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走上衰败的原因：官吏多蠹、借贷成患、灾多情险|官吏|宦官|明代|明朝|漕运

明代的漕运堪称为当时国家财政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系国家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并把握皇家政权的命脉，可以称之为国家“要政”，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专制集权下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漕运承载着太多历史变迁，朝代更迭下的细节。

不可否认，漕运因其历史局限性、功能落后性等原因已经不适于当今社会的需求，但在处于封建时期的明代，漕运却经历了一个大大的低谷，这似乎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尽管明朝采取了种种措施平衡漕运在现实下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明代的漕运最终却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败，漕运是如何在种种原因下走上下坡路，并最终衰败于明，这很值得探讨。

一、官吏多蠹、根基不稳

1、权利制衡，适得其反

明朝宣德末，为预防劣政策管理之弊病，设仓储监管员——监仓宦官作为京通仓和运河沿线水次仓的管事，势在平衡权利，宦官与户部在共同治理中相互监督，以致高效，但明朝统治者未能真实了解当时宦官的权利，到头来，宦官在仓储管理中的权利日渐庞大，拥有不该有的实权，使得管理局面一派混乱。

此管理措施实施了一百余年，在嘉靖十四年才被撤销。

2、宦官当道，寻根溯源

宦官的手，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随意伸展，究其原因，是历史形势下造就的特殊情形。

明初时，明太祖受元朝灭亡的前史之鉴和“胡惟庸谋反”带来的余波影响，采取了一切手段以稳固皇权，封建统治中采取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此背景下，宦官的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在明朝后期，当朝统治者的消极待政使得宦官有可乘之机，统治者听信谗言，对朝廷重臣缺乏信任，使得权利下放给宦官集团，掌管着东西两厂，拥有生杀大权，成为明朝统治史上一大污点。

宦官在办理皇家事物时，为自己谋取私利，在官场目中无人，为非作歹，一切事由均随自己高兴，可谓在皇帝眼皮下干坏事，随着宦官财富和权利的积累，宦官的地位水涨船高，逐渐有压倒朝臣正当权利的趋势。

3、日积月累，掌握权力

纵观明朝航运发展史，宦官的权力干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宣德时期的初步涉权，宣德到嘉靖年间的皇帝重心偏移，以及嘉靖到崇祯末年的几乎完全掌控。

而宦官当道的后果，使得闵超航运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我们虽然不能将宦官管理员一概沦为污染航运环境之鼠辈，但当时贪官奸佞之流为宦官主力，他们为非作歹使得漕运事业无法正常运转，并进一步破坏了明朝打下的有序的政治经济之江山，严重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漕运走向衰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二、借贷频繁，失柱竭力

1、财政问题，腐败为源

明朝基层的漕运在弊端上有相似之处，明初初行航运例法，未建立全键的运粮队伍，百姓需要自行纳粮，到了中后期，被当航段的运军压榨，漕运制度不堪解决这些问题，运军为了增加收入，将经济剥削嫁接到当地百姓身上，成为一种另类土匪。

由此，日积月累下，漕运的财政收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窟窿。

明朝的漕运为必不可少的命脉，是当时北方粮食补给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南粮北运是当时保证北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但由于维持漕运的正常运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河道建设和漕运疏通，基层百姓在官吏、运军、水手、胥吏的层层压迫下早已不堪重负，那些手握的些许权利，最终都挤压在百姓的身上。

2、借贷普遍，亏空巨大

明代官场的京债十分常见，起自民间的皇帝明太祖对于官员借贷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深刻反思，并采取了相当的措施减少其对财政产生的影响，在位期间其注重实政，借贷情况稍有敛息。

但到了明朝中期，吏治逐渐败坏，借贷问题频繁，嘉靖时期的黄光升曾感慨当时的明朝政策“迨后淹于候选，困于道途，厚揭债利，取偿于官，犯者既多，不可胜诛，旋致废法矣。”

即到了这一时期，明太祖所立的法规均所失效，这种现象导致了明朝的漕运财政入不敷出。

3、货币调控，影响仓储

明代时期漕运的米粮市场供应是当时的主要项目，漕运时官府定的米价对整个北方市场均有影响，当时稻米的种植比例很小，运输民粮成为明代主要的运输手段，屯粮不能满足当时北边粮食的需求。

而且这时的米价受到季节差异的影响，使得局部地区的米价波动大，为了稳定物价，明朝官府采取了借贷米粮等措施，主要思想是为了增加市场的粮食供给，保障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

但在仓米入不敷出时，借贷米粮、籴米出粜的平抑手段，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善地区内货币和粮食之间的稳定平衡。

明朝后期的财政体系主要依靠货币维持，财政往往面临巨大压力，明朝君臣制定的财政货币政策没能从根源上解决。

其实明朝一直存在财政困境，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军费开支的庞大体系而开支巨大，永乐年间，又因修建运河、征讨蒙古、派遣船队下西洋等大动作使得财政赤字形势严峻。

而钱币贬值使得明朝难以在市场达到更多物产，财政的耗费在明朝中期达到了另一个程度，国力和边患使得财政改革势不可缓，但当时明朝在外局势日渐恶化，内部又是民变不断，财政改革没有得到有效成果。

明后期，战争使得财政现状趋于破产，这动摇了支撑明朝财政的支柱，漕运也摇摇欲坠，衰败褪色。

三、灾多情险，加重砝码

1、灾荒之频，平抑难转

灾荒是古代常见的事情，据当时的记载显示，在成化、弘治年间，每年都会盘查存留的多余储存米粮在预备仓以免遇到饥荒，有时在春夏之际将余粮下放给散下户，到了秋天在抵押还给官府，即“新陈相因，缓急有备”。

但在后期粮储空虚是常有的事，秋粮仅限足兑运，计划的预备粮储颗粒无收，若是遇上灾害频发的年段，没有能力赈发粮食。故明一代，灾害顿生，人地矛盾艰巨，人民大规模流转，这种种原因导致民间仓储粮食量少且难支出，社仓也难以达到广设的局面，公和私两面都陷入困难之境。

2、灾荒之重，结构混杂

正德四年（1509年），户部向上奏书称南京地区赈济粮食虽然量多，但都是杂粮不是稻米之类，朝廷便让当时南京直隶的地区、湖广两地、包括河南、陕西、浙江等灾情严重的地区收储蓄粮食以供赈济救灾之用。

当时的灾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正统十三年，江西地区所属的新昌高安上高三县受去年旱蝗灾伤影响，仓储不足；正统二十三年，户部会各部都察院并漕运等官议上漕运等事宜。

一弘治元年岁运粮四百万石内请以六十八万石派被灾之处；弘治五年，山东、河南，户部上书江南苏松等府连岁荒歉，一苏松等府水灾，对于冀纾民困的境况，请求对灾重的地区救济，；弘治十六年，浙江、山东等地灾伤严重，欲将明年兑改粮米一百十万石折银，而留本色以济饥民；弘治十七年、十八年，南直隶、山东、湖广等地，都有旱灾；正德三年，南直隶苏松杭州等府旱灾；正德四年，河南灾伤重大……

在明代各宗实录上，灾字出现的频率之翻令人瞠目，我们无法想象，这连年的灾害，尤其是一些省域如南直隶、山东、湖广地区，几乎是年年都在水灾或旱灾重度过，加上完成当时的仓储需求，财政体系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情形，致使多方难以平衡，漕运作为当时支撑财政的命脉，也每况愈下。

3、战争连绵，灾上加灾

明代漕运的发展为军事上情报的搜集广开言路，传说当时的胡惟庸案重要情报线索就是在漕运航路上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