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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辽东（24）：兵变
袁崇焕还没有到辽东，八月二十五日就传来了宁远兵变的消息。
兵变对于明朝来讲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兵变此起彼伏，嘉靖年间大同镇的兵变连杀数名总兵，万历年间宁夏兵变历时长达七个月，朝廷花费200万两白银才平定叛乱。
发生兵变的原因，无非是前线将士的诉求未到满足，或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拖欠饷银。此次宁远兵变也不例外，由于崇祯年间朝廷的财政吃紧，各地欠饷情况十分严重，辽东军累计欠饷银达四个月之久。
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而加派新饷出之民者，每岁四百八十五万有奇，通五年约费二千余万，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之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 《明熹宗实录》卷 36.天启三年七月辛卯
对于欠饷，辽东巡抚毕自肃也是心急如焚，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能够做的也就是不断向朝廷催促粮饷。崇祯元年（1628 年）五月十五日的，毕自肃上疏：
再乞天语叮咛，令该部即加酌议，如马匹应归何部，器械应归何部，犒赏应归何部，如臣初请著为定例，速行查发。更谕户部，将三四五月饷银立为那凑。 毕自肃.辽东疏稿[M].卷 2.战守未敢轻议备豫当求实着疏.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抄本.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7：25-26
对于迟迟未到的粮饷，毕自肃只能自称“无能”：
兵士宵唬露处，雨立泥居，不待言矣。而关外诸物踊贵，非有故业可席，非有土蓄可藉，月饷所得二不当一之用，又缺至三月余，揭债滋息，鹑衣并食，凡百困穷，固难尽数。或役版筑，或在操练，臣又不能以时犒赐，为一日酒肉之费，日在救死不赡之中，安有余力？ 毕自肃.辽东疏稿[M].卷 3.微臣奉职无能闻谕增惕疏.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抄本.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43
而兵变其实早就有苗头。辽东缺饷还有一个原因是本该拨付给辽东的饷银被发放给了宣大。原来此时，察哈尔部的插汗入犯大同、延绥，军情紧急之下，户部侍郎王家桢将本该给辽东的军饷拨付给了宣大前线。军士们听到这个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至官署讨要说法。
每一启门而索月饷者，索马乾者，索盐菜者，蜂拥而入，瞑目而呼，悍悖狰狞之状，职实不堪。然犹意旦暮饷到，脱巾之祸可免。近得领饷委官之信，俱云外解到京，封贮以待宣大之急。诸军一闻此语，不胜惊惶，以为朝堂之上急宣大而缓关宁，无复支给之望。群情汹汹，势在必逞，攘臂一呼，恐不止如蓟门之结队矣。 毕自肃.辽东疏稿[M].卷 4.边饷久绝敌信告急疏.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抄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52
七月二十五日黎明时候，兵变最终发生，乱兵手持刀刃，一齐呐喊，拿住了毕自肃、总镇朱梅、理刑推官苏涵淳、官粮州同张世荣、都司王家楫等宁远城中的主要官员，将他们捆绑之后押往鼓楼，拳脚相加，逼要四五六七四个月饷银。乱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是官员们贪污了粮饷，所以又进入官署之中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方知确实没有粮饷发到。
兵备副使郭广刚到任，乱兵们认为他不可能参与贪污，所以没有为难于他。郭广搜尽库藏，并向城中大户借钱，共得银钱五万余两，但这点钱尚不够两个月的饷银。乱军仍不肯退去，情急之下，郭广又复刻了一些银票，盖上官印交给乱兵，让各市场的商贩同意接受银票易银、易米，并承诺朝廷的饷银一到，便照数抵还。
如此，乱兵方才解散归伍，宁远兵变暂时结束。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当时各边镇欠饷是一个常态，有的边镇甚至欠饷银高达三年之久，为何辽东欠饷四个月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兵变呢？原来，到辽东作战的有很多客兵，也就是从各地来到援辽军士，他们御敌则不足，鼓噪则有余，往往领头发难，而此次领头的正是川湖两地的军士。
毕自肃在这场兵变中受尽侮辱，又自觉未能尽到职责，选择了自杀。
袁崇焕到宁远之时，兵变已经结束，但袁崇焕很显然不会让此事就此结束。他找来郭广，找出首恶杨正朝、张思顺两人，然后由两人指认出兵变中领头人员，并将这些人员枭首。此外，兵变发生之时，军中几名将领早就知晓此事，却未采取行动，袁崇焕一一处理。而兵变之时，祖大乐一营未乱，所以给予了奖励。经过袁崇焕如此一番操作，宁远兵变才算正式结束。
但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要朝廷及时发放饷银，所以袁崇焕立即给朝廷上疏请求发放欠饷。
崇祯收到袁崇焕的上疏后，十分重视，于十月初二，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一上来，皇帝就让翰林院的官员大声宣读袁崇焕请饷的奏疏。读完后，皇帝让大臣们发表意见。
内阁辅臣李标说：“宁远前线缺饷，袁崇焕所请，确实十分危急，请求皇上允许发饷。”李标这句话等于啥都没说，因为谁都知道要发饷。
皇帝说：“内帑空虚，户部有各地新收来的银两，为何不发？”
皇帝将矛头指向了户部，刚上任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回答道：“每年新收的银两不满400万两，每月仅30万两上下。现在要补近百万的欠饷，实在办不到啊！前面已经发了73万两，这用得也太快了吧，前面一个月欠饷还没有付清，后一个月的又来了。我们刚刚把七月的八万两发出去了，现在还欠八九两个月，但十月的又来了，所以总共还拖欠着三个月的饷银。”
皇帝问：“关内和关外，每月要花费多少饷银？”
毕自严答：“关内花费8万两，关外花费14.5万两，合计22.5万两。”
皇帝又问：“关内外都有多少兵？“
这个问题属于兵部，兵部尚书王在晋站出来答道：“关内4万兵，关外8万兵，共12万。”
皇帝问：“袁崇焕之前说要淘汰一些冗兵，可以减饷，那为何饷银还需要那么多？”
兵部尚书王在晋答：“淘汰兵员，是从今年才开始执行，要明年才能真正见到效果。”
皇帝一看情况比较棘手，就向其他部门询问，看能不能弄点钱出来，就问：“刑部缴获有赃银？”
刑部尚书乔允升没想到皇帝还惦记刑部那点银子，慌忙中赶紧回答：“有收到张凌云赃银4万两，其余零星的有4万两，共计有8万两。”
一旁的刑部侍郎丁启睿赶紧上前补充说：“我们实际收到的赃银5万两，剩下的一些实际都还没有到账。”
皇帝一看，不行，还得找户部，问：“户部现在有多少现银？”
毕自严硬着头皮回答：“库内现存只有11000两。”
这个数字让皇帝大吃一惊：“为何只有这么一点？”
毕自严答：“各地送来的银两都是随到随发，所以只有那么多。今广东来的6万两快到了，库银尚有2.6万两，我准备凑齐10万两一起发给辽东。关门内外一月需要24.5万两，两个月就是49万两，还希望皇上从内帑中拿出40万两来凑够这笔钱。“
皇帝一看，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最终问题却全部推到了自己身上，所以很不高兴地说：“朕在宫中极力节省，内费尚且不足，今金花银尚未到，哪有那么多钱？”
辅臣刘鸿训一看，赶紧打圆场，说：“臣等一起商议过，如果有30万两也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哪里会松口，说：“内帑早已空虚，30万两谈何容易！”
辅臣周道登站出来说：“现在边兵思变，而户部匮乏，只能希望皇上慷慨一些，用内帑以救危疆。”
臣下们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就是要崇祯拿钱。
辅臣钱龙锡说：“皇上此时发帑币，欠饷士兵听了，必定欢欣鼓舞。”
但兵部尚书王在晋在旁边说起了风凉话：“臣昔日当督师的时候，军士如家人父子一般，没想到现在的情况竟恶化到此！”
皇帝也愤愤地说：“带兵者如果真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怀其德，哪会有哗变之事！”
又接着说：“内帑外库都是万民脂膏，是用来以保封疆安社稷的，若发下去真的有用，朕岂会吝啬？”
群臣连连说：“袁崇焕是忠肝义胆之人，其在边疆，将妻子和孩子都带在身边，素有清廉的威名，肯定不会冒领和滥用而辜负了陛下的恩典。”
毕自严也赶紧表态：“陛下是为了社稷着想，发此帑金，我们这些大臣哪敢不体谅陛下的圣意呢？等各地银两送到来，户部就一一偿还。”
毕自严为了让崇祯拿钱，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户部以后偿还崇祯拿出的钱，这谁都知道不可能。毕自严作为大明朝的财政专家，也不得不拿话来诓骗崇祯。
礼部侍郎周延儒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这位未来将两次担任大明首辅的官员这时站了出来。按理说，这次大会谈论的钱，跟他礼部的关系不大，况且礼部尚书都还没说话，他就开口，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但他看出了崇祯被孤立，这对他来讲是个难得的机会，他要在这个时候支持皇帝，以增加皇帝对自己的好感。
周延儒说：“国家最急的当然是关门，但昔日只防外虏，如今还要防着兵变。宁远哗变了，就发饷给他们。如果各边镇都效仿宁远，以哗变来逼饷银，那何时是个头？”皇帝一听，还有一个人支持自己，就追问他有何建议。
周延儒答：“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帑币，此时情况危急，紧急情况下先治其标，可以把帑币发给他们。但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今后还望皇上让廷臣们从长计议，筹措一长久之计。”
皇帝很欣赏周延儒的说法，说：“你的说法很有道理，一旦有事就请发帑币，各边都如此，这内帑又不是不会干涸的泉水，如何能全部保障？”周延儒的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还是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之道。
从御前会议的君臣对话，就可以看大明的财政确实非常困难，户部存银仅有11000两，不得不苦苦恳请崇祯动用宫中内帑来应急。最终，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迫于无奈的崇祯从内帑中拿出了20万两，也就是群臣所请数量的一半，发往辽东。
过后，朝廷又多方凑集些银两：御前供奉银10万两、刑部赃罚银52800两，户部10万两，发往辽东充饷。
到了崇祯二年三月，崇祯元年的欠饷终于支付完毕。
坊间有一句话说：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那满饷之后的明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那还得用皇太极的后金铁骑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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