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做盛世犬，不为乱世人”。
人类社会延续至今，文明之间、部落之间，乃至近现代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
无一不是为了更多的资源和人口，而争抢的头破血流。
但是每逢乱世。
某些个体一个极小的举动，带来的，可能就是一场席卷社会的风暴。
最终为这些“个体”吞咽苦果的。
只能是最顶层的民众。
人活一生恰逢乱世，几番浮沉下，生命就在瞬间画上了休止符。
有老话云：“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
很多人单就能看懂两个地名，但对于后缀的名词，却稍显陌生。
那么“响马”和“蹚将”，是什么呢？
为什么单单出现在这两个地方？背后又蕴含着什么道理呢？
蠹政害民
在蒸汽机尚未发明之前。
人类的日常出行，基本上就凭借着畜力牵引来完成。
放眼中外，不外如是。
在我国历史上，马匹的重要性尤甚。
成吉思汗在马背上，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欧板块。
当铁蹄哒哒飞溅起泥淖，被战火毁坏家园的人们，似乎幡然醒悟这种身形敏捷、日行千里的动物之重要性。
于是到了明朝。
“马政”，成为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
当时政策范围涉及到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地区，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每户需上缴的马匹数量。
这对于世代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他们不仅需要担负日常的粮食生产，更是将马匹豢养。
这种相对陌生的工作，强加于他们身上。
自然，没有经验的饲养者，能够提供给朝廷的马匹自然有限，但民间疾苦怎能上达天庭？
加之其中些许细枝末节。
于是，齐鲁大地率先爆发出愤懑的呐喊。
绿林好汉
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索性骑着自家的马匹。
将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官吏洗劫一空，而后将得来的钱财，分发于众人。
因为他们的马匹脖颈上系有铃铛，马儿奔跑起来叮当作响。
另有一说，这群汉子每当劫持钱财之时。
总会向天空射出一发响箭，以告知：我们要动手了。
故而称之为“响马”。
而且最早集结的一批人。
他们只对贪官豪绅动手，并且只取钱财，从不害人性命。
这么看来，着实是苛政害人，为谋生路，才有“匪患”之说。
但随着政策推行无果，对人民的剥削愈发深重。
这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也让“响马”队伍越发庞大。
这时候这股势力，已然成为朝廷的肘腋之患。
于是，一场为时两年的起义，爆发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
而山东“响马”之名，也随着庙堂之上那支翻云覆雨的大手，逐渐消弭于时代的尘埃当中。
落草为寇
比起“响马”被迫落草。
“蹚将”听起来，犹如“卸岭力士”“摸金校尉”一般。
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正式感。
但实则，他们所作所为，与“将”之一字，扯不上半分关系。
“蹚”在汉字当中，作为动词。
有“从有水、草的地方走过去”以及“锄草”的意思。
而在《康熙字典》当中：
“他郞切，音湯。與踼同。跌踼，行不正也”。
就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蹚将之“蹚”与草分不开。
那么蹚将想必生活更为困苦，故而才“落草为寇”才是。
此话不然，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已然是晚清民初。
时值中国最是天翻地覆的变革时代。
在河南西南方向的山区当中，出现了一群特殊“农业人口”。
在春夏秋三季，播种、耕种、收获。
繁忙的农时，让这群人以帮别人锄地、耕作、乃至修建水渠用以灌溉为生，以自己的劳动换取温饱所需。
这群人被统称为“蹚匠”。
说白了，好歹是个体面的手艺人。
但是等风雪冰封整个中原大地，他们无所事事，便将“谋生”的主意打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他们凭借自己常年劳作的身强体壮，打家劫舍，抢夺口粮。
当起了盗贼抢匪，让这些人祖上知道，都得气的从坟堆里跳出来，抽不肖子孙几个大嘴巴子。
这个“匠”字，自然更不能用了。
但是行走江湖，总会要有个响当当的名号。
于是这些人，索性就把“匠”之一字换成了“将”。
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蹚将”，就成为这些土匪在中原的名号了。
“蹚将”的出现。
不能说是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就是游手好闲，妄图不劳而获。
他们反而是最能够反映当时社会之动荡的一群人。
正所谓“闲则生变”。
如果有一个海清河晏的太平盛世。
有一套运行完备的农业保障体系，能够保证在农闲时节，底层人民依旧能吃饱穿暖。
自然没有“蹚将”的存活空间。
毕竟他们看起来是“打家劫舍”，以武力途径，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资源。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担负群众的反抗，而带来不可预估的生命代价。
风清弊绝
无论是“响马”亦或是“蹚将，”匪患对社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首先，土匪的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人民生活在恐惧中。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代价。
土匪频繁的抢劫，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使得经济陷入混乱。
其次，土匪活动，对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
他们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无天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对土匪的恐惧，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信心，导致社会道德沦丧。
而在我党成立，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后。
这些旧社会，造就的“牛鬼蛇神”，也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
他们被收编为游击队，成为我国捍卫民族尊严不可或缺的力量。
另一方面，颇有远见的革命者们，意识到土匪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和压迫。
因此采取措施，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普天之下皆推进义务教育。
也使得传统的小农观念，逐渐消弭于人们的脑海中。
比起不劳而获，如今的人们，更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而那些时代造就的历史斑结，自然只能留存于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付之一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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