吃安眠药，等他喝完酒，吃完安眠药，还没到水缸那儿，就倒在那阳台上就睡着了。

当时，文洁若对他说了这么一句，“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得活过他们一切人）。这句话让萧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在和文洁若结婚之前，萧乾经历过三次婚姻，文洁若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

毛主席晚年特别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反复研究拿破仑侵略扩张的教训，思考如何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企图。当时，主席想读一本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的书。此书当时无中文版，需从英文翻译。译笔必须流利而又要忠实于原著，这就需要一个精通中英文字的人来进行。

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觉得萧乾是个人选。于是特地把他抽调到北京，和其他几个人夜以继日地抢译，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

到了萧乾的晚年，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和文洁若接下了被称为“天书”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

1999年2月11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