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段南朝齐的小事，也就是当时的西陵戍主杜元懿提出要提高牛埭税的建议，这个建议在朝堂上引发了争论。

这个事情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我们细品一下这个事情，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暴露的问题一点都不小，而且很有普遍意义，甚至对于现在的社会治理依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种借鉴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关于提高牛埭税建议引发的南朝齐内部的争议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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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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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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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在读这段文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几个背景知识：

一个是公元488年的时候，南齐整体上粮食丰收，所以粮食价格低廉，南齐的萧赜接受了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珪的建议，用国库存钱来收购粮食进行存储，以稳定粮价。

二是南齐也发生了区域性的粮食减产，其中吴兴粮食减产，但会稽则是粮食丰收，所以发生了区域性的不平衡。

三是正是因为区域性的不平衡，所以出现了吴兴的百姓逃难到其它地区，而商贾因为两地粮价有利可图，所以商贾多了一倍。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陵戍主杜元懿站出来建议浦阳南北两个渡口、柳浦四个堤坝交给他管理，可以多上缴国家税收四百多万钱。

这里面我们还要清楚一个背景就是牛埭税。那么什么是牛埭税呢？也就是过去都是走内河航运。而在西陵这个地方，由于修建了堤坝，船只过堤坝就需要用牛来牵引船只，所以过去就对需要使用牛牵引的船只收牛的使用费，后来逐步就演化成为了一种税，也就是只要从这里走，都要收钱。

因为这一年吴兴和会稽等地的交易频繁，运输都走内河航运，所以通过堤坝的船只大幅度增加。这时西陵戍主杜元懿看到了这一点，觉得有利可图，所以跟朝廷建议自己来承包这块业务，保证给朝廷多收上四百多万钱的税。

从很多人的视角来看，似乎能多给国家收税，不是好事吗？但为什么杜元懿这个建议在朝堂内部又引发了争论呢？

当时的会稽行事顾宪之就非常反对这种加码税收的行为，认为当时吴兴等地已经遭受灾难，老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已经开仓赈济，按道理很多税收都应该面向灾区减免，来帮助灾区渡过难关。但是杜元懿这些人看到内河运输量变大，就想着办法想要多收钱，实际上就是向已经遭受灾害的百姓再次盘剥。而且这种贪图小利的行为对于老百姓是非常不利的。本来以前还有地方可以通过陆路或者其他方式运输，当当地的官员都认为收税是增收手段后，就把其它的运输方式都给断掉了，只保留了航运这种方式，这实际上就属于一种强迫征收了。本来设立牛埭就是为了方便百姓过堤坝的，结果反而成为了压在百姓头上的负担，这就跟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

而且杜元懿只盯着这个利润指标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如果达不成他承诺的指标，那么他就会采取各种盘剥的方式，搜刮压榨百姓以完成其业绩，这样搞就会搞得民怨沸腾，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国家就是严重的威胁。

南齐武帝萧赜听到顾宪之的解释，也认可了他所说的风险，所以就没有同意西陵戍主杜元懿的建议。

这件事情虽然在当时是一件小事，但是其警示意义还是很大的。

有的时候国家的目标和利益和下面部门的目标和利益并不一致。比如国家虽然会要求税收的增长，因为只有税收增长才有财力保障政府部门的运转和救济赈灾军事支出等。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事情还是要稳定，就是不能因为多收百姓的钱造成百姓民不聊生，最终自己的政权遭遇到执政危机。所以孰轻孰重在国家层面是有考量的。而有时采取免税的措施反而是激发生产积极性，促进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流通，只要商品生产总量上去了，虽然个体的税少了，但国家总体的税收依然会增多，我们看到北魏当时搞均田制实际上就是这个思路。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的时候要看整体大盘子，而不能仅算小账。

但是国家的税收指标总是要下到部门的，对于部门而言，完成指标变得更为重要，而这些部门不会去考虑为了完成这个指标会不会造成整体经济活力的阻碍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这就是管理的矛盾和冲突，也是管理的复杂性。其实国家如此，一个企业内部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很多企业引入所谓西方管理，搞全面考核，做各种考核指标，最终有些企业就被考核死了，其实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为了完成所谓考核指标，下面部门部门对立严重，大家拼命内耗，对外涸泽而渔，对于一个企业不是好事。企业的发展要讲长远利益，不能太短视，短视的结果就是企业可能失去未来。

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有些部门不能完全私有化，不能完全的采用利润考核指标作为指挥棒道理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通信，邮政等等，如果完全由私人部门把控，就会出现如美国等有些国家类似的越发达地区投入越大，不发达地区不投入，完全以收入为导向。造成国内本来需要帮助和扶持的地区就会越来越落后。而这些国计民生的部门掌控在私人手中，就会逐步行垄断之实，为了自己的利益导致价格居高不下，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更重要的就是会严重的阻碍上下游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整体社会生产率的降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其实有很大原因也是这样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如果基础设施不完善，让企业投入，那成本就太高了。

而反观我们显然是吸取了类似的教训，我们的电信，电力，水务等国计民生部门大部分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而国家对于这些企业的指标并不完全是利润考核，还有很重要的促进当地整体经济的社会效益考核，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的最偏远的地方，老百姓都能用上电，能收到信件甚至快递，能吃上干净的水，甚至手机有信号，要知道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如果完全按小部门核算，这么大的投入显然是很难收回投资的。所以这些企业其实是完全的投入行为，没有因为考核利润而不去建设的情况。

但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不完全考核利润，虽然很多国企账面上的利润数字很难看，债务负担比较重，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运维的投入才有了中国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再偏远的地方都有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给一些外来投资者一个很好的环境，他们不需要自己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只要建好工厂就可以生产，大大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成本。而也正因为中国电信等的大范围普及，也才有了跨入互联网时代后中国电商等的爆发，所以当年有些互联网公司讲自己如何站上了互联网风口，自己如何牛，但是他们应该问一问自己良心，如果没有国家如此大规模不计成本的投入，根本不会有中国互联网的大爆发和所谓风口。

所以做小企业考虑利润，但做大企业，甚至管理一个国家，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长远的投入，才有可能厚积而薄发，最终才能让所有百姓赢得实惠。

所以一个小部门的利润考核有的时候放到大局里面反而变得不重要，对于一个企业或者国家而言，要着眼于整体的得失而不是小部门的得失这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读懂为什么南齐没有批准西陵戍主杜元懿去承包这个税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