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江：事神、礼贤与地方信仰空间：以南康北帝庙为例|供祀|南康北帝庙|庙宇|张清江|祠庙|香火

《南康府志》

内容提要：借着旧有的先贤遗迹，晚明南康知府田琯在颜家山建造了一座官亭，并在其中供奉北帝真武神。这座非正式的北帝庙，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祈祷圣地。但面对当地士绅百姓扩建庙宇的请求，田琯并没有选择直接扩建北帝庙，而是建起颜鲁公祠这一先贤祠祀，将北帝信仰置于其下，并通过香资助学等经济手段使北帝庙与地方社会的正统文教之间建立起紧密关联。深入挖掘这一选择背后的政治与思想因素，可以发现，田琯的种种做法，是为了在正祠与淫祀、朝廷与地方之间维持平衡。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官僚的这种现实运作，借由儒学价值、民众信仰与实用性思维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地方社会信仰空间容纳不同的观念要素，使它们在互动和关联中形成相互支撑的意义网络，塑造出观念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方经验，这也构成了儒学观念落实在地方社会并发挥影响的重要方式。关键词：田琯事神礼贤地方社会信仰空间

明万历十八年（1590）底，刚刚调任江西南康知府的田琯（1533-1606），循例到白鹿洞书院拜谒先圣，苦于中途无处歇脚。后来再去时遭遇大雨，田琯走到府城北五里，发现有一座山形貌殊胜，打听之下，获知山为颜家山，地名为五里牌。田琯遂推动在这里建一官亭，以为士民往来歇息之所。官亭建好后，田琯觉得“独馆孤悬，必假奉神者为守”，于是迎请北帝神像进入官亭。

事实上，颜家山这处风水之地，曾是唐代名臣颜真卿寓居之所，又有宋孝女冯素贞墓和元儒黄异墓两处先贤遗迹，因而田琯对此地的建设，自然跟先贤崇祀关联在一起，原本破败的五里牌，很快成为当地信仰圣地，北帝庙香火尤其兴盛。

田琯的这一意外之举，成为他主政南康最亮眼的部分，也成为其后一系列工作最重要的助力。放大来看，“周朱（周敦颐、朱熹）过化之地”一直是南康士民文化记忆的核心内容，朱熹复建的白鹿洞书院更是儒家圣地，吸引各地文人士子前往朝圣。

明中期以后，江右王学盛行，心学主导下的三教会通成为晚明思潮的重要内容。理学和心学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思想内容，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信仰空间？在国家祀典框架中，儒学观念与其他信仰之间如何共存？这些问题涉及儒家思想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影响，值得细致分析。

本文关注晚明南康府信仰空间的建构，并非只为呈现事件原委，更要通过这一空间中不同观念要素的交织和碰撞，呈现地方社会的信仰逻辑与运作方式，进而说明儒家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方式。

一、颜家山北帝庙的创建

田琯前往白鹿洞书院的偶然经历，成为他创建颜家山北帝庙的契机。对田琯来说，北帝庙并非最初计划，他最初只是要建立一座歇脚的官亭。不过，即使是这个小计划，在当时似乎也很难实现，主要原因是缺钱。此后，由于白鹿洞书院路桥整修，田琯经常往来其间，因而发现五里牌有遗留的官亭古迹，又打听到颜家山有“颜鲁公遗事”和冯孝女墓等遗迹，这才决定“即其地为亭”。

据田琯自己所言，“制甚隘陋，盖惟取足于候憩而已”，可见经费确实不充足；借着官亭建立，田琯“复计独馆孤悬，必假奉神者为守。而地象龟蛇且直北，宜崇祀真武之神，则博求于香山之荒庵，得神像焉，卜以辛卯春正月望日之吉迎神入祠”。由此可见，一开始并没有单独的北帝庙，只是在官亭中供奉北帝神像而已。

先贤遗迹，是官亭坐落颜家山的重要原因。寻访和修复先贤遗迹，一直是宋以后地方治理的常规作业。地方官企望借由弘扬地方先贤事迹，达到宣明教化、砥砺风俗的效果。

田琯想要新建官亭，会受各种限制，但修复先贤旧迹，则有充分理由。田琯自述的事件经过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选择真武神，是他基于对颜家山地形观察做出的选择。这似乎表明，田琯精通风水，按其友人郭子章的说法，田琯是“善形家”。

北帝庙

其次，北帝神像来自庐山山脉中香山的一座荒庵，在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十五迎神入祠，并请道士在庙旁驻守。香山在白鹿洞东北，在庐山群峰中并不出名，山上庵观未进入祀典，在当时已经废弃，但这座真武神像在移到五里牌后，竟能很快香火鼎盛。总之，借着颜家山先贤旧迹的存在，田琯成功在五里牌建起了官亭，并供祀北帝真武神。

田琯没有想到，这座形制简陋的亭宇，竟在短时间内声名远播，成为附近民众祈求灵应的圣地。据田琯自述，这座供祀真武神的官亭建好仅一个月，便已经声名四溢。从当地士绅奏状来看，庙宇名声主要来自真武神对民众祈祷的回应，但其中提到的对南康风调雨顺和灾害不生的作用，实有夸张之嫌，因为这些效用并非短期可见。

不过，颜家山北帝庙成为了香火鼎盛的庙宇，则是事实。当时诗人吴国伦这样描述：“远近风闻帝力玄，千门万户齐斋沐。顶香束帛道家装，八路交驰履相续。逡廵合掌颂仙经，不断慈声震山谷。私愿无端各自宣，七星旗下祷且哭。罢癃瘖哑乞神膏，一勺美如珠万斛。” 由此也可看出，颜家山北帝庙吸引了大量信徒前来祈祷，并提供医疗救济。

此外，吴国伦诗和田琯自述中，都将这座北帝庙与武当山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其灵应程度超过武当真武神。这种反复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流传在文人和民众之中的普遍说法，但也成为后来颜家山北帝庙被取缔的重要因素，此事容后再表。

对于明代社会来说，真武神并非新奇神灵。明成祖朱棣极度崇奉真武大帝，大修武当道宫，并将真武信仰推向全国。明代《南康府志》所载第一座真武庙，即由当地民众在永乐年间共同兴建。

但到了田琯身处的万历年间，这座庙宇已经倾圮，再考虑到颜家山北帝神像系移请自香山荒庵，说明当地民众此时已经不太信奉真武神，以致任由这些庙宇荒废倾塌。颜家山北帝庙能在短时间内兴盛，实有其具体成因。

首先是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颜家山距南康府城仅五里，是从治所北门前往白鹿洞书院的必经之路，容易获得往来信众的驻足。其次，这座庙为新任知府兴建。从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来说，当地士绅和民众自然会特别留意，这从“两学之士及耆民”急着请求捐资助庙即可看出。

第三，田琯对于风水形相知识的运用，使得颜家山北帝崇祀有了符合民众认知的玄学依据。此外，当地原有真武庙的衰落，虽然表明这一神灵信仰的困境，但同时也为新北帝庙提供了信仰市场。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简陋的颜家山北帝庙短时间内香火旺盛。但面对当地士绅捐款扩庙的请求，田琯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国家政策、地方民意、利益关系，以及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兴趣偏好，都是影响北帝庙如何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共同决定着他将如何处理这个新兴的地方信仰空间。

二、知府田琯其人其学

田琯，字希玉，号竹山，福建延平府大田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田氏家族中最有名的，是明代闽中理学重要代表人物田顼（1495-1562，字希古）。虽然田琯与田顼年纪相差很大，但后者四十多岁即长期居家事奉父母，与田琯前半生的生活轨迹重合。可以初步推论，田顼对田琯有某种思想影响。

田琯熟悉理学，在参访家乡南溪书院文公祠时作诗，自承“平生私淑朱夫子”。不过，他对理学的信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正统道德信条的坚持，以及将其用于塑造社会秩序。对他来说，由“正心术”而“正身”，由“去私心”而“端其心原”，一定要落实到“学成而措之用，可叙彝伦，匡皇极，福黎庶”，至于“心原”“心体”“性体”这些概念的细致辨析，倒不见得是他关心的重点。

事实上，像明清时代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一样，田琯对理学的认知，首先跟秩序和原则相关。他们认为，“天理”作为宇宙秩序的最高依据，只有落实在社会治理之中，才是有意义的。

因而，正统儒学信条和道德理想主义，通常体现在他们所推动的礼教实践、学校教化和改良风俗等具体实践之中。而社会治理除了道德习俗之外，更包括制度和组织方面的实用操作，像水利、农学、财政这些领域的技术知识，同样是官僚精英所必须了解和运用的。

这些领域的实用性思维，与“存天理，去人欲”这样的道德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却统一在官僚精英的治理实践之中。田琯虽不像清初陈宏谋那样政绩显赫，也没有留下很多体现其思想和经世之道的文献，但他必然在这一经世传统之中。

庐山

得中进士后，田琯先被派往苏州府做知县，后因丁忧未能赴任。万历二年（1574）起，他担任浙江绍兴府新昌知县，颇有政绩，深受民众爱戴，“民每候其出，争为举舆”。

更能突显其治理智慧的事例，是针对县中盗患的措施：“乡苦盗，琯每乡廉真盗一人，立为总甲。凡盗发，令其捕缉，盗风顿息。” 田琯将“真盗”纳入吏治系统，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从正统道德观念看，无疑会有争议，但产生了很好的治理效果。

在治理实践中，官僚精英更注重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要求。因而，在调任南康知府前的长期官场实践中，田琯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在国家制度和官僚体系框架中有效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田琯精通形相风水之学，也可以视为其实用性思想倾向的表现。前面提到，郭子章称其为“善形家”，吴国伦也说他“相地合有神”，这都表明时人对于田琯精通风水之学的认可。

田琯还注解了唐代风水名家卜应天的《雪心赋》，成为后世学习风水知识的基本经典，并有《地理直说》等著作。风水知识，不仅是田琯用于判定颜家山应当崇祀真武大帝的基本依据，也是说服上级官僚的重要理由。

由此可见，对田琯来说，“私淑朱子”更多意味着接受“天理”作为宇宙天人秩序的超越依据和信念保证，但在如何治理社会方面，严肃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占据支配地位。

当然，这绝不是说田琯完全不关心理气心性等问题，他曾跟江右心学的重要人物邹元标（1551-1624）讨论“赤子之心”的问题，但这显然不是他擅长讨论的领域。在这种背景下，面对颜家山北帝庙的现状，他更多考虑的应该是，在地方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中，北帝庙的鼎盛香火会带来什么。

三、事神与祀贤的博弈

南康士绅联名上书，请求捐资扩建颜家山北帝庙，这一举动明显有表达与新任地方长官合作的意味。田琯对此当然不会看不透，要治理好地方，他也必须得到这些士绅的支持。

但面对北帝庙的鼎盛香火和士绅的扩庙请求，田琯却并没有直接应允。士绅希望将供奉北帝的祠庙建得更加高大，但田琯决定只是对两旁檐梁做些修饰，以及对周边道路进行修整。

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变动，就是增建单独的颜鲁公祠。前面提到，颜家山曾是颜真卿所居之地，正是靠着这一先贤遗迹的存在，最初建设官亭的举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因而，田琯新建祠庙崇祀先贤并不奇怪。但他把先贤祠与北帝庙建在一起，并用围墙封闭，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却绝非当地士绅百姓的想法，因为百姓看重的只是真武神。

乍看起来，田琯这样处理有些不合逻辑。因为颜鲁公和真武神虽然都是地方社会的崇祀对象，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神”：颜真卿是历史先贤，对他的崇祀是对先贤品德的敬重，借此确立学习和效法的典范；真武神则是神灵，被认为可以用超自然神力解决生活困境，对他的供奉是对神祗灵验事迹的回报。

虽然二者都位列国家祀典，但在现实中却有着不同的问题和处境。先贤崇祀非常符合儒家正统道德观念，尤其是理学的严格态度。两宋以来先贤崇祀逐渐普遍化，理学家是重要推动力量。

不过，先贤崇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先贤祠庙的维护和奉祀基本上依赖官府和少数文人，跟普通民众没有直接关联，这可能会使其教化功能的发挥受限，也不利于先贤祠庙长久维持。

神灵信仰直接面向民众，这使得神灵庙宇在地方社会更有活力，地方庙宇的兴建和修缮往往代表着民意。然而，民众对待神灵的方式，与儒家观念和官府意愿之间可能并不一致。正因如此，神灵信仰与朝廷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从宋代开始，朝廷多采取赐封的方式承认民间神灵，这使地方许多庙宇可以借由士绅、民众与地方官员的合作而获得合法身份。

不过，在朝廷官员眼中，即便在祀典许可之内，民众信仰和地方庙宇的运作，也很容易滋生各种问题。重要的不是庙宇空间供奉的神灵是否合法，而是其鼎盛香火背后的潜在问题。

因而，明朝多次申令，禁止私自创建寺院庵观。距田琯建北帝庙最近的一次朝廷申令，是在万历十三年（1585）。这些诏令的实际执行并不坚决，但它们表达着朝廷在庙宇建设上的基本态度，这是田琯作出决策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最初在官亭中供奉北帝神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庙宇，但如果完全依照士绅百姓的请求扩建，则会成为真正的民间庵观。

由此来理解田琯的举动就会发现，借助颜鲁公这位历史先贤，田琯首先努力将颜家山塑造为先贤崇祀的空间，借此在国家政策空间中容纳北帝信仰。他在北帝庙碑记中写到：

“国家之慎祀典也，禁其近于淫；吾儒之辟异端也，惧其叛乎正。维兹真武之神，古所称水，正者也。自轩唐以来，列于五祀，莫敢废，而我朝勅祀于太和山，诚重之也。记曰，有功于国、有劳于民则祀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今既借神灵以庇民，又席其余惠以养士，是有大功于名教者也。况主之以颜公而客之以真武，则其神无不在，而永为斯地称灵也，岂独今哉？”

这里首先提到国家祀典，用“吾儒”的说法将，自身放在反对淫祀和异端的位置，表明了田琯心目中首先考虑的问题。继而，他从两方面来说明祭祀北帝的合理性，一是神灵得到国家赐封和重视，二是有功于民，符合祭祀原则。其中提到“席其余惠以养士”，是指用北帝庙香资补贴白鹿洞书院，此点容后再叙。

这些表达其实相当普遍，经常被地方社会用来为祭祀神灵作辩护。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主之以颜公而客之以真武”的说法。这明确表达了田琯对这座祠庙的定位：颜家山的信仰空间，主要是用来祭祀颜鲁公，而不是供奉真武神。这话写在北帝庙碑记中，尤其能表明以先贤崇祀来容纳北帝信仰的意图。

颜鲁公祠

不仅如此，以先贤遗迹的名义，田琯很快将颜鲁公祠上报，在增修的亭榭中供祀元儒黄异，立碑表彰宋孝女冯素贞，并向朝廷申请，在颜家山立起“忠孝节义坊”匾额。

这些举动表明，田琯试图着力塑造颜家山先贤祠的形象和影响力，而对其中的北帝信仰并不做过多宣扬。这跟地方民众的请求有偏差，但却体现出田琯平衡中央权力与地方社会的用心。

他清楚知道朝廷对私建庙宇的担忧，香火旺盛却又不在正式宫庙之列的信仰空间，尤其会引致怀疑。下文会提及，在田琯调离南康之后，官府取缔颜家山北帝庙的重要理由，正是对“藏奸”的担忧。因而，田琯始终强调，颜家山这个信仰空间，以先贤崇祀为主导，北帝信仰只是居于辅助位置。

对于朝廷和上级官员来说，兴建先贤祠是完全可以放心且应当鼓励的。对地方民众来说，保留了用以祈祷的北帝神像，扩建了庙宇，再加上来自官方的匾额，这些足以让他们更加确信来此祈求的合法性。他们也并不会关心谁为主谁为客。

先贤与神灵面对的信众对象和信仰方式本来非常不同，但却在这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结合在一起，共同应对来自朝廷和民众对地方信仰不同侧面的关注，使民意和正统在颜家山这个新兴的信仰空间都得到认同。

不宁唯是，对当时的江西南康府来说，北帝庙不仅满足了民众事神的信仰需求，其鼎盛香火所带来的丰厚香资（玄帝香资），更成为田琯后续一系列工作的重要助力。

四、香资利用与地方社会

颜家山北帝庙一开始祠制简陋，但很快香火鼎盛，带来了可观的香资收入，“香钱月至三千金”。对这些香资收入，田琯将其一半留作庙宇费用，另一半则用于资助白鹿洞书院。

经南宋时朱熹重建后，白鹿洞书院一直是南康府境内最重要的书院，也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儒家圣地。白鹿洞书院空间的重建，自始便有与佛道二教争夺信仰空间的意味。

白鹿洞书院的维系和开支，主要靠官方或士大夫捐赠的田产。但在万历七年（1579），大学士张居正主导禁毁书院，白鹿洞书院受到波及，原有田产大部分“变价解部济边”。在此背景下，将北帝庙香资（玄帝香资）用作对白鹿洞书院的资助，深得主管官吏的欢迎。

白鹿洞书院

因而，当田琯将此事上报，很顺利获得各级官员的准复：“颜家山创神宇，为此一方捍灾御患，顺民情也，兼以香楮之余，入洞养士，官不费而士民并受其利”；“创立庙宇，用增鹿洞形胜，且计香楮羡余置买洞田，钱粮既有着落，而养士更有所资，洞教其渐兴乎”；“颜家山憇亭原属本洞，既顺民情而建亭祀神，因借神惠而置田赡士，该府此举，其于事神礼贤之道两得之矣”。

从不同官员的批复可以看出，他们对颜家山建亭祀神的具体理解有差异，但对于田琯以玄帝香资资助白鹿洞书院买田养士，则是众口一致称赞。借着玄帝香资，田琯为白鹿洞书院购置田产七百余亩，这一数额相当可观。

田琯通过建立与白鹿洞书院之间的经济联系，让北帝庙这一地方信仰空间与儒家文教事业有了内在关联。此外，玄帝香资还成为田琯推动很多事情的助力。比如，南康府城南临鄱阳湖岸，由于水势所迫，田琯与士绅商议再筑堤坝，最终“斋祓北帝宫，请得移其香资之羡”，成功筑成“田公堤”。嗣后，田琯主导重修南康府学，同样“佐之赎锾，继以香资”，顺利完成修整改造。

对这些地方公共事业的资助，为北帝庙赢得了良好声誉，同时使庙宇与儒家教化事业之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与田琯将北帝庙纳入先贤祠祀空间一起，使得民间信仰色彩浓烈的北帝庙，与儒家正统之间有了更深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北帝庙并不只是在儒家祀典的荫庇下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而已，而且可以深层次参与地方社会各种事务。

由此来看“颜家山”这个信仰空间。这一空间的建构，得益于本有的信仰资源（先贤遗迹），知府的风水知识和对官僚运作模式的理解，以及地方士绅百姓的支持。

对田琯来说，处理此事过程中的实用考量，可能大于其对儒学信念的坚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先贤祠祀的存在，颜家山没有变成纯粹的民众信仰，而是使这一空间具有“复合性”特征。

地方民众为自身生活各样的“私愿”向真武神祈祷，官吏与两学士子则在春秋二季向颜鲁公和黄异等先贤献祭，北帝庙丰厚的香资不仅支撑庙宇的日常运作，还可以为地方工程提供重要帮助。在这个相互支撑的关系网络中，儒学价值、民众信仰与实用性思维的共同作用，使这一空间容纳的内容层次立体而丰富，共同塑造了“颜家山”的辉煌局面。

颜家山北帝庙的成功，对田琯来说是值得推广的模式。万历二十年（1592）他重修府城内刘西涧祠，即“增建关帝殿于祠东”，这明显带有复制北帝庙模式的痕迹。

不过，北帝庙并没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万历二十一年（1593）底，田琯调任云南，颜家山北帝庙随后很快被取缔，原因是“御史陈岷麓效恐其藏奸，而武当、中珰亦颇有言，遂罢之”。

这是少有的直接涉及颜家山北帝庙命运的史料，其中提到的理由，是御史陈效对庙宇“藏奸”的担心，以及武当山的不满。这里还提到宦官（中珰）的不满，但由于缺乏史料，无法确切考证缘由。

无论如何，颜家山北帝庙在知府田琯任内被建造，荫庇在先贤祠下，兴盛一时，很好地推动了南康府文教和地方公共事业，但最终没能获得正式庙宇资格而被取缔，颜家山也就只剩下颜鲁公祠等先贤祠祀。

不过，对于南康民众而言，颜家山北帝的灵验记忆仍然存在，他们后来再次移请北帝像到颜家山官亭内，取名“元帝宫”，显然是希望重现颜家山北帝庙旧日的灵验，但结果可能并不如意。

综上所述，先贤和神灵是地方社会庙宇供祀的基本对象，在儒家礼制中都可找到依据。其中，先贤崇祀是朝廷在地方社会着力推动的信仰方式，而神灵信仰虽有国家祀典和儒家经典作为依据，但由于民间神灵崇祀的复杂性，朝廷对其始终抱有警惕。

本文通过考察晚明南康知府田琯对颜家山北帝庙的运作实践，展现了他如何在正祠与淫祀、朝廷与地方之间维持平衡，从而既顺应民众拜神的信仰诉求，又不致使庙宇因香火旺盛且是私自兴建而遭到打击。

田琯的基本做法，是用朝廷最放心的先贤祠祀，去统摄带有强烈民间信仰色彩的北帝信仰，着力塑造颜家山先贤遗迹的空间形象，将真武神作为风水地势上的必要神灵纳入其中。

现代宗教对话

同时，将北帝庙丰厚的香资用于支持地方公共事业，包括养士、修缮府学、兴建田公堤等。这些举动既让朝廷放心，又有助于地方社会，使颜家山信仰空间获得各方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知府田琯的推动尤其重要，他的身份及其象征，是这种平衡能够实现的最重要因素。借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儒学试图建立的信仰秩序，与佛道等信仰体系之间，在地方社会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互动，其中不仅有基于正统的排斥和改造，也有相互的接纳和融合。

地方社会信仰空间的建构，包含着特定时空处境下不同群体认知和利益的碰撞交融。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僚，虽然努力站在儒学角度推行教化，但仍然会以不同方式平衡地方社会信仰。这样的务实性操作，推动了地方社会信仰空间对不同观念要素法人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