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由吴三桂领衔的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攻入山海关，攻破了明朝京师顺天府。

清军入关后，农民军及南明诸政权等各地的汉族武装反抗势力相继遭到镇压。经过长达近40年的社会动荡，华夏大地重归一统，从此江山易手、改天换地，正式拉开了大清王朝统治的序幕。

山河破碎、社稷沦丧，明末各界人士在思想和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郑成功、李定国为代表的爱国将领誓死抗清保家卫国。

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士人学者，也积极投身“反清复明”的反抗斗争中，虽败犹荣；而作为利益既得阶层的广大士绅，则为了一己之私，将礼义廉耻和家国情怀全然抛在脑后，纷纷放弃抵抗屈膝投降，甚至跪在道路两旁恭迎清军。

此外，还有一批盗贼流寇蠢蠢欲动，打算趁着天下大乱捞一把油水。明清之交的社会局势在撕裂中陷入动荡，清军是怎样权衡各方势力，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呢？

一、士绅阶层：明哲保身卖国求荣，缴械投降屈膝跪迎

士绅，是明朝时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主要由官僚和知识分子构成，在地方上往往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他们介于中央集权和基层宗族之间，可谓凝聚朝野、融通天地，对于信息的上传下达、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按照地位身份，士绅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上层士绅多在朝为官，他们的晋升之道可以是科举考试，也可能是利用捐赠、纳封等途径谋得一官半职。

中层和下层士绅则是尚未入职还在国子监读书的士子，其中的一些可能已经获得了科举功名，但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马上任。未来这些人最次也会被安排到各地方州县做一方父母官，称得上前途无量。

手握知识和权力的士绅阶层，本应成为国家栋梁，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发光发热，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当中的一些人发挥自身大都文化号召力，在赈灾放粮、基建水利、治安维稳等基层管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大多数士绅却忘却初心，走上了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不法之路。

士绅、地主人数虽少，但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超过半数的财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几千年来的历史因素以外，还与士绅阶层自身的作为脱不开关系。

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衙门，与富商巨贾官商勾结，钻法律的空档，利用自己的徭役优免权为不法分子提供保护伞，简直就是国家财政和地方百姓的吸血鬼。

这帮人对付自己人一套一套，外敌来犯时却比谁都窝囊，敌人的影子都还没看见，他们就已经在商量怎样跪迎了。

正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正是由于明末士绅阶层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清军入关时，他们才不会在乎谁坐江山，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

当时大凡在朝在野的文武官吏、文人士大夫、朝廷军马，包括民间的富商等，只要稍微有些权势的人，基本上都是直接放弃抵抗，举手投降。

入关的多尔衮看到这一幕，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汉人竟然这么软骨头，于是更加骄矜跋扈，甚至颁布了“剃发易服”的命令，要求所有人剃掉长辫，脱掉汉服。

此举触及到了汉族人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根基，引发了一波宁死不屈的反抗风潮，但仅限于一小部分忠于明朝的有识之士，他们的声音太过渺小，很快就被淹没在镇压之下。

对明朝士绅来说，只有投靠清朝明哲保身，才能将家族的权利地位延续下来。如果凭一时血气之勇拼死抵抗，不论是投向大顺还是南明，结局都不见得有多好，大概率会让几辈子积攒起来的土地财产毁于一旦，搞不好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后果，就是坐拥近亿人口的堂堂大明王朝，在区区十几万外族军队面前，竟然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二、“郑李联盟”：明朝臣子最后一搏，阴差阳错虽败犹荣

所幸的是，有脊梁的汉人并没有死绝，从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到1683年清王朝占据台湾，清初统治者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才彻底平息了全国叛乱。

其中，以郑成功和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规模抗清斗争联盟，尤其给清王朝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650年，郑成功与其他两位郑氏兄弟号召宗族子弟兵，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战斗部队，在厦门率先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同一时间，大西军张献忠、李定国等人也心怀报国壮志，提出“联合恢剿”的策略，决定与南明政权携手抗敌，统一听从明廷后裔永历皇帝的号令。

郑、李两路人马迅速起势，形成了当时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两支抗清势力，彼此之间也开始互通信息，结成了紧密的统一战线。

起初，起义军天威浩荡，一路高奏凯歌。1652年，李定国出动十四万人马挺进四川，与吴三桂激战于川北、川东一带。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毫无防备，死到临头之际还抱着金银财宝和娇妻美妾在享清福，结果被起义军围困在桂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终“闭门自焚”。

攻永州、占常德、取长沙、下龙泉，李定国一部迅速占领了广西全境，势力范围开始向湖南一带拓展。

消息传回京师，清朝皇帝坐不住了，立即派出敬谨亲王发兵十万反扑长沙。李定国领导大西军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几乎全歼清朝人马，一时间引发清廷朝野震动，当即决定放弃川、滇、黔、桂等七大行省，并主动向南明政权抛出了橄榄枝。

李定国欣喜之余，给郑成功去书一封，相约两军会师广东，联手收复东南全境。两年后，两人又订下儿女亲家，“郑李联盟”的基础愈加坚实，张灯结彩之日，清廷必定胆寒。

然而好景不长，李定国一部由于长期孤军深入，兵锋渐衰，郑成功的水师又一再误期，始终没能真正连成一片，败报开始日益增多。再加上恰逢瘟疫爆发，大西军内部大面积感染，起义军马逐渐陷入颓势。

更要紧的是，外敌未除，南明永历王朝内部反倒爆发了内讧。秦王孙可望做起了皇帝梦，以“清君侧”为由纠集14万乱军发动内战，叛逃云南而去。

清朝顺治帝瞅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再次派出三路大军南下收复失地。“郑李联盟”遭逢一连番的挫败，此时的战力、军心都已大不如前，别说组织反击了，就算据城坚守节节抗敌，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1658年，清军大举进攻云贵，郑成功为解救李定国脱离危局，亲率17万水陆大军沿江而上。然而远水难救近火，早已为时晚矣，最终还是难免惨败的厄运。

虽然1662年郑成功成功收复了台湾，但此时的“郑李联盟”大势已去，李定国早已锐气堕尽，再没有与清廷抗争的胆识，没过几个月就在滇南郁郁而终了，郑成功也于同年病逝。1663年4月，吴三桂在昆明绞死了永历皇帝，抗清复明的斗争持续了近四十年，到头来还是归于消亡。

三、盗贼流寇：民间武装后方作乱，浑水摸鱼威胁治安

对于刚刚入关的清朝统治者而言，最迫在眉睫的难题，无疑就是要尽快收拾濒临崩溃的地方局势，巩固根基未稳的中央政权。

明朝末期天灾不断，官场腐败横行，各类苛捐重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老百姓早就对官府心怀不满，甚至涌现出不少颇具规模的民间武装力量。

一面是郑成功、李定国在南方的起义军，一面是处处与朝廷作对的老百姓，清初整个社会暗流涌动，到处都充满着潜在的威胁。

为了收拾人心树立威信，清廷除了出兵南下平息叛乱之外，还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对全国地方上的行政管理方式加以改良，为最终坐稳江山统一全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很快，统治者就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各地官府中间充斥着一群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胥吏”。

清朝很快对贪官冗官实施了严厉的整改，免去了一大批无良官员，还颁布了相应的监察制度，根治了北方各省长期存在的贪腐乱象，有效缓解了老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矛盾。

由于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走投无路之际，被迫投上梁山，做了绿林强盗，这些一小股一小股的武装势力，盘踞在北方乡镇中间，无异于引发社会动荡、威胁中央政权的一颗颗定时炸弹。

令统治者头疼的是，朝廷的大部分军队都派到南方镇压南明政权和“郑李联盟”了，腾不出手再来处理民间的盗匪势力。于是，延续三百年的“保甲制度”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

清初在辖区内广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甲，十家为一保，各自设立相应的甲长和保长，让各府、州、县、卫实现自我管理。

但凡家中来人做客，都要将姓名登记在册逐级上报，一旦哪一家发现有盗贼逃犯的踪迹，左邻右舍必须团结起来一起拿贼，如有知情不报甚至窝藏嫌犯者，一甲之内的所有人家都要连坐。

为了限制地方武装的实力，清政府实行十分严格的武器管制，一般只有地方上值得信赖的甲长们有权持有，普通百姓是不准私自藏匿武器的。

事实证明，保甲制度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成效显著，由各甲各保长官率领的乡兵组织，后来在剿除反清军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除了清廷南征大后方的不稳定因素，有效地维护了北方各行省的政治秩序。

结语：

明清之交的华夏大地动荡不堪，卖国求荣的士绅阶层、抗清复明的起义大军、占山为王的盗贼流寇，都是清朝统治者必须妥善权衡的重要势力。

南下顺利镇压“郑李联盟”，让清王朝在中原上站稳了脚跟；针对民间推行的“剃发易服”、保甲制度、整治腐败等举措，则大大巩固了大清政权的统治，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王朝延续近三百年。

参考：

1、《清史稿》

2、《即位诏》

3、《瑞金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