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玉然亲历亲见亲闻日寇“扫荡”：摧不垮打不烂的冀东抗日根据地鲁家峪。
巩玉然生于1918年9月，家住遵化市鲁家峪村。1940年秋，他参加工作，任村武装班长，1941年5月参加八路军，在冀东军分区警备连当战士。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抗日前哨+后方基地
鲁家峪，属河北省遵化县管辖，位于丰（润）、玉（田）、遵(化)三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南端的一个山村。它的范围很大，南北20华里，东西18华里，其中含大庄、东峪、北峪、西峪等18个峪，有九沟十八峪之称。抗战初期，大庄有4条大街，居住着七八百户人家。其他几个峪多则几十户，少则几户，对外统称鲁家峪，对内则称大庄和某某峪。
鲁家峪村群山环绕,峰峦耸立,地势险要,洞穴成行，沟壕纵横，并且果林覆盖着整个山村。这里，盛产苹果、核桃、柿子和红果等，人称水果之乡。群众生活收入主要靠经营各种果木，与外乡比，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日军侵华打破了鲁家峪的宁静，使这个水果之乡变成了阵地前哨。
疯狂毒辣的日军所以对鲁家峪恨得咬牙切齿，是因为鲁家峪是有革命斗争历史的村庄。该村在1927年春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李有全。同时，还成立了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年11月初，由于方舟、杨春林、张明远和解学海等同志发动了玉田、遵化两县农民武装暴动，农民革命军有三四百人就住在鲁家峪。
一天晚上，农民革命军去东峪收缴地主恶霸刘玉梨组织的反动民团的枪支，被民团事先察觉，刘玉梨连夜勾结玉田县民团头子吴殿三和丰润沙流河民团，在次日拂晓包围了鲁家峪大庄西街农民革命军的驻地。从天明激战到下午3时，农民革命军因兵力少，且又缺乏作战经验而最后被打散，7人牺牲，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和刘自立突围后不幸被俘，解送到玉田县被敌杀害。
农民革命军领导人张明远带队冲出包围圈，在玉田县东，他又召集失散的100多人，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斗争。1938年夏，冀东20万农民抗日大暴动时，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和抗日联军也都住过鲁家峪。该村有100多人参加暴动部队，巩玉然的哥哥巩鹏飞就是这次参加了李楚离、洪麟阁领导的抗日联军，后来在战斗中牺牲。
该村从1939年起就建立了村政权，组成了报国队、妇女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组织。1940年1月1日，冀东区党委分委在遵化县城西阁老湾村召开会议，李运昌、包森、李子光、刘诚光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鲁家峪为冀东中部抗日根据地。
鲁家峪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便成为冀东中部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党的组织领导下，教育、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地开展了抗日斗争，并为抗日组织培训了500多名党政军的初级干部。
鲁家峪还是冀东抗日的后方基地。在这里，先后建立起兵工厂、修理所、炸药厂、被服厂、染厂和军械、军需、粮食等各种仓库及制造了大量的手榴弹、地雷和枪榴弹，修造了大量的枪支和火炮，缝制了大量的被服、鞋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分区卫生部经常驻在这里，在该村建立了卫生所，先后养治了160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和模范人物。
卫生所没有病床，伤病员都住在老乡家里。东峪辛义芬家经常住有六七名伤病员，前后在她家养过伤病的有200多人。她和她的婆母就像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料伤病员，给他们喂饭、端水、洗脚、接屎、端尿。她那五口之家的生活一直很困难，但她把仅有的一点儿细粮、鸡蛋都让给伤病员吃了。辛义芬的公爹、丈夫和小叔，经常轮流着给伤病员站岗放哨，并在家里挖了地洞，作为伤病员藏身之处。伤病员们十分感谢乡亲们的关怀，身体稍有好转，就帮助老乡打柴、担水、做零活和帮助群众学文化。所以，伤病员们康复归队时，人民群众个个双眼含泪，难舍难离。指战员都表示归队后要英勇杀敌，报答亲人。
子弟兵和鲁家峪人民心连心，整个山村呈现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热烈场面。人民政府的报社也设在东峪，为宣传教育冀东军民，在这里编印了《尖兵报》、《报国时报》、《冀东战报》和《坚持》等大量报刊，及时向冀东军民传达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
日军在鲁家峪周围建立起七八个据点，包围封锁该村。但由于鲁家峪村庄大、地势险要、复杂，又时常驻有八路军，所以敌人兵力少了是不敢来的，即使几百人到这里来围剿，也不敢呆在这里,怕被消灭。
1939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带领部队来到鲁家峪开展抗日工作。冀东区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包森、李楚离、刘诚光、张明远、周文彬和丁振军也时常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抗日斗争任务。
1941年1月的一天，李运昌司令员率领部队刚来到鲁家峪东峪，王各庄日军据点就派出特务化装成探亲的也来到该村。但鲁家峪是掺不进、藏不了密探的,这个特务一进村就被发现、捉住,交给了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王文龙。经审讯,特务承认了是被派来探听八路军情况的。因当时规定凡是窃取军事机密的都要从重从快处理，所以王科长将刘仁晋和巩玉然叫去说:“你俩都是这个村的武装班长,今夜这个特务就由你俩把他处决了。但要到王各庄附近去处死,以免暴露我军的目标，并把特务的耳朵带回一个来。”两人按照王科长的指示处死了特务。
这是一片杀敌的疆土：日军夹攻，屡遭重击
鲁家峪虽是抗日根据地，但交通却不方便。该村只是西、南两处有大路，其他方向都是山间小路，村南有一座大山，叫大刁山，高四五百米，坡陡难攀；村西有一座堡子山，高三四百米。这两座山的山顶上均有石头垒的一人高的石围子，据说是古代占山为王的寨主为防御官军的进攻而砌的，是易守难攻的制高点，也是鲁家峪西面和南面的两个主要方向上的天然屏障。
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李运昌司令员率领十二团、十三团各一部住在鲁家峪和果各庄。第二天的上午，驻玉田县的日军由南木磊队长率领沙流河、朱官屯和王各庄等三个据点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兵分两路，从西、南两面夹攻鲁家峪。
我十三团三营住在西大街，便派出一个排坚守堡子山。敌我双方激战了一天，我全体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10多次冲击。但因该排大部伤亡，阵地失守。十三团三营营长耿玉辉见阵地失守，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一阵猛打猛冲，战士们冲上山顶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夺回了阵地日军不甘心失败，又多次反扑，企图夺回该山，均未得逞。在这个阵地上，我军共毙、伤日军100多名。
十二团一部驻在前大街，也是派一个排坚守大刁山，敌我双方也激战一整天，敌始终未能攻上该山。
当时，巩玉然所部在村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坚守这两座山的我军指战员真是英雄好汉，杀得敌人尸横遍地，两处加起来，共打死打伤日军200多人。在这次战斗中，鲁家峪人民的支前工作也干得很出色，大伙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把面饼和开水送到阵地上，送到战士们的面前，并负责抢救和转运伤员，对鼓舞部队的士气、保证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夜10时左右，我部队冒着大雪向果各庄、林头屯方向转移。走到林头屯，又与日军遭遇。此时巩玉然是给十二团二连带路的，走在最前头。日军的歪把子机枪子弹，打得战士身上的棉衣都起了火，子弹在头顶上“嗖、嗖”直叫，有几个战士倒在他身边，巩玉然也赶紧趁势卧倒在地。
同志们以猛烈火力还击日军，日军虽离得很近，却未敢再动一动。我部队以一部分作掩护，主力向东转移至常峪去了。
这是一群不屈的国士：横眉冷对，不屈不挠。
1941年的农历正月十九，也就是日军进攻鲁家峪遭到沉重打击后的第三天。驻唐山日军由米古带队，并纠集遵化、玉田、丰润、沙流河、朱官屯、王各庄等据点日伪军数千人，再次包围、进攻鲁家峪。这次敌人来的企图：一是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组织；三是抓捕我村干部，破坏我村政权。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立在大刁山和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站岗人员发出的“敌人来了”的信号。
巩玉然在屋里闻讯后，立即叫高万盛通知群众赶快进山，然后，他们向东峪走去。此时，敌人已包围了鲁家峪大庄，开始搜查、抓人，有七八百名未来得及进山的群众被敌人驱赶到龙王庙东的大干河套里。敌人架起机枪，端着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敌人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在一起，把他们全身衣服剥光，逐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伤疤。
在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大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有的冻麻木了，有的冻僵了，栽倒在地。敌人的赤身检查无结果，便又逐个进行审问。
米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带着一群特务和翻译来到人群前面，他先是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面孔，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的，将华北建成幸福的乐土，说出谁是八路、村干部,皇军有赏……”
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怒视敌人，无人开口。米古见人们不听这一套,便有点恼羞成怒了,但又马上收敛住,慢慢地走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人，谁的八路，村干部？”见这个妇女一言不发，他就与翻译交头接耳地嘀咕了几句，于是翻译就逼着这个妇女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若认出八路军、村干部，就点一下头。结果，押着她走遍了人群，她也未点头。
米古气急了，就狠狠地打这个妇女，并向日军、特务和伪军下了令，见到可疑的拉出来就打。就这样，敌人用木棍、枪托和皮鞭，毒打了30多人。刘忠顺等10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很重。但在场的七八百名群众却没有一个屈服的和告密的。米古疯狂地抽出洋刀，恶狠狠地喊道：“说不说？不说就烧你们的房子，把你们通通地赶走！”于是，敌人穷凶极恶地分头到4条大街烧房子了。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日军烧着了，个个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
大火，整整烧了3个多小时，到下午太阳快落了，敌人才撒走。
巩玉然和战士们跑回来，在街上看了看，全村除剩下几间砖瓦房之外，全部烧光了。他回到家里一瞧，4间房子烧落架了，还在冒着烟；到牲口棚一看，也全烧了，小毛驴烧得像糊家雀一样。这时，他父母和哥嫂也都回来了，父亲对他说：“咱快去后院看看粮食烧了没有。”一看，柴火垛成了一堆灰，把埋在柴火里的粮食扒出来一看，都烧糊了，不能吃了。又扒开坑洞，看看藏的衣物，也都被火烤得不能穿了。
巩玉然急忙和高万盛又走访了几家群众，他们和巩家一样，都被烧得很惨，群众十分难过和着急，都说：“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种子都烧光了，可怎么办啊？”
抗日政府对坚壁清野曾有过指示，但群众没有经验，把粮食、衣物和工具等藏在柴火垛里、顶棚上和坑洞里，结果都被烧了。当天晚上，区长大华和丰、玉、遵联合县政府的县长胡光先后来到了鲁家峪大庄，召集前后街的办事员、武装班长和管粮食的村干部开会，对被害的群众进行慰问。据了解，敌人烧房子还烧死了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和李贵凡的小女儿等11人。65岁的刘恩号老人出来救火时被日军发现，日军将他绑在门板上，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
有30多人被毒打，烧毁房子1951间，烧死大牲口20多头。所有的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都被抢掠、焚烧一空。
地方政府很关心群众生活，救济了一些粮食、衣物和被褥，组织遇难群众进行自救，使绝大部分群众在自己院内搭起了草棚，有的把没被烧毁的牲口棚、猪圈改造成临时住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对鲁家峪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日军的仇恨，也促进了群众性的抗日斗争进一步发展。
这是一场持久战：“扫荡”与反“扫荡”横贯时空
1941年5月，全地区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主动出击，到处打击敌人。5月1日，十二团在玉田县的渠梁河伏击日伪军，打死日军大尉南木铁雄及日伪军150余名，打伤200余名。5月下旬，敌人调集两个师团，连同伪军4万余名，号称“十万精兵”，对冀东我根据地进行大迂回“扫荡”。5月26日早晨，佐佐木率日伪军数千人又向鲁家峪进攻。
率十二团驻在这里的李运昌司令员，发现敌情立即向堡子山、大刁山和大庄部署兵力，还击敌人。战斗进行到中午，我军放弃了这两座山，撤出大庄，向北转移。这次又是巩玉然给部队带路，到了白草岭分区司令部，见到了李司令员和我很熟悉的王文龙科长。
王科长对巩玉然说：“大庄的房子原先就被敌人烧了大部，这次又被敌人点着了，北峪、东峪也被点着了火。你就跟我们走吧，还给你发一支德国造的‘金机满槽’。”随即，他就叫警卫员戴士仲把枪递给巩玉然。
正在此刻，日军军队从左边迂回上来，距他们仅百八十米，我警卫部队马上迎上前去顶住了敌人，并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巩玉然随着司令部经过一夜行军，转移到迁西县的三十二岭一带，巩玉然就是这样参加了八路军。
过了半个多月，王科长派巩玉然回鲁家峪送信，并在那里负责收集、传递情报。回村后，巩玉然才亲眼看到大庄上次没有被烧的几十间砖瓦房子，这次全部烧光了，新搭起的棚子、改的房子也全部被烧光了，还烧了东峪、北峪的部分房子，情景比上一次惨得多。
日军用毒瓦斯熏死李自荣等20多人，枪杀李自省等8人。这次大部分群众接受了上次被抓的教训，都安全地进山了。
1942年3月下旬，驻唐山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队长铃木启久下令玉田、朱官屯的日军野原松市大队长率领日伪军4000多人，对鲁家峪再次进行“扫荡”和“剔抉”搜索。从4月16日至5月2日，日伪军进驻鲁家峪的大庄和各峪达半月之久，杀害干部、伤员和群众360余人。除了西峪的阎王峪之外，其他各峪的房子全部被烧，共有1400多户的房屋化为灰烬。
在这次“扫荡”前,因马成金的叛变，日军知道了鲁家峪的一些秘密情况，如八路军的后方设施以及分布，村干部的情况，甚至地形如何、山洞在哪里,都被敌人掌握。
鲁家峪前街的武装班长高万盛是个麻子，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给他母亲戴孝,敌人都知道了。所以一进庄,敌人就抓麻子、抓戴孝的人。胳膊上的黑布可以摘掉,可是麻子怎么办呢?敌人在搜查时，从群众中抓了8名麻子。其中两名上年纪的人除外，6名青壮年经过半天的灌凉水、压杠子等严刑审讯，没有一人暴露高万盛和其他的秘密。最后，这6名同志在日军的屠刀下都光荣地牺牲了。其中，就有巩玉然的亲密战友高万盛。他被捕之后，始终装哑巴，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都没有使他屈服。一名日军把明晃晃的战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仍是沉着镇静，一句话也不说。他，第一个被杀了。但日军仍不知道他就是高万盛。其他5名同志也一直不肯暴露一点儿情况。被抓的还有刘井春，他是个大个子，性子又烈，敌人对他拷打的最重，问他谁是武装班长，他就是说“不知道”，最后，被日军用战刀活活砍死。
日伪军在鲁家峪驻剿半个月，村里的大部分人都钻到山沟、山洞里去了。敌人搭起帐篷住在各峪，大庄就成了日军野原松市大队长的总指挥部。巩玉然家院旁有一口土井，七八米深，井底旁边有一个洞，是藏地瓜用的，但敌人不知井内还有洞。敌人把各峪山洞里搜出的人，见其可疑的就带到巩玉然家院旁土井边上，严刑审问是不是八路和村干部，兵工厂、仓库在哪里？等等。如不回答，就大刀一砍，往井下一推。就这样，在这口井台上先后砍死李自胜、李友正等11人。这些人，没有暴露一点儿秘密，都壮烈地牺牲了。
其中有个名叫张俊金的报国队员，也被抓到这里，经严刑拷打后，他也不肯说出半点情况，敌人把他拉到井边，举起刀来要砍，他就狠命咬敌人的手指头。敌人一脚就把他踢下井去，又向井内开枪。但没有打中，他已钻到井内洞里去。敌人撤走后，他爬了上来，是井内12人中唯一幸存者。日本投降后，国际法庭在辽宁抚顺审判战犯时，邀请张俊金出席参加审判。他在审判战犯的大会上，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时在鲁家峪犯下的滔天罪行。
影壁山位于鲁家峪大庄正北6华里，属北峪管区。该山周围有挖火石的洞子几十个，能藏几百人。这种洞，高不过一米四五,宽不过十四五米,洞深有的几十米,有的几百米,有的年久倒塌，不能进人。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大多设在这里，工作人员和物资也大都藏在这里的石洞中。
4月28日,敌人开始搜查影壁山的石洞。因为敌人不敢进洞,就先用毒瓦斯向洞里熏。熏的时间长了，洞里的人坚持不了，就爬出洞外。敌人把出洞的人都抓到北峪张景森的大院内。院内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摆着各种刑具。
日军小队长佐佐木手持东洋刀，满脸杀气地坐在椅子上，对站在他身边的翻译“乌里哇啦”地讲了几句，翻译便对被抓的人说：“谁是八路军、村干部？说出兵工厂的地址，就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就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群沉默着，沉默得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是人群中真的没有八路军和村干部吗？不是，大庄武装班长李有凡就在其中。早有人告诉李有凡：“敌人在抓戴孝的。”他就把黑布孝箍摘掉，塞在洞的石缝里。同时，在被审讯的人当中，还有村干部品丰、刘怒、刘宝和等，任敌人百般引诱和拷打审问,谁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的，村干部？”佐佐木见大庄村干部刘宝和有些可疑，便把他从人群里拉出来审问。刘宝和沉着地说：“不是，我是教书的。”翻译就问群众：“他是不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不是！”敌人就毒打刘宝和，但也没有使他屈服，最后被日军用刺刀戳死了。
“谁是八路？”“兵工厂在哪里？”翻译在人群中又一把抓出共产党员、村青年报国队员李有章。
“不知道！”李有章怒视着翻译说。
佐佐木见李有章横眉冷对翻译，就凶狠地说：“把他押到后院，重刑的让他享受享受！”
李有章被两个日军押着向后院走，路过正房的过堂屋时，他见锅台上放着一把菜刀，就灵机一动，猛地抄起菜刀来，一刀砍下了一个日军的半拉脸，顺势又一刀砍伤了另一个日军的胳膊，最后他被日军杀害了。
佐佐木见无人供出他所需要的情况，气得发狂了，不论男女老少，拉出来就用严刑拷打。更有甚者，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的场合，将北峪两个怀孕的妇女强奸后，用刺刀剖腹剜出婴儿作乐。有4名十二三岁的少女被轮奸。在影壁山下有张德胜、
陈玉琨、张永林等39人被日军杀害。人们对这群丧尽天良的野兽恨得咬牙切齿，个个心里燃起冲天的怒火！
鲁家峪的南山口有座馒头山，山上有个大石洞，洞里隐蔽着军人、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其中，有冀东人民武装部第二区队长王文龙（原军分区二科科长）和丰润县的
轩静一同志。百军的队长杜边带领几百名日伪军,先从义王庄抓来了梁德鲁和庞水海两位老人，然后一起来到馒头山石头洞跟前，逼着两位老人去挖开洞口。老人不肯动手,伪军就用枪托打,他俩就怒骂伪军丧尽天良，当即被敌人打死在洞口。
敌人先在洞口看守了几天,并边看守边用毒瓦斯往洞内熏,认为洞内食品和水都完了的时候,群众便会出来。谁知,洞里的人们饿死和被熏得受不了也不肯出来。敌人再次向洞内施放毒瓦斯,王文龙和轩静一、李云等12名党政军干部以及群众190多人，宁死不当俘虏，最后壮烈牺牲在洞内。
敌人见没有人肯出洞，就用更大量的毒瓦斯往洞里熏。不久，真有一股人群从洞里走出来，敌人正沾沾自喜、自我欣赏他们的这一套果然灵验的时候，不料走出洞口的人群中，竟冲出一名我区小队长德山，他趁人多混乱之机，“啪！啪！”两枪，打倒面前的两个日军，之后像猛虎一样冲出敌群，飞快地向山下跑去，出洞的群众也跑散了。发蒙的敌人再向他开枪时，他已脱离了虎口。
狐仙洞的“七天七夜”。
狐仙洞（现改名为“烈士洞”）， 位于东峪鸡冠山的西侧，是一个自然石洞。这个洞，洞口有六七米高，宽约2米。进洞10多米处是一个大洞，高10多米，像一个大
,可容纳数百人，再向里走是一段一人多宽的石缝，还有一个像大厅一样的洞，再往里仍是一段石缝，过后又是一个大洞。再往里,就不清楚了。据说，有人带着蜡烛点着往里走还没有走到头。
在1942年4月的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有些伤病员、地方工人员、本村和外村的几百人钻进了狐仙洞。但由于叛徒马成金的告,敌人知道了此洞里有人，驻大庄的日军总指挥野原松市大队长令东峪日军小队长安本带领一个小队的兵力搭起帐篷守在该洞口。
“这个洞子，人的有？”安本指着洞口问马成金。“有，有，人的一定有···”马成金低三下四地回答。安本便命4个伪军将洞口扒开，把石头搬掉，然后对马成金说：“你的进去看。”
“啊！我··”马成金顿时吓得面黄如土，险些瘫倒在地。
“你的怕？”安本两眼圆瞪，用枪对着马成金。
“不，不，不怕···我去···”马成金边走边哆嗦，刚进洞口，守卫在洞口的分区司令部的叶奎同志打了一枪，可惜打偏了，这狗汉奸尖叫了一声，捂着受了伤的左胳膊逃出了洞口。
安本知道洞内确实有人，便让他身边的特务向洞内喊话：“出来出来！不出来就把你们熏死在洞里，炸死在洞里...过了一会儿日军见没有人出来，就下令往洞里放毒瓦斯，一股辛辣的毒气钻入洞内，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叫声，令人心碎。叶奎和梁志民赶快组织人用毛巾浸湿后捂在嘴上防毒。
“你的，快说实话，洞里有多少人？多少八路？”在安本指挥下连续向洞里熏了好几天毒瓦斯，仍不见效果，便把气都出在从洞里爬出来的六旬老人李现的母亲身上。
“不知道！”李母坚定地回答。
“啪！啪！”安本给李母两个重重的耳光。李母晃了两晃，险些栽倒在地，但又倔强地站住了，继续说：“不知道，打死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自己应该宁肯被熏死也不该出来送死！”
安本指挥特务又向李母一阵毒打，打得她嘴里淌出了鲜血。李母镇静了下来，见面前打她的是狗特务，便“呸”了一口，鲜血喷到特务的脸上。她骂道：“你还是中国人吗？为啥帮日本鬼子杀中国人？你闻闻自己身上还有没有中国人味？”日军、特务们更加恼羞成怒，便把木棒像雨点似的打在李母身上，李母还是大骂不止。安本一见从李母身上捞不到半点东西，便抽出洋刀刺死了这位善良无辜的老人。
敌人看守洞口整整七天七夜，向洞内施放毒气10多次，到第7天下午，日军见洞内仍没有动静，便逼赶着特务在前领路，进入洞内。因洞里活着的人，有的钻到洞的深处，有的隐蔽到石缝里、黑
暗旮旯处，并作了伪装，所以敌人只搜查到20多具尸体和两支被破坏的枪支，便认为洞内的人全被熏死了，就撤出洞来，随后用炸药炸毁了洞口，天黑前，撤回到东峪。
敌人走后，抗日政府及时派人把洞口扒开，抢救出几十名伤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为纪念这次惨案中牺牲的同志和群众，当地人民政府把狐仙洞改名为烈士洞。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是无法用笔来写的。鲁家峪村，在几年之内前后多次惨遭日军围剿，日寇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共杀害我抗日军政民人员800多人，烧毁房子4000多间。
巩玉然的家是千百万受害者之一，他的母亲就是被日本鬼子用毒瓦斯活活熏死在山洞里的，三哥巩鹏飞是被日军打死的，巩玉然身上7次负伤致残。在鲁家峪，像这样遭受日军杀害的何止他一家？可以说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史，人人都有一颗复仇的心。日军妄图以“三光”政策摧毁这个抗日根据地，但鲁家峪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掩埋了英烈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满怀复仇的烈火，又走上了抗日的战场，继续勇敢杀敌，最终取得了抗日斗争的胜利。正如伟人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1955年，巩玉然被授予上校军衔，于2003年在青岛去世，享年85岁。谨以此文致敬冀东抗日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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