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随着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中国其实有四次改变传统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
传统中国认识世界的道路是曲折和充满挫折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认识“天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第二,所谓周边,在古人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这些五方之民(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第三,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周边的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固定模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汉族中国人心里。
这种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都没有改变这种想象世界的方法。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有的。
两千多年来,随着传统中国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四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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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次机会:
通西域与佛教传入
第一次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公元1-7世纪,契机是中国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
在中古时期,中国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
●第一是汉族中国人活动范围的拓宽。张骞、班超通西域,以及西部、北部各种非汉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巨大冲击。外来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蓊郁的知识,而本土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理,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特别是4-6世纪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
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周边。甚至在佛教徒看来,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国文明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即释迦牟尼。
这种观念给汉族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文化冲击。南朝时期,曾有佛教徒和儒家进行辩论:在传统中国人认知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而佛教徒编的一本书《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显示了佛教徒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即中国,一个叫西域,即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
这三幅地图的并列,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遗憾的是,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佛教的知识逐渐边缘化,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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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
▍第二次机会:
宋代“华夏中心主义”的破除
第二次机会在宋代。与汉唐“天下帝国”不同,宋和唐相比,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宋朝北部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东部有高丽,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缩小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中的一国,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而正是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些新的世界认识:
●第一,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宋朝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
●第二,改变了过去“华夏中心”的观念。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之前只和中国对应),也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
●第三,敌国压迫之下,渐渐改变了对“四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与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和海外的文献。
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逐渐消失了。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退回到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认知里面。
▍第三次机会:
蒙元世界帝国
第三次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新视野。
蒙元征服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一统地图,这是当时一个叫扎马鲁丁的回回学者(波斯人)向忽必烈上书提议的。这里的“一统”既包括汉族中国,也包括蒙古征服的欧亚各地。
扎马鲁丁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且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海洋,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还有一幅由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是仿照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地图画的。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罗马、巴黎、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四夷为蛮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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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于1402年
▍第四次机会:
欧洲传教士来华
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晚明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知识。
明朝中后期,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是根据一幅欧洲世界地图画的。这幅世界地图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它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地图对中国人冲击巨大,它让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
●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中国也并不在世界中央。
●第三,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有多种文明,且各个文明都非常发达。
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给中国带来一个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
因此,中国真正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由于坚船利炮的侵入(外因),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才出现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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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万国全图》
▍错失四次机会的启示
当下的我们,能从这四次曲折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顽固的。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同时,尽管有这么多次新知识传来,但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知识史与思想史不一定同步,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
●第二,受中国近代国际环境关联,这种观念转变总显得那么被动,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太过早熟与系统,因此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中国人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颠覆。
●第三,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如果没有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现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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