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禁鸦片运动的国际影响：以印度为例，变化如何|世纪|张之洞|英国|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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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民众的反鸦片活动不仅对英国自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合作禁烟的进程。

英国传教士作为反鸦片贸易斗争的主要活动者，不仅在国内进行反鸦片贸易的宣传、请愿活动，而且也在中国宣传鸦片的危害，并开办戒烟所，帮助中国人戒烟，对中国的禁烟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反鸦片贸易活动的发起者，传教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便站在反鸦片斗争前沿，不断在英国国内和中国宣传鸦片危害，谴责和反对鸦片鸦易。虽然传教士的反对声音对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构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但在前期并未改变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

19 世纪 60年代以后，许多传教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传教事业在中国之所以发展缓慢，与鸦片问题有着莫大的关系。为扫清传教障碍，中国鸦片问题必须得根除。

在道德与传教旗帜指引下，在华传教士纷纷展开行动，创办刊物作为反鸦片的舆论阵地，对鸦片问题成因、鸦片危害以及戒烟方法等进行探讨。

他们在《教务杂志》《万国公报》和《中国亿兆》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驳斥各种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的言论，大力宣传戒除鸦片。

英国卫斯理传教会的李修善就积极参与《万国公报》，鼓吹戒烟工作，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征文布告，鼓励国人从事社会改革，戒绝鸦片。

此外，传教士还发文批评中国政府采用的饮鸩止渴的方案，认为广泛种植罂粟抵制西方鸦片入侵是一种愚蠢的自杀方案。应该要求禁吸、禁种、禁运和禁买鸦片。

传教士意识到，光靠说教式宣传禁烟，未必能取得理想效果，反鸦片宣传必须要与拯救鸦片成瘾者的实际行动相结合。传教士遂在发布禁烟言论的同时，积极帮助中国鸦片吸食者戒烟，为成瘾者提供医学治疗，并不断探索合适的戒烟方法。

从 19 世纪 60-70年代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戒烟所陆续出现，并深入到中国各个角落。一些医学传教士甚至还在所属的教会医院开设戒烟社，为鸦片吸食者进行戒烟治疗。由传教士主办的这些戒烟机构，对于戒烟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中国内地会的报道，至 1900年，戒烟所已经帮助了三十四万人戒除烟瘾。中国政府还仿效传教士的做法，开起了官办的戒烟所。受传教士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徒也在全国各地组建起各种形式的反鸦片团体，并积极加入到反对鸦片进口和鸦片吸食的运动中。

中国民众在这些反鸦片言论的熏陶影响下，对鸦片危害的认知更加深刻。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倡言禁止鸦片。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徐勤等人成立了戒鸦片烟会，规定会员不得吸食鸦片，并且劝勉家人及亲朋好友自强，将戒烟药方，戒烟歌和戒烟文等编印成书，进行宣传。

张之洞在与“英东消除鸦片贸易协会”秘书约瑟夫·亚历山大的通信中就表示，完全认可该协会的观点，应禁止印度鸦片生产和进口，限制鸦片使用。

在《劝学篇》一书中，张之洞就对如何禁止鸦片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李鸿章在1894 年与约瑟夫·亚历山大会面时也表示，鸦片的禁绝，必须先要废止鸦片贸易，然后禁止国内罂粟种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值清政府决心禁烟之际，英国国内反鸦片贸易运动高涨，在那些反对鸦片贸易的有识之士的斗争下，社会舆论对于鸦片贸易的谴责声音越来越大。

1891 年，反鸦片议员爱德华·皮斯在国会提出停止向印度发放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牌照的主张，得到近半数议员的赞同。在此影响下，加上国际上对鸦片的谴责之声日益高涨，英国政府强行维持鸦片贸易政策已不合时宜。

1906年自由党当选后，议会中支持“消除鸦片贸易协会”事业的议员占据多数。同年 5 月 30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尽快结束鸦片贸易的议案，第二天，《泰晤士报》刊登了议会关于这一决议的辩论。

英国强硬的鸦片贸易政策变化为中国的禁烟提供了契机。1906 年 9 月 20日，清政府颁布禁烟上谕，宣布在十年期限内禁绝鸦片，并命令政务处根据禁烟谕令，拟定一项十年禁烟计划。

禁烟章程中关于杜绝鸦片来源之办法，则有第一条——限种密栗，及第十条——严禁洋药进口之规定。其查禁洋药进口之办法，因事属外交，当与英国商订逐年递减之法，与其他各国亦当商订严禁办法，并设法缉查偷漏。

同年 11 月，外务部递交给英政府一份照会，内容是要求印度鸦片输入以十年为期，按年递减，随着中国本土鸦片的根除，印度鸦片进口完全禁绝。

以1901 年和 1905 年之数为暂禁之张本，顾请英廷自 1907 年始，将印度输华鸦片税减十分之一。提高鸦片进口税，“每担增至二百二十两”，作为一种限制性措施，减少鸦片吸食。

与此同时，1906 年英国议会通过停止鸦片贸易的决议后，反鸦片人士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们知道英印政府未必会顺从国会意愿，因此，他们继续向政府施压。反鸦片的国会议员不断地在国会质问有关英国停止鸦片贸易的具体进展。

在1907 年 1 月和 3 月的会期，几乎每周都有议员质问英政府如何执行相关计划。”印度事务大臣莫利表示收到过很多敦促即刻停止印度和中国鸦片贸易的决议。"这些舆论压力为中英两国的禁烟谈判创造了有利时机。

1907年，中英遂以1906年中国递交的禁烟提案为基础进行交涉，最终英印政府接受了 1906年中国提出的关于鸦片进口的提案，达成了《中英试办禁烟协议》。

1910 年试验期满后，英中就禁烟细节进行更深入的谈判，双方于 1911 年正式签署《中英禁烟条例》。至此，中英禁烟谈判取得巨大成功，鸦片贸易就此结束。

对印度的影响

自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垄断鸦片产销后，鸦片贸易逐渐扩大，英印政府的鸦片收入不断增加，成为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这一刺激下，英印政府不断扩大印度密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贸易，无视印度实际情况，剥削印度财富，致使印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激起了国内正义人士的抨击，他们反对鸦片贸易，认为扩大鸦片种植威胁着印度生存发展的根基。

1855年，沙甫兹伯里勋爵提交的陈情书中也表示，由于鸦片种植和使用，印度地区士气低落，人口减少。而人口就是财富，这完全抵消了英印政府每年从鸦片中获取的 300 万收入。

在印度扩大鸦片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度的鸦片消费,这对印度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反鸦片人士不断谴责英印政府由此获得的收入是丑陋的、不道德的。

1874 年“英东消除鸦片贸易协会”成立以后，反鸦片人士继续通过舆论宣传和议会斗争，反对印度政府与鸦片贸易的联系，以及印度政府对中国的鸦片出口政策。80 年代，协会成员一致提出，不仅要消除鸦片贸易，还要废除印度的鸦片垄断。

到 1891 年，英国每年举行了上百次的反鸦片会议，发行了 40000 多份反鸦片传单，并获得了 3300 份请愿书，192000 个签名，要求停止鸦片贸易和鸦片垄断。

在反鸦片人士的斗争与游说下，1891 年，议会展开了一场关于印度鸦片收入在道义上是否站不住脚的辩论。反鸦片议员爱德华·皮斯在议会的动议得到接近半数的议员支持。

尽管反对派以30票的微弱多数胜出，但这表明议会在道义上逐渐支持了“鸦片垄断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观点。

到 19 世纪 90 年代，印度鸦片的出口开始下降，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内地鸦片种植的竞争，其次就在于反鸦片贸易人士的鼓动宣传，使一些印度人士认识到鸦片收入并不稳定，而其它农作物的种植，如大豆、甘蔗、烟草的收入相较于鸦片也是非常可观的。

1891年4月，外交部副部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在议会坦白承认，“印度政府从未否认改变鸦片收入来源是不可取的"，而且他们已采取措施减少罂粟的种植面积和许可证数量。

在反鸦片活动影响下，至 20世纪初，鸦片收入不再是英印殖民政府经济的主要来源，鸦片也不再是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1905 年，英印殖民政府的鸦片收入由1870年左右的800多万下降到300万英镑，罂粟种植面积也迅速减少。

1910 年，印度鸦片种植面积下降到 350，000 公顷，相当于1890年种植面积的55%。1907年中英禁烟协议达成后，印度鸦片制度也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加尔各答当局指出，1908 年将印度鸦片的运输量减少到 60000箱，包括运往东部其他地区和中国的全部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