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成语，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早在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就极端强调情报的重要性。
自称熟读兵法的蒋介石显然也看到了这点，早在1928年就成立党务调查科，专门从事情报和暗杀。抗战初期更是进行了一番整合，组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一开始，两大特务组织算是并驾齐驱。可到后来，中统日渐式微，军统越做越大，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为拥有十万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四点五万特工的庞然大物。
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日，军统老大戴老板飞机撞山。十四点五万人马顿时群龙无首，被各方势力瓜分：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警察，情报分析部门与原军政部第三处合并为国防部二厅，秘密行动部门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
当时，接替戴老板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看好国防部二厅，并不看好保密局。他本人从不过问保密局人事安排，却热衷于过问二厅的业务。
1947年11月中旬，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政务次长，厅长职务交给副厅长侯腾接替。不过，以后凡有关第二厅的问题，蒋介石仍向郑介民询问并不断给其发指示，侯腾这个厅长基本是摆设。
没多久，郑介民很快发现，二厅的工作不好干，要么无法获得我军情报，要么获得一堆假得不能再假的情报干扰决策。
郑介民
一、导致国军战略失败的三个错误情报
1946年4月—5月，我军在吉林四平与国军血战，最后因敌强我弱主动撤退。撤退途中，东总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逃，使杜聿明获得了我军的部署，导致我军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局面。
到1946年10月，国军不仅在松花江沿岸建立了多个堡垒，还将南满我军压缩在临江地区。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杜聿明妄图南攻北守，调集重兵猛攻我南满根据地，对北满采取守势。我军则针锋相对，采取南拉北打的方针，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扭转了东北战局。从此之后，东北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在调重兵进攻南满前，杜聿明并非不知道东北国军的困难处境：截至1946年9月，东北国军正规军共有9个军、25个师，计36.5万人，但摊到53座城市和146座主要城镇后，机动兵力就很少了。
后来进攻南满根据地，杜聿明东拼西凑，也只能拉八九万机动部队
那杜聿明为何还要抽调有限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呢？原因就是被国防部二厅两份错误情报所迷惑。
1946年10月，国防部二厅给杜聿明下发了一份“绝密情报”：共军于哈市南岗召开军事会议。林主张续战，哈市长李天佑则主张和。两人激辩之际，市长李天佑之胞弟将林击伤，林当还枪，将李之胞弟击毙。林因伤重毙命。市长李天佑现被捕解送佳木斯。
想必对党史和军史略知一二的读者，都知道这份情报的荒谬。李天佑明明是东野一纵司令员，啥时候当哈尔滨市市长了？至于林和李火拼的桥段，只能佩服二厅谍报人员的想象力，把我堂堂东野总部想象成土匪了。
杜聿明看了这份情报自然有点怀疑，可潜伏在哈尔滨的国防部二厅谍报人员又送来第二份“情报”：据本部潜伏哈市之谍报员电称，林总被狙击后确有月余与外间断绝关系，故哈市一般军政人员均认林已毙命。
没多久，上级又转给杜聿明第三份情报，这是郑介民亲自撰写呈送给蒋介石的，里面提到：北满共军首脑情绪似极彷徨，深恐国军进占哈尔滨。哈尔滨人心极恐慌，如美国飞机（负责运输我党高级干部从延安到东北）一日不到，市面金融立即紊乱。
这份情报极度夸大了我党在北满面临的困难处境。早在1946年6月5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指出，固守哈尔滨无问题。哈尔滨市面情绪在6月底也有所缓和，哪有什么人心恐慌。
不过，这三份情况倒是真把杜聿明给忽悠了。杜聿明认为北满我军自保不暇，大概率不会增援南满，于是放心大胆进攻南满我军。结果大家也知道了，你杜聿明进攻南满，我东野就来个三下江南。
还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7月31日，鄭介民向蒋介石密报国防部二厅对共军发动第六次攻势（即1947年秋季攻势）的情报，声称：
共军以少数兵力进犯农安、永吉、长春、公主岭、四平等处，集结精锐由辽东直逼沈阳窥据鞍山，于辽南集结精锐一部进犯海城、大石桥、营口，分窜沟帮子、葫芦岛、锦州等处。
蒋介石对此颇为重视，批示：此计划应注意并电示陈总长。陈诚果然把重兵放在了鞍山、沈阳、锦州一线。
实际上完全相反，1947年秋季攻势中，我军是以3、第4纵队和辽东军区3个独立师，向昌图、铁岭间和辽阳、大石桥间国民党军进攻；第8、第9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4个独立师，担负锦州至山海关和锦州至承德铁路沿线国民党军的作战；东总直接指挥第1、第2、第6、第7、第10纵队和3个独立师在四平至长春间寻机歼敌。劉伯誠
打仗时，国军见锦州、辽南告急，调走了大批部队，我东野主力趁机横扫公主岭、四平、长春以南地区，毙伤俘国民党军6.9万余人，收复和攻克城市15座，切断了长春至四平铁路。
接着说说关内战场。1947年6月30日夜，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勇猛的动作，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歼敌一部，当即包围郓城，并于7月2日攻占该城四关，揭开了鲁西南战役的序幕。
而在战前的6月26日，国防部二厅则根据“谍报人员”的消息，错误判断刘邓大军“目前在安阳两侧地区整补完毕，似有积极行动企图。”为“堵其主力北窜或东窜，建议国军主力沿平汉路北上，先肃清淇河以南铁道两侧地区，并打通安阳交通。”对我军要强渡黄河一无所知。
因此，当得知刘邓大军主力强渡黄河，攻克郓城后，顾祝同大为震惊，匆忙把部署在鲁西南的王敬久集团调来，结果被刘邓大军围点打援，全部歼灭。
国防部二厅情报之差，引起蒋介石极大不满，1948年5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检讨会，重点检讨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作战得失。
在会上，蒋介石大骂国防部二厅无能，怒气冲冲地指着郑介民说：“你们每天报给我的都是假消息、假情报。有你在，我什么也看不到！一万个郑介民，比不上一个共谍。”
会议结束后，郑介民被撤销了国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再也不能指挥国防部二厅了，改任分管美援的次长。
当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力度还可以，1948年4月刚通过援华法案，计划援助国民党政权总价值不超过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不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似乎分配美援武器是肥缺。
可实际上，第一批物资到1948年年底才交付，而且尴尬的是，郑介民作为直接负责分配的美援的国防部次长，却不知道这批美援的目的地——蒋介石已经下令首批550吨军火运往北平，鼓励傅作义坚守。
郑介民下台后，国防部二厅的实权掌握在厅长侯腾手里。侯腾启用电讯侦测专家魏大铭，企图在侦破我军电台往来上下功夫，一开始也的确有些成效。
侯腾
当时，前线国军经常谎报军情，豫东战役中，邱清泉声称“消灭”我华野一、四、六、十纵队，计14个旅。结果国防部二厅通过侦测我军电台讯号，发现已经被“消灭”的部队番号依然存在。
可到了1948年9月，大决战前夕，我军加强了电台信号保密工作。国军已经很难侦测到我军电台讯号了。
辽沈战役前，为了隐蔽东野主力南下攻锦的企图，东野总部曾命大功率电台在双城、长春之间移动。国防部二厅果然上当，误认为东野总部仍在双城，意图攻打长城，对锦州疏于防备。
事后，侯腾被蒋介石痛骂了一顿。
二、二厅的作为
看了上述奇葩情报，也许有不少读者认为郑介民对我党几乎一无所知。其实，在国民党特务头子中，除了叛徒以外，对我党了解最深的还真是郑介民。
郑介民经常关在房里，单独研究我党报刊杂志和文件，了解我党的政策。他的办公桌抽斗内装满收集来的我党书刊文件。下班后，郑介民还选择几本带回家来看。
尤其是对《新华日报》，郑介民更是再忙天天都要仔细地看，且篇篇文章都看得一字不漏，妄图从中找出能钻空子的地方，进行特务活动。
整天看我党报刊，还真让郑介民想到了一个从事特务活动的“歪招”。
当时，我党十分重视统战工作，郑介民趁机组建“公教青年报国团”，对外称“民众建国会”，妄图以在解放区开展合法活动为幌子，从事特务活动。以雷震远为该会会长，郑介民派军统特务陈镇华、刁化仁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指导和监督他们开展特务活动。
1946年10月12日，郑介民首先在山东试点，成立山东公教青年报国团，下设鲁东、鲁西、鲁南、鲁北4个分团及济宁区团，勾结各地的地主和还乡团分子，在山东广大城乡.进行了一连串的罪悪活动.
他们以“慈善”为名，用金钱物资利诱往来解放区的商民、地主等，搜集情报，并选拔所谓精干分子组成秘密工作组，潜入解放区从事特务活动。
除此之外，郑介民还利用自己在国防部的关系，拨给部分还乡团大量武器，让他们进攻袭扰解放区。
1947年7月，潜伏在正定的特务杨鸿志趁我军主力在外线作战的机会，组织成武装还乡队，占领正定县城达49天，杀害了群众300多人。
为侦破敌人的破坏活动，我党社会部和公安部门通力协作，深入侦察，终于在1948年底破获了这个郑介民一手经营，由雷震远、刁化仁等操纵的特务组织。雷震远逃往南京，转赴美国。
除此之外，郑介民还组建了绥靖总队，主要负责在解放区进行情报、行动、突击、组训四大工作。
为了像复兴社一样向绥靖总队干部灌输忠蒋反共思想，郑介民还成立了一个“励志社”，他除了亲自当主任，还把军统大特务，我党叛徒张炎元调来当副主任。
张炎元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早年曾加入我党，大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追随郑介民和戴笠，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1932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张炎元就是骨干成员之一。
抗战前，张炎元主要在华南，华北主持国民党的特务情报工作，深得郑介民赏识。1947年11月，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政务次长后，保举张炎元为二厅政务副厅长，实际主持二厅工作，并兼任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励志社副主任。
张炎元
绥靖总队成立后，张炎元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等地六千多名青年来受训。凡参加绥靖总队的青年，都要加入“励志社”，并在中央训练团爱搞特务那一套的严格训练。
绥靖总队下辖7个绥靖大队，所属大队长，都是保密局的骨干。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又指示郑介民把绥靖总队各大队派往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各绥靖区。各大队均受郑介民领导，工作无一不秉承郑介民的指示行事。
派到各地的绥靖总队赤膊上阵，疯狂破坏我党组织，搜集作战双方的情报，对蒋军官兵进行监督，非常顽固凶狠。
可惜的是，1948年5月，郑介民失势，亲信张炎元二厅常务副厅长职务也丢了，改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保密局广州站站长，实际上失去了对绥靖总队的控制。
掌握二厅实权的侯腾，对郑介民搞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感兴趣，大笔一挥，把分散在各地的绥靖总队编入剿总序列。
本来从事特务活动的队伍直接被剿总推上战场一线，结局可想而知，首批训练的六千人损失殆尽。尚在训练的第二批三千人则从上海逃到台湾。
侯腾掌握大权后，除了启用专家加强电台侦测外，还组建了国防部反情报队，成员都是从自己妻弟所办情报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招聘。
反情报队和郑介民时期大张旗鼓搞的各种特务武装不同，短小精悍，一共只有150人，编成12个队，分在上海、武汉、成都、西安、北平、青岛等地，专搞内部防谍和外部情报收集工作。
不过这支队伍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成立以来没有侦破过一起共谍案件，反而有人在外勒索、有人倒卖武器。搞来搞去，只抓到两名有“通共嫌疑”的国防部职员。1949年4月，侯腾不得不撤销了这个没有作用的组织。
三、二厅收集情报不力的原因
80年代，原国防部二厅的特务回忆往事，普遍认为之所以二厅工作太差劲，主要就是郑介民和侯腾之间的明争暗斗。
侯腾，湖北大悟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曾任驻美大使馆武官，具有天子门生+美国熟人双重身份。二厅组建时，美国顾问团就极力向蒋介石推荐侯腾。
侯腾任驻美武官时的照片
郑介民也认为，侯腾并非军统出身，执掌以原军统原班人马为主的二厅必然困难重重，自己还能在幕后操纵，因此也同意让侯腾当二厅副厅长、厅长。
没想到，侯腾野心大得很，企图清除郑介民的势力，独掌二厅大权。他首先瞄准那些年纪大、资历深、很久不得升迁的老军统科长、处长，请客吃饭送礼，外加封官许愿，很快拉拢了一批人。
对于不愿意被侯腾拉拢的干部，侯腾直接以年老体衰为由强制退休，或者调到保密局。
紧接着，他又以培养人才为名，让自己的妻弟办情报学校，规定只有情报学校毕业，才能被二厅录用为情报员，企图釜底抽薪，另起炉灶。
一开始，郑介民忙着在北平搞军调，暂时没空分身管二厅的事情。后来眼看二厅几乎被侯腾架空，果断出手，以国防部政务次长的身份叫停了侯腾的人事任免案。
郑介民又想办法调自己心腹张炎元出任二厅常务副厅长，其他亲信出任二厅各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这样一来，侯腾就很难全面控制二厅了。
侯腾也不是傻瓜，得知郑介民要架空自己非常恼怒，好歹自己也是厅长，于是利用职权给郑介民下了不少绊子。
比如郑介民要组建公教青年报国团和绥靖总队，侯腾故意拖着不办，就算办了，在干部人选、经费拨发上也拖着不批。
郑介民原来计划在各解放区都组建庞大的特务组织，结果在侯腾的干扰下，公教青年报国团只在山东一省算机构健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只有几个小组在活动。
1948年5月，郑介民被撤销了国防部政务次长职务，侯腾以为自己真正能掌握二厅大权，开始大干一场，可这回反倒是郑介民给自己“下绊子”。
和郑介民不同，喝过洋墨水的侯腾不喜欢搞大规模的地下特务组织和谍报网，而是更崇拜美国那一套，搞先进的电台侦测和密电码研译。为此，侯腾专门成立二厅七处，安排五六百人专门搞侦测。还在各地建立130多个谍报台。
郑介民哪里会让昔日的政敌做出成绩，很快使了不少阴招。当时，侯腾招的电台侦测人员一律按工程师待遇发放薪酬，还有破译技术奖金。郑介民向上告了一状，以耗资甚巨、收效甚微为由，将这批人一律改为尉官。
这样一来，不少现职人员不安心工作，没几个月大批人离职，给侯腾当头一棒。
侯腾又暗中启用不少日本战俘负责破译我军密电码，以及从事战场电台信号侧向，还建立了几个中距离测向网，企图通过侦测我军电台讯号密度，寻找我军主力所在。
郑介民得知后，把这事捅了出去，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侯腾用日本战犯打内战，该杀头。侯腾只能叫停这一计划。
谍报台工作没搞出什么成绩，侯腾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谍报台派遣的数量太多，分布面广，厅本部鞭长莫及。因而决定在各重要的战略中心如徐州、武汉、西安和重庆等地设置第二厅办事处，分区域管理各地的谍报组工作。
可惜为时已晚，1948年秋，不少谍报台所在地解放，办事处很难联系相关电台了。
1949年末，侯腾赴台，重蹈了前任郑介民的覆辙，蒋介石认为侯腾在二厅工作成绩还不如郑介民，撤销了侯腾职务，改任国防大学校长。
没几年，郑介民复出，担任“国家安全局”（由原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处心积虑找侯腾黑材料，侯腾连校长也当不成了，挂个国防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名头在家养老。1963年抑郁而终，年仅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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