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在昏迷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
1927年月2月，罗瑞卿经过复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是，此时的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7月,罗瑞卿随武汉军校改编而来的张发奎部教导团到达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船一靠岸，教导团便被并不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缴了械。罗瑞卿愤然离队。在由武汉至九江的航行途中，罗瑞卿由于受了风寒，又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发起了高烧。去南昌不成，他只好带病返回武汉，在一个小旅馆暂住下来。
因病情日渐严重，罗瑞卿在同学的帮助下来到武汉仁济医院。经过诊断，医院认为他得了伤寒，要求他住院治疗。院方见罗瑞卿交不起治疗费用，遂雇了一个车夫把罗瑞卿送回了小旅馆。见他几乎奄奄一息，小旅馆的老板自是坚拒门外。无奈之下，车夫把一口四川腔的罗瑞卿拉到了附近的四川会馆，悄悄丢到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
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并且只剩下皮包骨头，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此时，身材高大的罗瑞卿瘦骨伶地躺在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痛苦把他折磨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偶有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就仰视着斑驳陆离的天花板，期待着死神早一点让他摆脱痛苦。
一位姓熊的四川同乡偶然发现了奄奄待毙的罗瑞卿，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碗粥。靠着这碗热粥，罗瑞卿缓过劲来。后来，在熊师傅的悉心照顾下，罗瑞卿竟奇迹般地好起来，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这是罗瑞卿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上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组织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
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历经干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伯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此时,罗瑞卿升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罗瑞卿发现有一股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正向我左方第三十三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
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三十三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注，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
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给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
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再赶到抢救，又一次止住了血。但是，罗瑞卿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那个人长得好高咧！”
罗瑞卿意识到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地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文革期间，他坠楼生还，迎来了全面拔乱反正的时刻。致敬开国大将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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