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雄猜，炀帝暴虐；贞观精简，武氏滥杀。

隋唐时期权力结构变迁有着怎样真实的规则？

元勋、王室、姻亲，宰相选任的思路是什么？

建军政策、军事体制有什么变化？

经纬度丛书《隋唐帝国权力结构及制度演进》以隋唐帝国的权力结构演变为主线，通过详细解读杨坚杨广父子的皇位传递、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称帝、李隆基消灭韦后及太平公主等历史事件，讲清楚了隋唐时代权力结构的逻辑、血亲的争斗、国策与武力体系的变化。

本文摘编自《隋唐帝国权力结构及制度演进》

有删减

SUITANG

唐初对君权的驯化

文 / 雷家骥

贞观之治

实为武德政治的延续

唐高祖为雄才大略的人，又曾受隋室猜疑，他当然深明自己何以得国。他沿用隋朝体制，恢复谏官及军区等制度，极力避免重蹈其姨父、表弟的覆辙，这些优点皆为唐太宗所努力效法。以此观之，贞观之治实为武德政治的延续。唐初二主与隋朝二主比较，前者不论才识武略及做人修养的自制力，皆较后者为强。两朝政治的久暂盛衰，与此关系极大。唐初君权的驯化最重要的一步是君主创制作法，但君主并非高居法律之上而不受拘束，实质上君主“自作之，还须守之”。君主“设法须与人共之”的观念，高祖、太宗皆遵奉不失，此为隋、唐显著不同之处。起码自高祖降至高宗，君主重大违法之事极为少见。法律与人共守，在君主时代显然是非常伟大的观念。

▲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四年（630），太宗与宰相讨论，要求房玄龄、萧瑀对隋文帝的历史地位做一评估。二相认为文帝每日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应为克己复礼、勤劳思政之主。不料太宗另有见地，他认为二相仅知其一，不知其二。据其看法，他批评文帝最大缺点在“不明而喜察”，不明所以不通，喜察所以多疑，因此“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进而申论天下一日万机，君主一人竭力不能中理，而群臣既知君旨猜忌，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因此二世而亡。他甚至指出文帝这些行为，皆因“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的黑暗手段影响而成。接着又申述自己与文帝不同，自己在择才任官，使之举职理政。事关宰相，则由宰相全权审度，然后将决策奏闻批准。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厉行考核及奖惩制度，因此百司各依职权理事，不忧天下不治。这段君相自白，显示太宗真正了解隋朝崩亡之因，自己虽亦弑兄弟逼父亲，手段不光明，但志在排拒夺权的黑暗影响，放弃猜忌之政，彻底推行律令法治。根据诸书所载贞观政绩，事实与太宗此段自白颇能言行相符。是则太宗不仅旨在吸取杨隋的历史教训，抑且站在皇帝的立场去研究君主的理想角色，据其言，太宗颇有将政道与治道分离之意。这是贞观、永徽间，宰相能放手施为的原因，也是君权理性化的步骤。

▲电视剧《天下长安》中的房玄龄

太宗之志似较其父更高，他以儒家政治理想为理想，欲效法儒家首席圣君尧与舜，此在《贞观政要》常可阅到。他即位之初，马上遇到一个国策性的问题，此即治理国家，该行王道抑或霸道。这个问题曾引起大臣的广泛辩论，以右仆射封德彝为首的官僚，力主行霸政，以迅速安定内外危机，甚至有人力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实行独裁及黩武政策。引起谏议大夫魏征等大加反对，在御前激辩。魏征认为当今之局，整顿内政实为优先，突厥之仇可徐图报复，主张实行欲攘外而先安内的王道主义。太宗卒从魏征之言，奠定“贞观之治”的政策基础。仁政为孔子所倡，王政乃孟子发扬光大，太宗曾引孟子之言勉励群臣，则必读过《孟子》一书而受其启发。他曾屡与群臣讨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意义，正与孟子的民本学说相合。从太宗力行租庸调的均产政策，不愿人民负担太重而拒行封建制度及取消世袭刺史制度，慎择地方长吏而从严考核的政策，皆可证明太宗对孟子的民本学说有深切的了解而奉行之。君主存在以民为本，拒行独裁威权政治，这是君权以理性存在的关键。

政、治不冲突

君、臣不敌对

上述太宗对隋文帝的评论，显示其有政权、治权二元分离的意念，不过治权详定政策，须交君主认可批准，是则治权乃是政权的延续，具有一体性。君道与臣道任何一者失调，皆会造成恶劣的结果，太宗与侍臣讨论“君乱于上，臣理于下”及“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孰为可取，原则上君臣俱理最好，否则后者可取，这是太宗与魏征的共同看法，其道理是因为君权在决策，具有领导作用，而治权则在策划及执行，体制上处于被领导地位。

政、治一体，君、臣一体，不论身份还是权力皆是如此，因此治国平天下，君臣需有团队精神，这是唐初特重的精神。政、治不冲突，君、臣不敌对，为君权理性化的精神基础。贞观三年（629），君臣讨论此政治原理，太宗即明确指出政治责任上，君臣实为一体，两者同治乱、共安危，君主失国，群臣亦不能独存。他举“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为例，欲以廓清魏晋以降，国朝屡换，而贵势高门置身事外，以仍然享有荣耀为傲的心理。太宗的意思似乎在向群臣推行心理建设，而群臣对此类谈话亦多有反应。魏征曾针对此事上疏畅论，他引用孟子学说，申明政、治两权须划分清楚，治权委托群臣，委大臣以大事，责小臣以小事；任人不可疑，若君主猜疑，本质上君主本身即最可疑。

▲魏征

太宗之论纯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魏征则从道义分析君臣一体性，补救太宗言论的偏失。隋朝以猜忌失国，可疑者乃是君主本身的心理状态。魏征公然指出“上亦有可疑”，无异直接批评君权。太宗接纳其说，无异承认君权须理性化，君主不能推诿政治责任于臣下。基于这个前提，太宗在政制上创行几种措施，一方面要求门下、中书机要之司切实举职执论以防止君权偏失，但三省分权的目的在“相防过误”，所以指示切勿各守本位，形成对抗仇怨，应以团队精神互相合作。唐代三省制从分中向合演进，发挥团体合作精神，太宗的指示实为重要基础。其次在贞观六年（632）创设三师之官，贞观十一年正式列入《贞观令》内。三师虽然一直因未有适当人选而空悬，但太宗创制原意在“朕踵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无师傅，何以匡朕之不逮”。是则三师乃训导教育君主，驯化君权之官，太宗心意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太宗为了不使君权孤立，而与治权密切保持沟通，于是扩大侍臣阵容，在贞观初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必须轮值于“中书内省”，召见赐座，从容与语，访问天下政事，常与群臣反复激辩，成为后来延英议政制度的张本。听政辩论为现代政治绝不可少的方式，太宗经常与群臣剧辩，政事堂亦经常有剧辩，除了萧瑀个性峭急偏狭之外，互相人身攻击的事例极为少见，太宗所谓“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形成论政风气。“贞观之治”因之造成，君权有此交流意见机会，亦不至于横暴而非理性。

为驯化君权而设的

三种制度

太宗以三师辅导君权教育，以三省辅助君权决策，以谏官弹纠君权违失，三种制度皆为驯化君权而设。唐初修隋史，史臣即猛烈指责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是则唐初皆以谏官纠正君主为重要制度。武德四年（621），高祖因孙伏伽而重置谏官，且提升谏议大夫为正五品官，表示重视此职。谏官乃行使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五种谏诤权的法定官署，与御史台行使弹纠及弹劾两种监察权有异。监察权行使于事后，有君相为之仲裁；谏诤权行使于事前或事后，多具机密性质，无可以仲裁者，接纳与否，端视君主自决。隋朝谏诤者常招大祸，唐初二主则极能纳谏，此与其识见素养有关。唐二主鼓励谏诤，尤其鼓励直谏，因此以直谏著名的名谏辈出。武德朝以苏世长、孙伏伽等作为代表，贞观前期则有魏征、王珪，后期则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他们率多后来拜为宰相。贞观五年（631），太宗诏令搜访隋朝因直谏杀身者的子孙，以示崇敬。《贞观政要·论政体》载其翌年发表谈话说：

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侍臣）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关）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要求臣为君思亡，君为臣思诛，然后两相保全。鼓励言路乃许多暴君亦说的例行公事，因而言路不因君主口头鼓励而兴，要看君主对待言路的态度而定。魏征任谏官时，已先后提出二百余事，因而迁官。贞观十二年（638），魏征指责太宗近一二年“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

太宗为之谢罪矫正。面对他人的攻击批评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能忍之者有极大的决心与勇气，提出谏诤者亦需决心与勇气，尤以直谏为然。所以太宗阅读韦挺、杜正伦、虞世南、姚思廉等人所上封事对他批评后，召慰他们，说出“为君不易，为臣极难”的感慨。为了使谏官了解政策的决定，及时提出谏诤，乃采纳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贞观初即诏令凡“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这是谏官闻政制度的确立，对后世政治影响颇大。谏诤制度日益扩大充实，武则天时增置拾遗、补缺诸官。以后又衍成门下、中书两省左、右两种谏议系统，遂成完整的制度。

▲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

上述各种制度及措施，显示唐初即有努力使君权理性化的决心。事实上自武德、贞观以还，君主有独专大政之心的，以武则天及唐德宗最为明显，唐世横暴之主可说绝无仅有。鄙意终唐一代，最大的问题不在君主专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问题之最大者乃是唐朝君主委用大臣过重，君权没有密切监导相权，让权臣、强藩、宦官等弄权专擅，酿成大难。用人失宜，倚人过专，这是政制及人事上的问题，基本上仍是传统的人治问题。

大体来说，太宗从各种角度使君权归于理性化，起码在唐宋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君权的理性化加上良好的政制及人事，终于出现了中古时代最佳的政治。在武德、贞观、永徽持续的优良政治时代中，欧洲已堕入黑暗时代，近世第一个民主政治榜样的英国，尚处于君主专制，而未有议会政治的状态。而亚洲则正因穆罕默德兴起，造成神道设教及武力征服的时代。波斯都督府以东的东亚世界，却以贞观规模为基础，树立天可汗制度，为当时全世界最开明、最理性的地区。

《隋唐帝国权力结构及制度演进》

作者雷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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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的理论，运用新理论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对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结论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提出权力结构的概念：政治纳入政治史范围研究，制度具有落实到令典上的相对固定的“死的制度”和在实际运行中不断调整的活的制度的两重性；

·贵族政治的变化：与魏晋不同的是，魏晋贵族有绝对世袭权力，而到了唐朝只有相对性。

雷家骥

广东省顺德人，先后游学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新亚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曾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历史系等院校。专长为中古史、中国史学史、制度史。曾发表《中古史学观念史》等论著、论文约五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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