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是我国碑学书法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在两江师范学堂学监李瑞清的努力下，我国碑学书法走向与文字学、文学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和现代艺术创作的价值倾向进一步增强。胡小石先生作为我国著名金石学家、碑学书法家李瑞清的授业弟子，以深厚渊博的文化功底与精湛的书法功底相结合，创造出深具个性特色的碑学书法艺术，成为20世纪碑学书法的杰出代表性人物之一。胡小石的一些审美观念、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书法理论著作及书法专题论文《中国书法史》讲稿、《书艺要略》和《金石蕃锦集》，以及其他一些书法题跋之中，其审美观念、美学思想更在其长期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本文试从胡小石的书法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来源以及特色方面，对胡小石书法美学观念略作阐释。
一、胡小石认为书法是自我精神情感、思想的抽象表现
胡小石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教育家，以古文字学、书法、楚辞、中国文学史见长。深厚的学术素养为他的书法艺术带来非常高雅的书卷气。胡小石的书法糅合契篆、简牍、碑帖精华，涩笔顿挫进行创作，使他的书法艺术有着非常难得的金石气息，深得古朴搜劲、清峻横逸的艺术风神。在书法审美观念中，胡小石首先认为书法创作是自我精神情感、思想的抽象表现。书法是反映个人人品、才性、情感和审美境界的艺术，只有具备非常渊博的学识素养、广阔的人文背景、深邃丰富的思想情感，才能有丰富的审美意象和个性特色的书法艺术的出现，这是胡小石书法创作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观念依托。
胡小石评价古人书法，引用前人的评价说，评书者谓右军“黄庭似道流”“曹娥似孝女”，说王羲之的《黄庭经》呈现出道教文化所具有的精神气象，表达出王羲之崇尚道教的人生价值追求和理想。而他的《曹娥碑》则流露出浓郁的儒家孝道文化的归属和意象。这充分表明书法艺术通过书写形式表达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情感，是书法家本人精神情感的自然流露。书法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有其独特的审美功能和价值表达功能。只有意识到中国书法的点划和用笔所具有的表现理想和个人情感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书法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将自我的审美理想与精神情感表现出来。
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表现内心律动的一种艺术形式，胡小石认为其和音乐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不过一种表现为时间上的抽象与拓深，一种表现为空间上的抽象与拓深，书法是一种空间抽象艺术：
书之表现，既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则与其谓书同于图画，毋宁谓书同于音乐。书之与乐，可谓皆抽象的符号为基本因素者，惟音乐为时间上之抽象艺术，而书为空间上之抽象艺术。进言之，书者，无声之音乐，以空间上之符号，说明其内心之律动也。（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书法是“无声之音乐”，“以空间上之符号”的艺术形式完整地表达出书法家内心的律动和精神情貌。因而胡小石认为，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构成书法的笔画线条，不仅是书法结体、造型的最为基本的手段，而且也是具有单独审美内涵的独立的情感载体、精神载体和书法家思想的语言外壳，一定要高度重视线条表现情感的功能。他说：
于此，有一要义，须深切注意者：凡用笔作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胡小石《书艺略论》）
书法创作必须强调点画用笔的弹性节奏，“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刚硬挺劲，蕴含强大的感情力量、精神力量，“有血肉，有感情”。胡小石充分认识到线条的自我精神情感、思想的抽象表现功能，在书法创作实践中习用硬毫，表达出强烈的弹性美感、精神美感和生命美感，呈现出书法家个人浓郁的精神情怀和审美意象。
胡小石认为线条点划具有抽象表达精神情感的功能，抽象的点划线条只有具备了书法家深邃、热切的精神情感内容，才有一流书法作品的诞生。书法是书法家心中反复微妙之情绪，与最高之理想的具体表现：
书主文字形体之表现，故其义为著，而以各种抽象之点划（今曰线条），表现吾人深心中反复微妙之情绪，与最高之理想。（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抽象之点划”具有如此丰富深邃的精神情感、最高审美理想的表达内容，因而要求书法家必然具有高远的精神情操和渊博的文化积累，只有这样，笔下线条的高质高量才能得以充分保证。
胡小石认为，书法作为一种空间上的艺术形式，具有表达书法家情感、精神、思想意识的功能，这种表达是一种有秩序和规律的表达，其中（点划）线条是最基本的单位，然后是文字的有序有法度的空间排列、结构布白的空间安排（疏密）、线条（点划）的轻重以及行笔的缓急等，来表现出书法家的心理活动，有着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的具体表现：
今之文字，实皆抽象符号所构成，以点划为本，而为各种之排列，利用其结构之疏密，点划之轻重，行笔之缓急，以表现作者之心情。（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可以说，胡小石认为在本质上，书法创作是自我精神情感、思想的一种抽象表现，是书法家精神情感的直接外化。正是“书法是自我精神情感、思想的抽象表现”这一审美观念的确立，为胡小石奠定了书法创作取法和实践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的指引下，胡小石的书法尤其楷书被推向了一流的审美境界。
二、书法艺术创作实践必须有大文化观念、大审美观念
胡小石认为，书法艺术创作受书法家自身的文化观念、审美水平和学识修养的制约与限制，必须突破自我狭隘、局限的文化视野、审美视野，确立大文化、大审美的观念，才能对书法创作的意义、价值、方法和遵循的审美原则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在大文化系统下的书法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是书法艺术创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文化视野和审美高度、境界决定了书法艺术的特色形成、成就和高度，是书法具有时代特征和自我鲜明特色得以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胡小石认为，大文化观念、大审美观念是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不断发展演变进化的整体文化特点和水平所制约的，不能隔离开与整体文化的关系而自行发展出独有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特色来。所以他说：
人类文化，在某时代中，有一事变化，则其他事物，亦随之皆变，如携手并进者然。书亦然，故治文学或艺术历史者，实当观察人类全部之文化，非可株守一隅以自足也。（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人类文化在发展变化中，“一事变化，则其他事物，亦随之皆变”，因而研治文学、历史艺术，只有在观察人类全部文化、所有文化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开始，才有可能洞察其中的幽微，从中发掘出各个专科学术有规律和价值性的东西为我所用。书法作为艺术亦然，只有在大文化、大审美境象下，才有自我风格特色、审美意象的真正形成与确立。大文化观念、综合文化素养是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得以确立的基础。胡小石在分析唐代文化特点与书法的关系时说：
唐人治经，严主名物训诂，其疏证繁博。其书尚碑，碑之文体多茂密。书碑之用真书者，楷则极精，其书风亦多精密，富写实性。（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由于唐人“严主名物训诂，其疏证繁博”这一治学思路和逻辑思维特点，相对于书法而言，自然便有茂密特色的碑学书法的出现，酝酿出楷书注重精密、写实一路的风格特色。反映在书法家个人书法上，如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和审美意向，但在精整严密上，则显然是一致的：
唐贤如欧书多上大下小，若茂树之垂阴；颜书则上密下疏，如乔岳之耸秀。（胡小石《书艺略论》）
其他朝代书法的发展演变、书法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确立大抵如此，都是此一时代大文化发展、整体协同的结果。大文化、大审美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了书法整体演变的渠道、思路和书法审美意象、风格特色的形成与确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书法美学思想观念，胡小石选择了综合分析、观察、研究、创作书法的方法与道路，走出了深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书法审美道路。胡小石积极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古文字学、古典文学、考古学以及现代学科的方法、观念，寻求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发展演变的脉络。他的这一方法显然接受了戴震、阮元、焦循等人的治学门径，以小学为基础，进而研究经史子集，并不断将这一严谨的考据方法从治经、治史、治诸子发展到考订金石文字、书画创作方面。胡小石在其师李瑞清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获得了新的突破。他治古文字学，考订金文、钻研甲骨文字，进行碑学书法的研究与创作，显然得力于这一大文化、大审美观念研究思考方法与观念的确立与形成。
注重从大文化、大审美观念的视野确立自己的书法审美观念、美学思想，是胡小石书法美学观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审美思维特点。这一审美观念、美学思想思维特点的确立与形成，无疑为胡小石的书法创作实践提供了极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精神导向。正是在这一审美观念、美学思想思维方法的指导下，胡小石完成了对我国历代书法审美观念的梳理和选择，形成了深具特色的书法美学史观，为其独特的书法尤其楷书书法特色的确立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书法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特殊规律，“八分书”在中国书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胡小石认为，我国的书法演变发展，有其自身的趋进过程和发展变化规律，不能人为割裂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不能割裂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书体、书法史、书法美学思想、书法审美观念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演化推进过程，要从整体、从历史的角度和范畴来加以把握。继续楷化的道路。书法的创作和审美不能离开历史的规定性，有着几乎全部历史的规定和制约。相对于楷书艺术的发展变化而言，既有篆书形体结构、间架空间布局审美的规范与决定，也有隶书审美、间架结构整体性的制约与决定，因而既要考虑楷书自身发展演化审美规律的把握与继承，更要从其他书体和范畴中获得方法与审美资源的支撑，才能得以自如展开。楷书与其他书体一样，是长期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楷书创作须在求溯审美源流的基础上展开才能得以成就。在这一追溯的过程中，胡小石认为，“八分书”对楷书艺术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楷书审美观念的确立、形成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关键性的重大促进作用。
胡小石认为隶书发展到高峰后，逐渐发展出八分书。何谓“八分书”？他说：
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其起源可早至汉武帝时。隶加波挑，而行笔又加简疾，则为章草。其起与“八分”殆可同时，亦在西汉。今徵之西陲与居延木简，可以证之。足证章书起东汉章帝之谬。此盖施之章奏，与隶同意，故以为名。章省波挑，上下文渐多系连，系连之度，与时俱增，遂成后世之草书。其起源至迟亦在西晋。《流沙坠简》卷末所收简牍数纸，已为纯草，而决非东晋之物。因江左与西域不通，无由得至。俗传草起义、献，观此可以悟其非。（胡小石《书艺略论》）
他认为，八分书是在隶书基础上确立的一种书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章草和草书，从西汉时代起，至迟西晋时期，章草、草书等在八分的基础上完全确立出来。楷书（真书）显然也是在八分书的基础上获得确立。他说：
“八分”又渐变而为真书。真书亦带波挑也。新莽及东汉初已有此体。新世始建国四年简（《坠简屯戍丛残》一页上五至七），光武建武廿六年简（同上，九页上七），皆宛然阁帖中钟书。（同上）
八分书逐渐变化而出现真书，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东汉以来的竹木简及汉魏残纸上均可得到佐证。没有早期真书体相的出现，很难有钟、王高超卓越楷书艺术的成就。所以胡小石说：
欲掌握中国书学史之关键者，不可不先明“八分”。
八分书是中国楷书的关键，是中国书学史的关键。八分书中凝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神髓和精华，也是现代书法尤其楷书书法审美与创作予以汲取的重要源泉之一。
胡小石认为，我国书法尤其楷书的诸多审美意象及其风格特色均来自八分书的奠基和支撑。欲梳理我国书法审美特点和风格的演化，离不开对八分书的分析与梳理，必须从八分书中才能领略、意识到书法尤其楷书的审美意象和风格特色。所以他说：
书家以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所谓异者，即二家书体中所含分势之多寡悬殊也。梁武帝评书，从汉末至梁有三十四人。其评钟繇书云：“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其评王右军云：“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代重大王书，武帝与陶弘景皆学王书，故其评最得其实。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丛帖中所收钟书如《宣示》《力命》诸表并出王临，不见此妙。惟《戎路表》虽亦后人所摹，而分势多在，可以想见之。（同上）
汉末以来，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楷书中有着八分书强大的影响，其审美意象与风格特色的出现与八分书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不仅六朝时期如此，即使隋唐两宋乃至明清现在，又何不其然。胡小石分析说：
“八分”在书史上占有极长之时间，即至今日，其势尚在。今人作书亦不能避去撇捺之笔也。钟、王而降，历代书人每沿此二派以为向背。在唐，虞、褚齐名。虞书内抿，分势少；褚书外拓，分势多。在宋，苏、黄齐名。苏书外拓，分势多；黄书内抿，分势少。元初之赵书内抿，分势少；元末之倪（瓒）、宋（克）外拓，分势多。故虞、黄、赵近王，褚、苏、倪、宋近钟。其他可以此隅反之。（同上）
胡小石不得不有所感叹地说：
“八分”之关系书艺者如此。（同上）
八分书在我国书法尤其楷书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欲治中国书法审美史、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离不开对八分书的把握与精度分析。胡小石认为八分书不仅是历史上楷书从隶书中分化出来的重要基础和分水岭，在楷书、行草书的创作中，也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八分书确立出来的审美观念、审美原则、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都是楷书、行草书书法的审美内容和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创作不仅要在楷书体系中寻求创作的方法和思路，更要在八分书乃至更久远的书法形态、审美内涵、审美思想中寻求桥梁、渠道和资源，在继续进行楷化的过程中完成自我书法审美面貌的确立和风格特色的创构。
胡小石对于八分书与楷书的深层关系自觉地加以梳理，为书法创作尤其楷书取法提供了新的取法观念和渠道，确立了新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源泉。胡小石高度重视八分书所具有的关键枢纽作用，不仅在历史时空中具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在现在的书法创作实践、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思想中，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书法创作尤其楷书创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八分书的地位和审美功能。
四、主张“书画同源”，认为书法用笔与书法审美特色、书法风格特色的出现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胡小石的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中，对于书法用笔与书法创作关系的论述，始终占据相当的分量。高度注重用笔，从用笔中铸造、感悟中国书法的审美意象、特殊的美感体验，成为胡小石书法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小石这一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的确立，显然与他对古文字的研究、书法创作中对书法用笔的感悟与体验有深刻的关联，书法用笔与审美意象、书法风格特色的确立之间有着重要关系。
首先，在胡小石的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思想中，他认为书法用笔同绘画创作用笔有共通的地方，不仅是造型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独立的审美单位。胡小石通过多年的书法实践和研究，不断提炼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他说：
吾尝谓中国书画者同源而异流，进言之，则二者构成之基本因素，同为点划之使用。故可言中国作画如作字，非作字如作画矣。以抽象线条集合成实体之理想者为作画。以抽象线条集合成抽象之理想者为作字。书画同源，在乎用笔，此说，唐人张彦远已发之矣。（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
他认为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因素即“点划之使用”“中国书画者同源而异流”，认识到“书画同源”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书法用笔更决定书法创作的生死。它们共同的基本因素在于点划的运用，“以抽象线条集合成实体之理想者为作画”“以抽象线条集合成抽象之理想者为作字”，抽象的线条集合成理想的实体便是绘画，抽象的线条集合成理想的抽象体便是书法，都是基本点划的自如运用和展开，线条可以充分表达书法家的理想、情感和意象，这都在抽象的点划和用笔上充分体现出来。书画同源，“在乎用笔”。胡小石充分认识到书法用笔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书法用笔关乎书法乃至绘画的生死，关乎书法审美意象和风格特色的最终定型。
其次，胡小石认为书法审美意象、审美风格与书法用笔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在不同的时代都以不同的笔法表现出来，不同的美感体验、审美价值理想反过来也影响了书法用笔的选择和线条点划的形态特征与质量。如胡小石曾著有《古文变迁论》《齐楚古金表》《考商氏所藏古夹钟磬》等文章，不断研究先秦古文字及其用笔，大量临习甲骨、金文、秦权、诏版等篆书作品。他对篆文的用笔变化进行考证，认为殷及西周早期金文皆用方笔，西周中叶后渐变为圆笔，发展到春秋时，用笔趋纤细，以后不断发生新的变异，构成了先秦一两千年用笔流变的轨迹，同时也是书法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不断变动的轨迹。对于先秦文字、用笔、审美观念的变迁的梳理，为胡小石的碑学书法风格特色的确立、审美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取法对象和资源。他对于隶书尤其八分书用笔、审美观念的变化，对于楷书以及行草书用笔与审美、风格的关系，也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从中寻求自己理想的审美意象和书法风格特征，不断引领自己的书法创作进入到更高层态的审美境界。
胡小石充分认识到书法用笔与书法审美特色、风格特征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关系，必须高度重视书法用笔。书法用笔不仅是造型的基础，是书法风格确立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他说：
次辨轻重。用笔轻者，其效果为超逸秀发；用笔重者，其效果为沈著温厚。书之使笔，率不令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至轻者用端部之一分，其书纤劲，所谓蹲锋；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书丰腴，所谓铺毫。界乎腰端之间者为二分。（胡小石《书艺略论》）
惟风格之厚薄与强弱，初不关笔画之肥瘦。有肥而反薄弱，瘦而反刚厚者。学者所宜审也。（同上）
如上所述，胡小石主张高度重视书法用笔。书法用笔与书法审美特色、书法风格特色的出现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是胡小石从长期对古文字、金石书法研究和自己书法创作的艺术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思想。胡小石积极从我国大文化传统、书法系统的知识传统中汲取新的审美知识与审美感悟，不断在新发现的金石文献材料中发掘书法审美的新材料，致力于自己书法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提炼与概括。其高度重视书法用笔的美学思想，有着极为深厚的人文积淀，具有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美学基础支撑，还有考古学、历史学以及现代学术体系的坚实支撑。胡小石碑学书法所呈现出来的个性特色，强烈浓郁的书卷气、金石气，与他的这一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思想显然有着巨大的关联，是其审美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外显和具化。
当然，胡小石尚有诸多书法审美观点和书法美学思想值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如他认为经典书法的出现、一流书法家的出现，不能仅仅看作书法家个人天赋才情、审美理想与价值、书法美学思想呈现的结果，更是我国长期书体演进、共同参与的结果，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价值、美学思想以及历代书法艺术家、无名文人书法家、民间工匠一代代卓越艺术才华的共同参与，才创立出书法史的辉煌和成就，也才能有具有高超技法水准、一流审美理想的书法家（专家艺术家）的出现。书法尤其楷书的审美价值理想、美学思想观念的出现与确立也不是几位书法艺术家才情高度发挥的结果，而是历史上各种书法审美思潮、丰富的文化价值理想逐渐演进的结果。没有篆书、隶书尤其八分书的出现，没有历史上众多书法艺术家以及民间工匠的积极参与，也就不可能有钟、王如此登峰造极楷书书法艺术的出现。由于篇幅关系，胡小石这些包含丰富内涵的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就不一一多举了。
结论
在长期的书法研究、创作实践过程中，胡小石确立了深具时代特色与自我个性特色的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形成过程，有其丰富的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取法来源。时代风潮以及现代学术观念、现代学科的发展与确立，都为胡小石书法审美观念、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深厚的文化环境、社会基础条件，使他不断突破传统的局限和约束，走到更高的审美境界和层次上来，一洗晚清萎靡不振的时代风气，成为时代风气的代表和象征。胡小石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出现，是清末民初以来社会大动荡、大时代、考古大发现、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下的产物。
胡小石碑学书法阳刚大美、壮阔激越的审美特色的出现，狂放、豪迈、沉雄的精神气象的形成与确立，既是时代思潮的洗礼所致，也是他个人长期进行书法实践探索的一种必然选择和结果。胡小石书法审美意象、风格特色的形成，是其书法大文化观念、美学思想观念直接作用下的结果。广阔的人文视野、渊博的学识素养、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所形成的美学思想观念，对于胡小石书法审美意象和个性特色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奠基作用，也是其书法创作实践过程中完善出来的一种书法创作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胡小石书法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思想所具有的深邃内涵、取法渠道和桥梁的确立，对于当代书法美学的建设和书法艺术实践，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值得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赵启斌）
参考著作及论文：
（1）胡小石《书艺略论》《胡小石研究胡小石诗文精选胡小石研究论文资料》（《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1999年，南京
（2）《胡小石研究胡小石诗文精选胡小石研究论文资料》（《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1999年，南京
（3）《沙公墨妙——胡小石书法精品集》，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南京
（4）《胡小石书法文献》，南京博物院编，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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