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时期，

遣使交往、人员流动以及战争

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

书籍的交流、音乐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文学的交流以及制度的交流等。

南北书籍之交流

宋齐时期，

南北之间的书籍相互流通

，有时北朝的书籍会流入南方，与此同时，南朝的书籍也会流传到北方。

由于

南方书籍总量大、种类多

，北朝统治者为了扩大本朝书籍的储藏量，多表现出

向南朝求书之举。

如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世子与国遣使奉表，

请《周易》及子集诸书，

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

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

茂虔向南齐献书之后，又向南朝求书。

“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北魏因“经籍阙如”，

故其在建国政权稳定后也开始注重书籍的收藏而

多次公布求书的诏令

北魏在收集书籍的过程中也会有

向南朝求书的举动

，如《南齐书·王融传》：“虏使遣求书”，但此次求书之举

并未得到南朝的允准

南北音乐之交流

宋齐时期，南北之间的音乐相互流传，据史书记载，北方乐人在东晋时就已经

开始流徙到南方。

《宋书·乐志一》记载，西晋永嘉之乱，“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宋明帝时期有

“西、伧、羌、胡诸杂舞”

这些具有

北方特色的舞蹈流入南方

，又《南齐书·乐志三》：“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

在这一时期，

北方的胡伎艺术也流传到南方

并逐步为南方人所喜爱，如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七月，后废帝刘昱“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

废帝郁林王萧昭业有“奏胡伎”之举。

废帝东昏侯萧宝卷“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又《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时，便

“乘三层舰，作羌胡伎，溯流而进”。

北方的胡伎艺术

已经在上层流传开来，并为统治阶层所喜爱，同时，南方的音乐也会流传到北方来。

《魏书·乐五》记载，北魏君主宴飨群臣时“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北魏太祖皇帝时，

南方音乐已经流传到北方，

并为北方人在公开场合使用

又“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

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

《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

此为南朝音乐流入北朝的又一证明，

南北音乐的互相输入，

不仅为各自的音乐系统纳入新的元素，也为后来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及扩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南北学术之交流

宋齐时期，

南北学术相互交流，

如王慧龙之长子王遵业，在北与崔鸿同撰《起居注》，与崔光等人“参定服章”等。

又平齐民的代表刘芳，因“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而

被诏教授皇太子经

从驾洛阳，“侍坐讲读”

由此可见刘芳对北朝学术以及北魏皇室教育的影响。宋齐时期，南北文学相互交流，这主要包括

文人作品的流传、地方童谣、民歌的流传以及南北使臣的赋诗活动

等。

文人作品的相互流传是

南朝早期南北文学交流

的一个方面。

如《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十一年，

王融接北魏使臣宋弁、房景高时

，宋弁先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

王融奉旨接待北魏使臣宋弁、房景高

宋、房二人在与王融交谈时谈及王融所作《曲水诗序》一事，此言一来可以作为

南方文学作品流传到北方的证据之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来目前关于

颜延之的作品流传到北方的材料知之甚少

，而王融的《曲水诗序》是在宋弁、房景高出使南方之前已然知晓，且宋、房二人将之与颜延之作对比，并认为王融之作胜于颜延年。

北人能将

王融作品与颜延年之作进行对比

，想必颜延年之声名及作品在王融之前就已经在北方流传开来，这又可以看作是南方文学在北方流传的证据之一。

另外，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作于永明九年（公元491年），

房景高、宋弁出使南齐在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

由此，王融《曲水诗序》当在永明九年至永明十一年这一两年的时间内就流传到北方，

可见南北间交流之频繁通畅。

又《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孝文帝至比干墓时，“作《吊比干文》云：

‘脱非武发，封墓谁因？

鸣呼介士，胡不我臣！’”《南齐书》在编撰时收录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吊比干文》一文。

可见孝文帝此作在萧子显编撰

《南齐书》之前就已经流传到南方

来并为南人所熟知，此为北方文学作品流入南方的又一证明。

曹道衡先生在其《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魏太武帝下诏让

太子拓跋晃处理政务的事

，不但见于《高僧传》，亦见于《魏书·世祖纪》、《宋书·索虏传》，还略见于《南齐书·魏虏传》。

值得注意的是下诏年代据《魏书》和《宋书》都在太平真君四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并且诏书

原文以《宋书》为最详，

《高僧传》次之，《魏书》反而较略，

但所载显为同一篇文章

，因此可以推知其早在此诏书发表后不久，就传到了南方”。

《宋书》为沈约所编，此书设《索虏传》，据学者考证，《宋书》约成于齐永明五年，那么《宋书》中

涉及到北朝的诏书等材料从何而来？

赵翼《廿二史札记》：“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

赵翼此论虽是点出《宋书》中关于北朝之事的记载由传闻而来而

存在错误的问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此亦为南北交流之证明

南北之间

地方童谣、民歌的相互流传

是南北交流的第二个方面。如《宋书·臧质传》中记载臧质在给拓跋焘的回信中就引用了北地童谣：“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

可见，南朝早期就已经

有北方的童谣流传到南方来

；《南齐书·五行》：“永明中，虏中童谣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齐。’”。

又《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咸阳王禧被赐死后，“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

此皆为

北方童谣在南朝流传的直接证明

，当然，北方民歌在输入南朝的同时南朝民歌也在流入北方。

彭城王元勰之《问松林》、祖莹之《悲彭城》一诗皆与南朝民歌《华山畿》《读曲歌》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显然是和南朝民歌流入北地是分不开的

使臣出使时的赋诗活动是南北文学交流的又一方面，有时使者的到来会

促进南北文学上的交流。

如永明九年（公元491年），

李彪使齐马上归北，

“赜亲谓曰：……赜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

可见，李彪在使齐的过程中，与南人有赋诗的活动，李彪将还，齐主萧赜命群臣赋诗，一来表现出

齐主对李彪的重视

，二来赋诗活动可以促进双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