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欠缺的死亡教育，是时候补上了|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庄子|生命|苏格拉底

在中国，死亡历来是一个避讳的话题。它像是一个禁忌，人们不愿意提及，更害怕谈论。

于是，由于对死亡缺乏了解，人们面对亲人的离世时常常感到无助和迷茫，情绪的压抑导致心理上的负担，甚至可能引发心理疾病。

同时，对死亡的误解，也使得人们在面对生命的终结时，不能正确对待和尊重生命，在一些医院里，医患之间缺乏关于死亡的沟通，导致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法得到适当的关怀和安慰。

死亡教育不止关于死亡，更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严肃话题

此外，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过分追求生命的延长，而忽视了生命的质量。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命的延续，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忽视了患者自身的意愿和感受。

迈入新世纪的医学的确给百姓带来诊疗、预防、健保的累累福利，然而，现实却是严酷的，技术愈发达、愈短缺，人性愈贪婪、愈荒芜；医学做得越多，人们抱怨越多；越占据技术制高点，就越失去道德制高点。

在这种背景下，死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死亡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死亡，更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面对死亡，尊重生命，提高生命质量。

医学是科学，更是人学。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科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将学术忠诚转化为医学自我针砭的“柳叶刀”，鞭辟入里，自得其乐，并将此举定义为“反弹琵琶”。

王一方教授和《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反弹琵琶指在医学现代化过程中重申医学作为人学的意义。

其实，人的死亡意识是其一生追求创造与幸福的动力，一个人只有意识到死之将至、生命有限，才会格外地珍惜生命，懂得如何去支配有限的生命，攀登尽可能高的生命巅峰，创造尽可能完美的人生。

Traditional wisdom

关于死亡的传统智慧

中国历来有安命乐生、重生轻死、惜生讳死的文化传统，追溯这种生死传统，不得不关注儒家的生死意识。儒家文化讲天人相应，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创生万物，长养万物），人有生生不息之精神（珍惜生命，注重人事，修养心性，以配天德）。

在中国民间影响最盛的生命观莫过于道家与老子的生死意识了。道家的基本生命信念是全生避害，讲求顺生和清静无为，绝少奢谈死亡。道家多热衷于炼丹，袅袅青烟间透出一种对长生、永生的希冀。于是，道家文献中充满了劝善篇章，或积德遇仙，或修道、炼丹成仙。

孔子圣迹图（明·仇英）

玄门十子图(元·华祖立)

论洒脱，庄子的生死意识最值得称道。在庄子看来，“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

将目光从东方移至西方，在古希腊，哲人的生死意识今天依然值得咀嚼与回味。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福，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亡。柏拉图相信灵魂与肉体是分离的，唯有人的灵魂才能不朽永恒。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远比肉身根本和重要。

古罗马角斗士马赛克画；倒地的人身旁Θ字母，代表死亡

伊壁鸠鲁深感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提出“死亡与我们不共时空”的解脱之说——我们在时，死亡不在；死亡降临时，我们已不在。所以我们无需恐惧。卢克莱修也随声附和：“对于那不再存在的人，痛苦也全不存在。”

相对而言，斯多葛学派的死亡意识比较坦荡。既然死亡是人生的必然，恐惧、痛苦、抗拒就都是徒劳，不如坦然、爽快地接纳。

哲学家就一定有坦然向死的心愿吗？未必。人生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神公正无私，并且死并不孤单，全世界都与你为伴。

在西方，向死而生意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奥勒留，他的名言是“像一个将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度过”。

对生死母题的叩问派生出人类的宗教意识。佛家重死远甚于重生，讲究人生的轮回和转世，期待以另一种方式和生命体再活一次。基督教讲究生之苦难和死之救赎。耶稣以一死度众生，展示的是世俗生命在“十字架”下的神圣超越和美丽想象。

北宋侯翌《如来说法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耶稣受难像

彼得罗·佩鲁吉诺，1482

近代语境中，叔本华的生死观值得玩味，因为他对生死的理解既残酷又豁达。在他看来，人之生本质上是一种痛苦和煎熬，既然生不如死的境遇摆在我们面前，以死了生是最佳的选择。

何以理解死亡真谛，也许真正的答案是生命的偶然性。父母的生命是偶然的，邂逅是偶然的，亲密行为是偶然的……生命无端无常，也难怪死亡无端无常。

Modern awareness of death

现代死亡意识的启发

人这一生，无疾而终固然安详，与病同行驾鹤西去也存有一种宽许。唯有放下生死的人，才是大彻大悟的人。而理解医学其实就是理解死亡，读懂死亡，人生大课才算毕业。

2008 年，英国某纪实频道播出一个纪录片，展示一位患神经元疾病的病人在他人帮助下实施安乐死的过程。这是对医学阻断死亡使命的挑战。节目还没有播出就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安乐死的问题，其次是这个节目是否应该在电视上播出。因为公开播放，人们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科拉吉在临死之前和妻子告别的情景——妻子说：我爱你。

纪录片《选择死的权利：自杀游客》

也许正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一些人会赞同出于绝对自愿的安乐死。生命是最珍贵的，也是最尊贵的，没人愿意看到生命被折磨得满目衰败。尊严死不等于安乐死，实施安乐死的流程也极为复杂。无论如何，公众的死亡教育迫在眉睫。

电影《死亡医生》讲述了美国密西根州一名备受争议的医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他们对死的渴望。

美国第一门有关死亡教育的正式课程，于1963年春季由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在明尼苏达大学开设。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死亡是最鲜活的教案。如今，死亡学课程分化为死亡哲学与死亡伦理学、死亡心理学、死亡社会学、人类死亡学、临床死亡学、死亡政治学、死亡教育学，其核心命题是我们的死亡意识和救助期望。

2003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入选巴诺书店评选的“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20本书”。这是一部具有拓荒意义的图书，作者罗斯是一位心理医生，长期研究病人临死之前的躯体和心理状态，她尖锐地指出，没有人真诚地对视临终的眼睛，她呼唤人们坐到濒死病人的床前，倾听他们的心声，同时吁请医生打破职业偏见，走出治疗中心论，聆听病人心灵深处的诉说。

在德国，生命终末期服务涵盖以下内容:帮助临终患者认知(生命终末期)现实，把握现实；控制痛苦，如缓解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满足患者生理、心理需求和爱好;满足患者的亲情需求；建立良好的医—患、护—患关系，以及做好弥留期疗护。

在新加坡，生命终末期服务包括:在充满人性温暖的氛围中，为生命终末期患者提供适当的躯体、心理、灵性服务与照顾；为参与终末期照顾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灵性服务的培训与指导；研究生命终末期患者痛苦的症状及其原因，提供个体化的服务与照顾；协调好居家护理、医院、临终关怀组织(义工)的服务衔接。

《死亡医生》（电影）剧照

生命最后的岁月总是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叩问何为善终，何以善终。中国人传统的对“善终”的理解，是在可预知的自然亡故中，没有太多痛苦和急救技术介入地离去。理想中的临终时节，亲人绕膝，诉说衷肠，爱意融融，交代最后的遗言，了却最后的遗憾，揭开最后的心结，放下最后的心事。

然而，现实中一切都显得务实而具体，人们关注于抢救程序、后事嘱托、遗产分割，而忘记去凝视那双临终的眼睛，也以为躯体的衰弱必定带来精神的衰弱。其实，那双临终的眼睛在与死神的对峙中能洞悉人生最后的真谛。逝者的遗憾就在于未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从容地把对人生的感悟说完。

《遗愿清单》（电影）截图

死亡是生命的归宿，死神的最后召唤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有无”问题，而是“长短”问题、“高低”问题、“轻重”问题。因此，“向死而生”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世俗命题。

死神总是铁面无私，地无分东西，人无分贵贱贫富，归期来临一律发配“西海”，即使有世间最先进的设备最优秀的大夫也无济于事。此时，不妨坦然地接受死神的邀请，一起完成人生最后的壮游。

The confusion and loss

技术时代死亡意识的迷茫与迷失

当下，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倍增与技术的无穷涌现，生命的图景、医疗的过程都日益技术化、非人化，人们对健康、无疾、不老、不死欲望的企盼与生命无常的矛盾日益突出，造就了特有的现代性迷茫与迷失。

学术繁荣与技术飙升都无法制止对医学的污名化、对医生形象的妖魔化以及医患关系的恶质化，也使得理想医学的图景黯然失色。这背后隐藏着生命末期的“养尊处优”问题。

在中国人的词语之林里，“养尊处优”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但，无论是在受慢病煎熬的生命末期，还是在深度衰老的弥留期，患者都不希望有生命救助。虽然当今时代的生命支持设备、急救技术足够先进，能够让他们继续苟延残喘，但是这样的生活品质十分低下。

于是，这就派生出两大世纪难题。一是生命尽头的人能不能安详离去？他们难以割舍对生命的眷恋，于是忍受心脏按压、气管插管等急救措施。但急救成功后，他们很可能就要通过依赖医疗措施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二是生命和死亡的权利属于谁？尤其对临终或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忍受巨大痛苦的人来说，他们有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选择在何时放弃自己的生命？此时，医生如同攻防战中的将军与士兵，是与疾病血战到底，还是停止无谓的抗争？是永不言弃，还是与死神言和？家属也很纠结，救本天经地义，岂能撒手不救？若不救，将于心何忍，于情何堪？

在王一方老师看来，要真正在慢病末期与深度衰老的时刻落实“养尊处优”，从解决症状转变为关怀生命，克服技术时代死亡意识的迷茫，有七道长坡要翻过去：

1.坚信衰竭、向死进程不可逆，干预只能缓解而无法疗愈。

2.知晓疼痛与痛苦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疼痛不是痛苦。

3.疗愈与尊严的目的交映，疗愈不是尊严。

4.治疗不是矫正修复，而是关怀照护。着眼于全人境遇与生活品质的改善，实施全人的关怀、照顾。

5.熟知终末期身心干预的认知偏倚，心理干预不是心灵抚慰，关注精神性的抚慰、终极关怀的达成。

6.肉身死亡不是全人死亡，要学会豁达地看待生死，缔结爱的遗产。

7.沟通不是交往，而是要融入患者的生活和生命体验。

在技术时代，各种器官替代技术维持着诸多衰竭的躯体(人—机混合生命)，死亡过程人为地拉长，这种境遇无异于技术凌迟。

人们不禁要问，生命何以神圣?生命神圣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生命无比圣洁，二是生命的历程神秘莫测。

因为神圣，人们才会对生命有敬畏。尽管医学有新知、有奇术，但生命总归无常，虽然疾病可防、可治、可救，但生命的进程绝对不可逆。现代医学如此昂扬自信，也如此无力、无奈，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无法言说。“膏肓”之幽、“命门”之秘，无法抵达。

人生本是一条单行道，途中也会遇到若干选择，譬如赖活好死、好活赖死、赖活赖死，最佳的境遇当然是好活好死。总之，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肉身无法永恒，死亡是肉体生命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