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故事中的阿马蒂亚·森，以及他对今天的启示。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钱杨
阿马蒂亚·森的名字 “Amartya” 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取，他是森外祖父的挚友。泰戈尔当时不想起一个寻常的婴儿名字，最后他选了这个词，梵语中意为 “不朽” 或 “永生”。阿马蒂亚·森今年 91 岁，在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列。一些人觉得其人生高度和思想成就，足以配得上泰戈尔的祝福。
许多经济学家喜欢解释和预测现实，但森被看作是经济学和哲学交汇的思想家。他关注现实应该是什么样，人们应该追求什么，人们如何确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政策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机会，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等等。
他的研究涵盖饥荒、贫困、不平等（如性别、教育、健康）、社会正义、身份与暴力、基本自由被剥夺等具体问题。他的思想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让数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森的名字。
森扩展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衡量发展程度的标准不是国家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由程度的增加。他曾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内部穷人的贫困与一个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1998年，凭借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亚洲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年，森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获奖无数、备受尊敬。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来自贫穷印度的森，能取得如此耀眼的世界级成就？
2021 年，森出版了回忆录《四海为家》（Home in the World）。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于今年出版。在书中，森回忆了前 30 年的人生，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关怀都在这段时间扎下根基。例如，他发现自己的女同学虽然聪明，但由于性别不平等，没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他的不少长辈都蹲过监狱，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殖民政府采取 “预防性羁押”，担心他们可能做什么。
1943 年，9 岁的森发现，可能有十万饥饿的农民涌入自己所在的小镇。饥民不放过任何能吃的东西；许多人饿到精神失常；母亲为了活下去也不管嚎啕大哭的孩子，独自吞下食物。他们正前往加尔各答，因为听说那里在赈灾。事实上，这是谣言。加尔各答尸横遍野。这场灾难后被称为孟加拉大饥荒，死亡人数达两三百万人。
几个月后，森看见一个浑身鲜血、不停哀叫的男人走进他家大门。男人叫卡德尔·米亚（Kader Mia），靠打零工维生。为了养活孩子，他冒险来到社区找活干，结果被一群暴徒刺伤。森的父亲给了米亚水喝，送他到医院，但他最后没能活下来。
3 年后，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过程中涌现的冲突，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这些事情始终刻在森的记忆里，成为驱动他研究的动力。他不仅著书立说、实地调查，也致力推动现实改变。比如，他曾骑着自行车到印度的穷乡僻壤搜集工资、物价等数据，称量村里五岁男童和女童的体重（为考察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剥夺程度）；他办过夜校，帮助村里的贫困学生；他用诺奖奖金在印度和孟加拉设立了两个公益信托，改善两地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和性别平等。
森 18 岁时得了口腔癌，医生告诉他只有 15% 的概率活过 5 年，但他挺了过来。80 多岁时，他患上前列腺癌，做了膝盖置换手术。虽然身体虚弱，但 91 岁的他智性依旧强大，有很多待思考的问题、待写作的文章和书籍。今年印度大选时，他批评了当局的经济政策，呼吁政府要改善教育、医疗保健和性别平等，增强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能力。
《四海为家》，阿马蒂亚·森 著，刘建、张海燕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 6 月即将出版。
2024 年 2 月到 5 月，借《四海为家》出版之际，我们访谈了和森有关的四位学者，从四种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位思想家的贡献和对今天的启示。
北大国发院原院长姚洋将森看作自己的榜样。他从 1988 年阅读森的作品开始，就深受其影响。他认为森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对当下中国富有启发，要投资每个人的能力。
在农村成长的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守英，从饥饿问题了解到森的研究。他由此明白饥饿是个制度问题。他觉得，森的研究总体上是关于人的发展。不同发展模式背后是理念问题。
师从季羡林的刘建是社科院南亚文化专家，翻译过森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回忆录。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强调森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森的成就也与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分不开。
北大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刘民权 1980 年代在牛津读博，上过两年森的课。回国之后，他多次邀请森来中国交流，翻译和审校了多部森的著作。他觉得森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伟大但也谦逊。
森一生提倡多重身份，反对单一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讨论可以看作对森的多重剖析。以下是这四位学者与森的四段故事。
姚洋：森揭示了人类社会争取自由的基本逻辑
1998 年，65 岁的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读书》杂志原主编汪晖找到北大青年教师姚洋，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没人知道他？你能不能写写他？
姚洋在上学时读过很多森的文章，答应了约稿。他花了一个多月，基本上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森的文章和著作，写成《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学术贡献》一文。
在那篇文章中，姚洋称，森的研究主线是社会公正和道德关怀。从社会选择的纯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森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上作出突出贡献，获奖当之无愧。他认为，森得奖是印度几代经济学家积累的结果。
2024 年 5 月，北大国发院原院长、教授姚洋在出差途中与我们分享他的回忆。他说自己最早知道森是在 1988 年。那时他因为要写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硕士论文，跑到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室翻英文资料，找到了森讨论剩余劳动力的经典文章。“都是尘埃”，姚洋说，“图书管理员特别高兴，还有人来读这样的文章，马上帮我复印。”
三年后，姚洋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博。由于当时的导师在研究社会选择问题，姚洋就跟着他读论文，又读到了森的文章。“我导师跟我说，这个人迟早会得诺奖。” 他后来了解到，森早在 1970 年发表《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后，就被认为能拿诺奖。
姚洋解释，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领域，别人不能干预。这种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但森那篇文章提出，如果遵循 “帕累托原则”，就会发现私人领域的先天认定存在问题。
所谓帕累托原则，指如果所有人都认为 A 比 B 好，那么社会也应该认为 A 比 B 好。假设社会中有三个人和三个选择 A、B、C，每个选择都代表一种行为（如 A 是侧着身子睡觉、B 是趴着身子睡觉、C 是仰躺着睡觉）。
再假设在私人领域里，第一个人认为 A 比 B 好，第二个人认为 B 比 C 好，第三个人认为 C 比 A 好。根据帕累托原则，社会就该认为 A 比 B 好，B 比 C 好，C 比 A 好。但这样就出现了逻辑矛盾。由于帕累托原则是一种直观，那问题只能出现在对私域的认定上。
“所以森说私人领域不是个人确定的，必须交给一个集体来确定。也就是说，自由不是天然的，是人们通过一个集体同意来人为决定的。不存在所谓天赋人权，人权都是我们斗争下来的。他把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老根都给挖掉了。你会觉得森站得太高了。我的天，那时他才 37 岁！” 姚洋感叹。
姚洋继续解释，森揭示了人类社会争取自由的一个基本逻辑。不是你认为你有自由就有自由。自由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别人的同意，你不可能拥有自由。“这是他 profound（深邃）的地方。所以自由靠什么？靠我们斗争，靠我们用法律规定，靠我们用国家机器保护……你才能获得自由。”
森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约摄于 1958 年。图片来自：《四海为家》
获诺奖后的第二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他认为，“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如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
同时，“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强，如政治自由（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
姚洋说这本书对他的震动非常大。森从理论上有力地证明了他相信的 “推动平等”、“服务民众” 等理念。“森让我们关注每一个人的 ‘能力’。也就是说，你讲平等，不能讲一群人的平等，而是要把平等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要把每个人的潜力给挖掘出来，让每个人的 ‘基本能力’ 都能充分释放。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们推动了平等。”
所谓 “能力”，指一个人从事有意义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基本能力” 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贡献社会的基础，要求国家为那些家庭背景差、自我条件低或运气不好的人提供攀登社会阶梯的条件。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但我们要投资每一个人，增强每一个人的收入能力，让每个人有基本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里挣得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收入”，姚洋说，“比如教育资源要基本拉平，否则教育资源太集中，很多人就被荒废掉了。这才是共同富裕，也是森指明的方向。”
《以自由看待发展》之后，森更多被看作一位政治哲学家。《正义的理念》等论著成为政治哲学研究者不可绕过的经典。受森的感召，姚洋也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反思市场万能的自由观，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
“森是我的 role model（榜样）。我也左倾、关注穷人，也做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也希望我的学问和政治倾向一致。而且他不仅做研究，还把自己的理论用到实践中，深入参与印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所以无论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人，他都是我的榜样。” 姚洋说。
刘守英：森的研究总体上是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1981 年，刘守英从湖北洪湖农村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1985 年左右，刘守英在学校的英文阅览室读到了阿马蒂亚·森关于饥荒的研究，茅塞顿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八分之一的人正在遭受饥饿，那么这只是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 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写道。
今年 4 月，在北京海淀的一家书店里，刘守英与我们回忆了阿马蒂亚·森对自己的影响。刘守英面带微笑、说话风趣，带有湖北口音，他现在是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来人大之前，他担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等职位。他既研究中国土地问题，也参与土地改革和地方试验，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代表。
刘守英回忆，一般人会把饥饿问题看成粮食供给不足，但森讲的是获得食物的权利问题。导致生产食物的人不能公平获得自己生产食物的权利。
“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和发现。饥饿或温饱问题实际上是个制度问题。” 他说。
森对饥荒的研究革新了全世界的反饥荒措施，也让他的名声扩展到学术圈之外。通过研究世界饥荒史，他发现，因为威权社会既缺乏政治激励，也缺乏民众或媒体监督，无法实现准确的信息传递，所以容易导致突发的重大饥荒。
“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饥荒极其容易防止。”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写道。
阿马蒂亚·森著作系列。
1988 年，刘守英从复旦毕业后，前往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参与决策研究。他称，每当自己在研究和制定政策中遇到困惑时，常会从森的书中寻找建议与指导。他觉得，森的研究总体上是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刘守英觉得森的一大贡献是扩展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这是个重大的思维转变”。
森早在 1950 年代剑桥读书期间，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当时，剑桥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凯恩斯经济学的优劣和凯恩斯思想发展出来的种种举措。森和来自巴基斯坦的好友马赫布尔·哈克（Mahbubul Haq）总在抱怨：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就这么不关心人类生活呢？
这种不满集中表现在森和导师琼·罗宾逊的一次争论。琼认为，就优先事项而言，人们首先要关注的只是最大化经济增长，而人们一旦在经济上增长了，变富有了，就能够转而关注医疗服务、教育和别的所有诸如此类的事项。
森认为这犯了经济发展思路中最严重的毛病。因为最需要良好健康与健全教育的关键时刻恰恰是国家最贫困时。更何况，尽管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是一心只追求经济增长，忽略教育、医疗服务与营养补给，有损人民生活质量，适得其反。因为美好人生中的这些关键成分也是人类生产力的重大要素，这点亚当·斯密早就说过。
那时，森想研究福利经济学的想法遭导师反对，但他始终坚持。到他博士毕业后在剑桥任教时，森想开设一门福利经济学的课程，也被驳回，院方觉得这算不上一门课。几年之后，剑桥才终于同意他开门短期课程（8 周）讲授福利经济学。在后来，森是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拿了诺奖，终获学术共同体的承认。
1990 年，森和哈克在联合国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开创了 “人类发展指数”。指数不以单纯的经济收入为标准，而以人民的生活品质（包括获取教育、营养与其他资源的难易等）来评估国家的发展程度。这种衡量方式变化背后的理念升级最终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策。
刘建：森的成长受益于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
2010 年 12 月，刘建应邀参加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举行的纪念泰戈尔 15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加尔各答以北约 180 公里，是乡村小镇圣谛尼克坦（Santiniketan）所在地。阿马蒂亚·森出生在这里，现在仍有一处占地几十亩的宅邸。如无意外（像新冠疫情），森每年都会回这里住一阵子。
当时刘建一行人前往森的家中拜访。他记得，森的房子面临公路，但很安静，前面花园门口的水泥门柱上写着 “A.T.SEN” 字样。穿过门廊和花园，他们进入森家里的大厅，见到了当时快 80 岁但精神矍铄的森。森微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带领他们到后花园。椅子在浓荫覆盖的草坪上围成一圈，他们开始聊天。
刘建是社科院研究员、南亚文化专家，也是森著作的译者。他在 1978 年跟随导师季羡林踏入南亚研究，现在已近 50 年，代表作为《印度文明》等。季羡林在 “文革” 期间默默翻译了 8 卷本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以梵语文学、印度文化、古典印度学等研究闻名，曾预言 21 世纪中印两国将迎来文化复兴。
2024 年 2 月，退休的刘建在北京朝阳的家中与我们谈话。他回忆起了 14 年前第一次和森见面的时刻。刘建向森介绍了他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特别是《爱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在中国的反响。
“我告诉他，有位 30 多岁的青年，由于对生活失望已多年不再读书，但在偶然读过《爱争鸣的印度人》之后，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森感到欣慰。我们还聊到像泰戈尔全集已在中国出版，中印两国应该持续这种文明交流。” 刘建说。
森与刘建交流，摄于 2010 年森的老家圣谛尼克坦的花园。图片来自：刘建提供
刘建最早知道森是在他获诺奖的 1998 年。他认为森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对文化、历史和政治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思想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成就也与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分不开。
在《爱争鸣的印度人》中，森通过梳理古印度的历史和文化，证明印度有着 “对话传统和对异端见解的包容”。他觉得这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讨论和争鸣对于民主与公众议事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行世俗主义，平等对待不同宗教的信徒（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讨论和争鸣是十分关键的。……发表意见是追求社会公正的一个关键因素。”“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大敌。”
森举例，在公元前一千纪时的印度，佛教教徒、耆那教教徒、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相互竞争，并且与现在所谓的印度教（一个很晚才出现的名称）教徒竞争。此外，佛教在近一千年的时期内曾是印度的主要宗教。
印度的一位佛教皇帝阿育王在公元前三世纪论述了宽容的必要性和异端思想的丰富性。他还制定了争议规则，要求当事人 “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 对手。再比如印度的穆斯林皇帝阿克巴捍卫了 “宽容”、“国家必须与不同宗教保持等距离” 的原则。这些都大大早于欧洲在 16 世纪才诞生的宗教宽容原则。
刘建是森的回忆录《四海为家》（Home in the World）中文版译者之一。他说，这本书写的是森前 30 年的学术成长史，追溯了他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思想发展、治学经历以及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内情。
森的父亲是达卡大学的化学教授，母亲是剧场舞者，外祖父是梵文和印度哲学学者。他们一家和泰戈尔的关系很好，比如外祖父参与了泰戈尔创建的 “国际大学”（Visva-Bharati），梵语意为 “以学校传授的 ‘智慧’ 来成就 ‘世界’”；母亲跳的是泰戈尔出力开创的新式舞蹈；泰戈尔也为他们的儿子取了 “阿马蒂亚”（Amartya）的名字。
阿马蒂亚·森著作系列。
刘建对《四海为家》印象最深刻的内容是森年轻时受的教育。他在泰戈尔创建的圣谛尼克坦学校就读。森说这是一所 “没有围墙的学校”。因为除非是需要在实验室操作的课程，或是遇到下雨天，不然无论什么课程都在户外进行。他们会各自带着坐垫，在老师指定的大树下坐好，老师则会坐在一张水泥椅上面对大家，旁边则是上课用的黑板或讲桌。
在课业方面，通常没有考试测验，而且不太以成绩表现排序。森觉得学校最棒的是在课堂上的讨论题目能从传统印度文学谈到当代文学，从西方经典谈到中国思想，甚至谈到日本、非洲、拉丁美洲。这种对多样性的鼓励与支持和当时整个印度学校教育中欲盖弥彰的文化保守风气截然不同。他还学到，一个人要拥有 “自由”，必须运用 “理性”。
“我从来没想过原来学校可以像圣谛尼克坦这么好玩。这里几乎想做什么都可以，多的是能跟你无所不谈的聪明同学，还有会问些天马行空的问题的亲切老师，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更没有任何体罚严惩。” 森在《四海为家》中回忆道。
学校的创新得益于泰戈尔。森叙述说，泰戈尔毕生致力于改善印度教育，并把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拿来改善学校的设施。泰戈尔对理性与自由的信仰反映在他的人生观和教育观上，所以他坚定地认为开放给所有人的深化教育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基石。
2010 年 12 月，坐在台下的刘建记得，森在纪念泰戈尔的会议开幕式致辞中表达：因为泰戈尔不断诉诸理性，所以他的世界主义至今仍具有巨大吸引力。
事实上，森回忆录的书名（Home in the World）就是化用泰戈尔长篇小说 The Home and the World（《家庭与世界》）的书名。“可见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森说。
刘民权：森不仅是我的榜样，也是好多人的榜样
1985 年，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刘民权，听了一学期阿马蒂亚·森的 “经济学基础” 课程，“豁然开朗”。第二年，他又去听了一遍这门课程。平时，只要有森的演讲或者研讨会，他都会积极参加。
刘民权记得，森的授课和演讲风趣、深刻。森主要是讲概念，比如社会正义、个人行为跟道德的关系，“让你一下子弄清楚经济学的原理”，“收获特别大”。此前，他只在剑桥硕士导师的推荐下，阅读过森的论文，并未直接接触。
1987 年，森离开牛津去哈佛任教。刘民权没能继续听课，但仍深受森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试图与森的理论对话，批评森只看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队员踊跃参加集体劳动，但忽视了队员也会磨洋工。一位老师读刘民权的论文，发现他的想法、观念，甚至文风，都和森很接近。所以答辩时，森作为他论文的外审评委还专程来了牛津。
2024 年 4 月，在欧洲旅游的刘民权与我们回忆了他与森近 40 年的交往。刘民权现在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农村金融、人类发展（如健康、教育、环境）等问题。他在江苏无锡农村当过生产队长，1975 年以 “工农兵学员” 身份进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书，后在英国留学和工作。
回国之后，刘民权多次邀请森来中国交流。他还翻译和审校了多部森的著作。他觉得自己和森的关系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在他眼中，森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幽默智慧，非常伟大，但又谦逊、随和，“只要跟森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森不仅是我的榜样，也是好多人的榜样。”
刘民权讲述，有一次森来中国开会，他们二三十人在北京饭店吃饭，聊到中国历史。刘民权很直接反驳了森的一个观点。森回应说，看来我得多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真正的大家气量非常大，那些不大不小的家，就比较难办。” 刘民权说。
森博学的特质在他年轻时就已显现。求学期间，他深入研读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埃德蒙·伯克、卡尔·马克思、肯尼斯·阿罗、以赛亚·伯林、莫里斯·多布、约翰·罗尔斯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还阅读了许多人文作品，包括吉卜林、高尔基、布洛赫、萧伯纳、莎士比亚，以及无数古典和当代印度作品，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等。除此之外，他也热衷钻研数学、物理和梵文。
在《四海为家》中，他称自己学生时代就对抽象思考难以自拔、对周遭世界无比好奇。这为他后来研究的两大取向扎下根基：相当抽象的推理推论（例如以公理、定理和证明的方式来探讨正义的概念和探索社会选择理论的不同路径），以及十分实际的现实问题（例如饥荒、饥饿、财富剥夺，阶级、性别与种姓间的不平等）。
至于谦逊，也有前辈学者的影响。1959 年，26 岁的森写信给大学者以赛亚·伯林，批评他对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森收到了伯林客气又讲理的回信，非常惊讶。更让他讶异的是，伯林在《自由论》中四次引述了自己的论证。森对伯林深感佩服，觉得他竟那么认真地看待一位还没什么名声的年轻人的观点。森当时只在印度德里一份冷门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批评文章。
森在老家圣谛尼克坦的院子里读书，约摄于 1964 年。图片来自：《四海为家》
森有许多趣事，比如他试图让圣谛尼克坦当局将他的信仰登记为佛教，因为方圆几百里内没有佛教徒；有次回英国，他被机场边检官员审问：为什么家庭地址是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导师宿舍”？这位导师是他的好友吗？森在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更加深了边检的怀疑。事实上，作为三一学院院长，他当时停顿想的不是种族歧视，而在思考 “一个人能否成为他自己的朋友？”
2023 年，刘守英通过视频对话了森。他对森的人文气质印象深刻，感叹森能记住好多和他交往过的人，像中国同学谭立。“他记得的不是市面上的大人物，很多是影响他思考问题的人。现在很多人官当大了，啥都记不住，还有一些学者名气大了，走到哪儿都在做宣言。” 他认为，这也启发人们从关注制度影响经济发展，要走到根子上的人文层面。
森来中国时，姚洋也和他有过交流。在他印象中，森非常有个人魅力，虽然说话有印度口音，但能听懂，流利、幽默。虽然森批评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提倡的 “亚洲价值观”，但李光耀非常尊敬他，曾邀请森去新加坡，说自己读了他所有的书。森认为，不存在独特且统一的亚洲价值观（如强调家庭、威权、秩序），而是应该发掘一种 “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
“我们现在都在讲竞争，他已经在想我们最后要走向 global civilization。这对我的震动非常大。” 姚洋说。
文化是多元的，但世界文明只有一种。森反对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认为这是 “碎片式” 视角。他提倡 “包容式” 视角，专注寻找不同表现里最终那个文明开枝散叶的证据，而那个文明也许可以称之为 “世界文明”。他也批评单一的身份认同，认为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多重身份，包括肤色、宗教、性别、血缘、国籍等。
森说，“世上的确有各种背叛、暴力、残杀、饥馑，但也同样存在着慷慨仁慈的善良行迹。” 他从亚当·斯密、泰戈尔等智者身上体认到理性思辨和同情心的重要。“对人的根本尊重与理解是为世上带来希望的丰沛根源”。在 91 年的岁月里，他也参与和见证过印度社会由坏变好。这也许能解释阿马蒂亚·森为什么从不绝望。
题图题图：阿马蒂亚·森，来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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