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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资本是贪婪的,马克思说:“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这个描述至少不适用于中国,尤其不适用于中国的民营资本家。不信问问那些曾经的商界大佬,中国明明有钱赚,为什么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德国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概念人格化,而科学的基本范畴永远是抽象的。不能做人格化的处理,那等于把类概念对立了起来,成了自己的左手与右手的互搏。比如,左与右是对立的,这是类概念的,抽象的逻辑对立,但不能把左与右的对立的人格化,正如你有左脚也有右脚,它们对立吗?你不能用自己的左脚去踢自己的右脚吧?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恩格斯是资本家,在曼彻斯特的有三家工厂,这不妨碍他与纺织女士白恩士结婚了,更不妨碍与撰稿为生的马克思成为终身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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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资本与劳动的类概念人格化,并去激化企业与员工的对立?

对民营而言,现在更大的问题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求生;在一个需求不足的周期中,企业拼的是极限生存的能力;优秀的企业总是凤毛麟角,我周围的老板们,差不多都在做缩表,很多企业实际上早已经成了僵尸企业。网友会说,既然说的这么可怜,别干了呀?这就外了,一旦你上了创业这条船,不折腾到倾家荡产,是退不下来的;注册容易注销难,这些弯弯绕的东西没干过企业的哪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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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被动坚守?

因为你还有大量的应收款,有地方拖欠的,也有国企拖欠的,头部企业拖欠的,而屁股后面又有一大群债权人,是包工头、供应商、农民工;你憧憬着如期收回应收款,支付完应付款,即便不能打平,最终资不抵债,那也要最大限度地做一个交待,换取一个平静的趴在地板上反复摩擦的后半生。

可见,在一个需求的周期中,竞争有多残酷。

5年前,吴小平提出了民营经济的离场论,这很可能只是述说了一个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的确有很多民营因这样或那么样的原因真的离场了。当年那些大佬成了闲云野鹤,马云先是在日本买了处房子,其妻张瑛又在新加坡那个十分自由的国度里买了一组店面,不到三个亿,这对马云来说算不上什么投资动作,多半是做个大佬们聚会的集散地。他已经不再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也不再有“私人资本无序扩张”之嫌,成了逍遥派,成了中国经济的旁观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真正赚大钱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从2016年后开始走下坡路,赚钱效益越来越低,很多企业实际上成了“寻租经济”的对象,短短的六、七年,把十几年,几十年的积聚消耗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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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感叹说,现在的民企太卷了。

哪里是太卷了,卷也要有资格好吧。好一点的企业,在变卖厂房,移民新加坡。真正难的是那些不能断臂求生的企业,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创业者负债累累,是没有退路的,在中国注销一个企业,要比注册一个企业难一百倍。

不是他们不想离场,真正难的是还离不了场,不得不在极不友好的舆论和营商环境中挣扎,做被动的坚守。

这才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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