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收藏！最高人民关于涉保险类司法鉴定纠纷的裁判规则（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侵权人|保险公司|司法鉴定纠纷|裁判规则|赔偿

前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商业保险复杂的理赔背景之下，司法鉴定及相关效力评估已经逐步成为各家保险公司关注重点，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典型案例对于保险公司标的涉及鉴定的此类案件实务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对于诉源治理也有重要作用。为了能够便于更好的指导实务，本期推送内容为涉及司法鉴定纠纷的相关案例。欢迎收藏、分享和转发。【未经许可，禁止其他公众号转载】

文|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

编辑| 梦谷风险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保司法鉴定相关纠纷的15个裁判规则

顾某诉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8.06.05 / （2018）苏02民终2279号 / 二审

裁判要点：

1、单方委托鉴定意见的认定问题。单方委托是车辆损失保险合同纠纷的常见问题，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接到事故报案后，均会及时自行查勘定损，但是，单方委托仍时有发生。被保险人之所以进行单方委托，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定损价格过低，双方又无法协商一致，故委托公估公司等对车损进行鉴定。在此情形下，保险公司对评估金额通常不予认可，往往会申请重新鉴定，此时人民法院需要考虑单方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存在问题，鉴定意见实体上是否存在问题，作出相应的处理。

2、应注意防范利用单方委托“骗保”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被保险人虚构事实、隐瞒情况，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项的情况时有发生，损害了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也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中，要严格审查单方鉴定在程序上、实体上是否存在问题，对可疑的单方鉴定意见，应允许当事人进行重新鉴定，以保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

鲁某‍某诉贾某、某保险公司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6.03.09 / （2015）皖民提字第00081号 / 再审

裁判要点：在民事诉讼案件中，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是证据种类之一，该证据经当事人质证、法院查证属实作为生效裁判的定案依据后，未有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鉴定机构即作出撤销鉴定意见的决定，妨碍了民事诉讼，应属无效。

胡某树诉某保险公司、蓝某平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2.03.30 / （2022）粤14民终270号 / 二审

裁判要旨：关于交通事故一次性赔偿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问题，即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按双方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履行完毕后，赔偿权利人是否可以再次要求承保赔偿义务人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差额部分的损失问题。对此，应考虑赔偿数额、受损害方对伤残等级认识、签订协议时的紧迫程度等因素综合加以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法律规定不一致即属可撤销。一般只有在赔偿权利人经后续检查发现伤势较重，对自身伤情认识有重大误解，受害程度超出赔偿权利人订立协议时的合理预计范围，所支付的赔偿费用远远低于当事人因此造成的损失，在赔偿权利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该赔偿协议显失公平符合可撤销情形，此时赔偿权利人要求赔偿义务人或者承保赔偿义务人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差额损失部分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予以支持。除此之外，即便赔偿的数额与法律规定有些许出入，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各方当事人应当受赔偿协议的约束，不得出尔反尔，赔偿义务人履行后赔偿权利人不得再次起诉要求赔偿。

柴某某等诉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21.03.31 / （2021）赣民再1号 / 再审

裁判要旨：保险合同约定的“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免责情形，意指被保险机动车已经按规定参加了定期年检但检验结论不合格，而非被保险机动车年检合格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有关鉴定机构检验认定车辆质量不合格的情形，故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05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诉吴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8.11.16 / （2018）鲁02民终8921号 / 二审

裁判要旨：保险人作为原告，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应当由保险人对保险事故损失程度负担举证责任。第三人对保险人单方确定的保险事故损失程度不认可时，应当由保险人对保险事故损失程度承担举证责任。不能仅凭保险人单方制作的定损单认定其完成了举证责任。依据合同相对性，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就事故损失程度达成合意，也不能约束第三者。如果保险人不能提供相应资料致使车辆损失程度无法确定，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钱某诉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 2020.11.12 / （2020）苏0213民初3975号 / 一审

裁判要旨：

1.单方委托鉴定意见应严格进行审查。单方委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避免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拒绝定损或怠于定损导致车辆损失无法确定，也可以防止保险公司过分压低定损金额，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对单方委托在程序上要严格把关，保证保险公司参与程序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在鉴定意见存疑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重新鉴定。

2.定损义务是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司法实践中，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往往怠于定损，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评估费等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七台河某选煤工程技术北京分公司诉某财产保险大庆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1.01.22 / （2021）黑09民终1号 / 二审

裁判要旨：

1.最大诚信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核心原则,其“最大”不是指其效力位阶最高,而是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与关系人的义务方面,其要求比其他民商法的更为严格。最大诚信原则通过一系列规则发挥规范作用,保险公司的及时理赔义务就是其中之一。及时理赔义务通过及时核定(含定损)、及时赔付等规范加以约束。商业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的义务,既源自保险合同约定(约定义务),亦源自法定义务。鉴于财产损失险规范体现被保险人中心主义,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格式条款,“淡化”其及时理赔义务,从而侵犯被保险人利益,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保险公司最长的法定核定期间(30日,扣除保险给付请求权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支付保险金的最长期间、违反该义务的法定责任(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为了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理赔义务,保护被保险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先予支付”义务。

2.根据保险业惯例,财产损失险的承保范围不包括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引发的间接损失,例如本案中被保险机动车因正常维修而产生的停运损失。本案法院裁判支持被保险人关于保险标的间接损失的诉求,是基于保险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关于核定义务期间、核定结果通知义务、支付保险金义务期间的规定。为了防止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等无法查明,所以在保险公司核定前,被保险人不敢轻易将车辆送去维修。虽然从理论上,被保险人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可以主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即涉及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与损失程度等),但实践操作难度很大,而且由此产生的成本是否获得保险公司足额赔付,被保险人也不能确定。此外,因保险公司没有及时支付保险金,导致保险标的被修理公司留置,留置期间产生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也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3.本案法律适用规则的确立,一是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诚实履约,保险标的遭受意外事故后,应依据事实、保险合同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及时主动核定、通知与支付保险金,杜绝拖延理赔,甚至动辄将保险纠纷推诿给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这不仅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社会信誉,牺牲了整个行业的长远利益。全体保险公司应以本案为鉴,吸取教训,提高整个行业的自律和专业服务质量,规范保险公司有序经营,促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二是充分发挥保险在分散被保险人风险、恢复其生产经营或提供其生活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保险“救危济困”的保障作用;三是引导保险公司践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通过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提供比法定义务更有效的理赔水平,将谋求保险公司长远利益与促进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为新时代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纪某某等三十三户果农诉青岛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6.06.27 / （2016）鲁02民终4430号 / 二审

裁判要旨：

1.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影响具有累积性、滞后性，致害物质、致害途径复杂多样，对人身、财产的损害证明科学技术性强，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关系难以理清，若强调直接证明，往往会陷入不可知论，对保护受害人极为不利。基于这种实体法上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理论和实务中大多主张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即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者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或者实施了相关破坏生态的行为，而当事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或者环境本身受到损害，即可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被侵权人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仅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侵权人就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的则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责任。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或者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有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项，则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人负责举证；如其举证不能，则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2.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人民法院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辅助手段，但不能过度依赖鉴定意见，需要综合判断各种证据，实现公正裁判。如机械采用鉴定结论，则很容易出现“以鉴代审”情况的出现，尤其对于一些鉴定现场被破坏或时效性滞后的情况下，鉴定模拟或复制的现场可能无法还原污染现场的真实情况，应当正确分析论证鉴定意见，作出合理裁判。

吴某某诉张某某、李某、某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 2022.05.30 / 二审

裁判要旨：

1.“自甘风险”的认定。所谓“自甘风险”，是指“被害人原可以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之危险，而损害结果不幸发生”的情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未成年人参加对抗型体育运动培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跆拳道这类对抗型体育运动，其训练、比赛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受伤害风险性，参与者处在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参与过程中出现的“正当危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被允许或容忍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之前，未成年人在诸如跆拳道对打训练的体育活动中受伤，能否要求对练者或参加者、训练或培训场馆以及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各地司法实践处理不一。民法典明确了“自甘风险”规则后，给此类纠纷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使相关各方主体的责任承担更加公平合理，责任范围更加清晰明了。

2.“自甘风险”的责任承担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加以确定。“自甘风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会产生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对应到未成年人参与者，要充分考虑“受害者”和“受害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年龄、意愿、心智、训练经验、运动经历、受伤原因、主观过错等因素；同时，对于组织者或培训机构，尤其要充分考虑其资质、场地条件、教练员专业水平、对抗训练安排的合理性、安全保障义务、主客观过错、伤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理等因素。综合以上，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公平合理地确定各方责任承担范围及比例。“自甘风险”规则的妥善适用，既可合理分配责任，也可实现对损害结果的预防，在裁判规范、行为导向上都具有积极意义，亦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体现。

刘某国诉某升公司等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 2019.02.02 / （2018）最高法民申5945号 / 再审

裁判要旨：

1. 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被侵权人从事海上养殖，遭受侵权损害主张养殖收益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请求赔偿修复、更换养殖设施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

2.当对侵权所造成损失程度及数量的认定存在多份不同的鉴定意见（评估报告）且分歧较大时，可以在结合日常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综合评判鉴定意见（评估报告）内容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11亓某诉某保险莱芜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 2014.10.20 / （2014）莱中商终字第66号 / 二审

裁判要旨：

1.免责条款的认定及法律后果。判断某保险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不应仅考察该条款是否属于明确列举的范围，对于明确列举范围之外的条款，还应实质考察该条款是否免除或者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亦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否则不产生效力。

2.被保险人单方委托鉴定结论的效力认定。单方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从证据的实质要件看，单方委托剥夺了保险公司参与查勘、选择鉴定机构并提出相关意见的权利，保险公司无法对鉴定方法、鉴定过程、检材等进行确认，一般应允许保险公司重新申请鉴定。但是，如果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拒绝定损或怠于定损，则视为保险公司不履行义务的同时放弃了查勘车损的权利，此时被保险人单方委托认证中心进行鉴定不存在任何过错，在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前提下，法院对于鉴定结论应予采信。

王某诉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上海金融法院 / 2019.06.21 / （2019）沪74民终238号 / 二审

裁判要旨：被保险人起诉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获生效判决支持但未实际执行到位的，有权要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保险人履行保险赔偿责任后依法获得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怠于通知致使保险人未能参与定损的，损害了保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定损权，其依据侵权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损失金额主张保险理赔的，保险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

王某诉某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02.20 / （2019）苏02民终5364号 / 二审

裁判要旨：车辆损失保险合同中的高保低赔条款系确定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而非免责条款，对其不适用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规定；但高保低赔条款不仅违反了保险利益原则，而且保险人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混淆了定值保险与不定值保险合同中给付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此时应保护被保险人的预期利益，认定高保应高赔。

刘某国诉某升公司等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 2019.02.02 / （2018）最高法民申5945号 / 再审

裁判要旨：

孙某某诉罗某、刘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8.06.22 / （2017）闽民再341号 / 再审

裁判要旨：

1.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明确的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过错归责原则，与本案案情类似，应予参照适用，不能仅因案情的个别差异而不予参照适用。审理中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与本案的案情不同，指导性案例是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骨质疏松）有参与度，本案是受害人自身严重疾病（脑梗塞、高血压）有参与度，故本案应考虑参与度问题。实际上在因果关系理论与实务中，一般将受害人身体原因这一介入因素统称为受害人“特殊体质”。“特殊体质”一般包含：体质状况，如骨质疏松、蛋壳脑袋等；严重疾病，如高血压、血友病等；残障情况，如身体、智力残疾等。其实就医学角度而言，骨质疏松、蛋壳脑袋、智力残疾等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疾病。因此，在一般案件中作“体质”与“疾病”的区分并不严谨。24号指导案例确认了“蛋壳脑袋规则”。“蛋壳脑袋理论”是英美侵权法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一项著名规则。该规则认为，一个对他人犯有过失的人，不应计较受害人的个人特质，尽管受害人的这种个人特质增加了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和程度；对于一个因受害人的头骨破裂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请求，受害人的头骨异常易于破裂不能成为抗辩的理由，即侵权人不能以此作为减少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金的理由。根据该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及理由说明可知，其参照的正是“蛋壳脑袋规则”，即虽有受害人特殊体质介入，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侵权人也应就全部的损害后果负责。

2.本案不适用原因力的责任分配。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可以分为责任构成和责任分配两个阶段。在责任构成阶段，考察的重点是各个要件的有无，缺乏任何一个要件都意味着对责任的否定，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阶段。而在责任分配阶段，考察的重点是各个要件的强度，进而综合决定责任的大小，这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阶段。就“原因力”这个概念而言，其作为一个强度概念，则不属于责任构成阶段，而是责任分配中的一个因素。责任构成阶段没有原因力而只有原因，因此因果关系的“因”在一般侵权中必须是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行为，而被侵权人的特殊体质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而原因力是责任分配阶段的概念，这里的“因”就可以是任何参与责任分配的因素，因此，特殊体质也可以是这里的“因”。责任分配阶段因为是法官综合考虑决定的阶段，可以出现不考虑特殊体质和考虑特殊体质两种情况。是否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的原因力必须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自身的过错程度、侵权人行为的社会价值及其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故24号指导性案例应当是综合考量了机动车拥有可以分散风险的保险、违章行为不具有社会价值、受害人没有过错等多种因素，进而认为不应考虑特殊体质的结果。当案件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又会被接受为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原因力，即如医疗损害赔偿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