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主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Ⅳ（2018—2023）》|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Ⅳ（2018—2023）|学术|宁稼雨|文学研究|综述|著作|论文

内容简介

该书是对2018—2023年间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步入正轨阶段的系统总结。内容上，主要从学术背景、课堂教学、学位论文、理论建设四个角度入手，将有关该理论的代表论文著作（含节选）或教学实践成果等收录其中，并以编者的总论和专题报告统摄全书、总结各部分的整体情况。该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目录

学术背景

专题报告

回顾成绩，省思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第四时段总结报告（2018—2023）

相关著作选录

总结成绩，展望未来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第一辑）序

“中体西用”

——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

后记

总论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中国叙事文化学第四时段（2018—2023）

宁稼雨

到2017年，经历近二十五年打磨历练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并且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到了比较圆满的程度。

但从前三个时段遗留的问题和多年来对实践的掌控与把握中，我们还是能够意识到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于是，从2018年至2023年，中国叙事文化学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一、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生态环境分析

生态环境是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们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科研生态环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生态环境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部分，虽然客观条件无法改变，但如何充分利用使其尽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却是主观努力的作用所在。

为此，我们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叙事文化学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情况，通过能动地调整和补充相关策略步骤，尽量优化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生态环境，为中国叙事文化学走向更高水平做出了积极准备。

（一）人才培养教学环境的可喜变化

第四时段在人才培养与教学环境方面有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是，我从2019年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2017年底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按南开大学的人事制度，因年龄原因停止招生的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可以恢复招生。这样，我中断两年的研究生招生得以恢复，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能够继续开展。

其二是，从2020年开始，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这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与此同时，我本人的研究生招生也产生了连锁效应。因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有“导师教学组统筹合作制”（即同一导师教学组学生共享选课），所以与我指导的研究生一同听课的，还有同一导师教学组内其他导师的学生。因此人才培养的辐射效应也同时得以恢复。

这些可喜变化与以往其他业已形成的各种有利因素（教学对象、教学内容等）相结合，使中国叙事文化学人才培养及教学工作能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同时为人才培养和教学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成果展示园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强化

以《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为主体和代表的成果展示园地，是多年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稳步前进的重要推手。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从第四时段起，我们又继续开辟了新的成果展示园地。其中有两项力度很大的举措：一是在核心期刊开办新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栏目，二是编纂出版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论文集。

新开办的栏目均为一次性栏目，分布在两家刊物，稿件内容各有侧重。一家是《南开学报》，共收录三篇文章，基本是从宏观层面，从整体上总结、分析和评价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价值、特色和局限；另一家是《文学与文化》，也收录三篇文章，主要从理论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围绕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文献覆盖范围和采用策略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两组文章，从更高层面推动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将之引向了更加精深的层次。

为纪念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六周年，《天中学刊》原主编朱占青和副主编刘小兵经过不懈努力，筹措经费，编纂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该文丛于 202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前五年刊载的全部文章，共百余篇。该文丛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的集中展示，也是西方主题学研究中国化的一次成功的成果展示。

二、继续拓展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2019年，我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次年起，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这两个变化不仅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人才培养工作继续提供了培养对象，而且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课堂教学和相关研究实践提供了更加充裕的时间，为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质量提供了保证。

（一）继续更新课堂教学内容

继第二、第三时段先后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更新之后，第四时段也做出较大规模的调整。

具体做法是在2016年版教案的第二章“叙事文化学的对象”和第三章“个案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方法”之间，增加一章“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的覆盖范围及其文化属性”。

增加这一章的主要意图是强化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搜集的重视，并对其属性进行深入挖掘，从固化的文献材料本身去挖掘其文化属性，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化学研究奠定基础。

其主要亮点之一是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献材料类别的梳理划分。

此前的教案和文章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文献搜集提出了“不设门槛”的宏观目标，其目的是突破前贤在研究戏曲小说同源关系时对文献材料的关注基本仅限于戏曲小说文献这一局限，将研究对象的文献范围从戏曲小说扩大到无限广泛。但尚未对这无限广泛的文献做出明确清晰的分类和文化属性定位。

这次增加的一章则集中解决了这个问题。首次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要文献分为“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三个部分，从而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对象文献材料做出了清晰明确的类别划分。

亮点之二是依据我本人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将“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的文化属性分别定位为“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从而为后续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的文化分析做出初步的文化属性评价提供参照。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献搜集工作的一大进步。

在教学课件方面，在2016年教学课件的基础上，2020年教学课件新增补了一章内容，并对课件重新做了修订和排版，包括：更换课件模板，调整课件的字号、行距、版式，调整修订全部文字内容等。更新后的课件不但更加醒目，而且内容也更加完备。

（二）继续加强网络等渠道的教学互动交流

利用网络等渠道进行教学互动交流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教学的传统。到第四时段，这一传统方式又进一步得到强化。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把通过网络园地进行作业提交和课程互动作为制度加以固定，所有相关作业均在网站论坛进行提交、共享和评阅；又建立了课程学员微信群，用以进行日常教学和相关信息的沟通交流。

通过这些形式，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能够进行顺畅交流，保证了教学任务的正常完成，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

三、学位论文写作更臻完备充赡

第三时段后期我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停止了两年，使得该时段南开大学校内的学位论文数量减少，但校外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方面的不利影响。该时段学位论文大致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作者队伍更加壮大

尽管南开大学本校的学位论文写作队伍有所缩小，但在校外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进行论文写作者却有增无减。

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8—2023年，相关的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有七篇，而校外硕士学位论文竟然有来自七所学校的九篇。这充分说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正在逐年提升，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能够被广泛应用的局面，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二）选题状况呈现优劣互见、两极分化

随着校外作者队伍的扩大和学位论文的增多，论文选题形成规模，校内外选题的比较就具有了操作空间。南开大学本校研究生与校外作者在基本理论和操作程序方面所受训练不同，因而二者在选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给中国叙事文化学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些警示。

从选题层级看，这一时段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全部为个案故事类型研究，体现了对中国叙事文化学基本研究模式的恪守。

按照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定义，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应该涵盖该故事自始至终的全部文献材料和文化属性指向。但校外作者由于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对该宗旨不甚清楚，于是在选题层级的把握上出现了某些模糊指向。

如《中国人鱼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意蕴》（广西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一文，有两处与中国叙事文化学主张的个案故事研究规则不相吻合。

其一，“中国人鱼故事”这个题目并非具体的个案故事类型（因为“中国人鱼故事”系由若干具体的个案人鱼故事组成的二级题目）；其二，“女性角色”只是人鱼故事中的一种角色，而不是全部角色。如果跳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范围，这样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但从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本色看，该选题则显得不够纯正。

从选题的规模看，即使同样都是个案故事，也有规模大小和学位论文实际体量的差异。一般来说，博士学位论文比较适宜规模较大的个案选题，如刘邦故事、伍子胥故事（南开大学 2018—2021 年博士论文）。如果用这两个选题写硕士学位论文，就会难以充分完成。

如《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流变》（渤海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该故事虽然属于个案故事，但其涉及的文献材料极其丰厚，主题演变十分复杂，硕士学位论文显然难以穷尽和驾驭。所以按照硕士论文的一般体量规模，比较适合像孙膑故事、豫让故事、韩愈故事、韩信故事、郭子仪故事（南开大学 2018—2021 年硕士论文）这样的选题规模。

（三）论文写作模式的两种状况

从论文框架来看，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一般包括文献综述和文化分析两个部分。经过此前三个时段的摸索实践，到本时段，南开大学校内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采用“文献综述+横向文化分析+文献附录”的形式，硕士学位论文也基本相同，只是“文献附录”一项或有或无。相比之下，校外学位论文则一般缺少对于该故事类型文献方面的专门的挖掘、梳理和描述。这反映出校外同类学位论文对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文献搜集“竭泽而渔”“集千万本”的理念原则尚不够明确。

从论文文化分析来看，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南开大学本校的学位论文基本形成比较固定的文化分析模式，即将全文分为几个文化分析侧面，每个文化分析侧面中按时间顺序纵向进行陈述分析。

但校外同类学位论文则相对比较随意，一般采用按时代顺序进行综合分析的方式，很少对一个个案故事类型进行多方位的文化内涵分析。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是否受过专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与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高低有比较明显的关联。这说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质量要取得更大、更普遍的提升，对写作者进行相关知识和能力培训已经是当务之急。

四、提高认识，总结成绩，扩大影响

第四时段尽管不长，但好似瓜熟蒂落，此前近三十年的积累和孕育到了收获季节，一派丰收景象。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因素就是我们把总结成绩、汇总成果、扩大影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调整增补专栏文章类型

《天中学刊》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一直主要由两类文章组成，一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二是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这两部分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对于构建和夯实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成果的实体大厦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加强理论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内在关联，把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研究落到实处，总结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学术成就，预示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发展方向，从 2018 年起，《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增补了一种文章类型，即从理论分析角度就某个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做总结和展望。这类文章的作者基本为我本人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文章内容大致为其所作博士学位论文绪论的学术前沿动态综述部分。博士学位论文有较高的原创性要求，而保证原创性的基础就是对既往研究进行全面的信息把握和高屋建瓴的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研究对象做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因此这类文章不仅对所属个案故事类型的研究具有深刻全面的指导意义，而且也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整体的研究思想和理论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照。

（二）汇编专栏论文集

《天中学刊》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起步于第三时段，从蹒跚起步到稳步成长，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积累了重要的系列学术成果。

为总结经验，《天中学刊》决定以编纂论文集的形式集中展示这些成果。第一辑共三册，名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书中收录了专栏前五年所刊发的全部文章，共一百余篇。这套文丛的出版，不但展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扩大了其影响，而且也为学界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进行实践提供了众多具体的参照样本。

（三）深入进行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专题探讨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方法都离不开理论层面的支撑，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持续发展、走向深入。从学理角度不断思考、深入探索，一直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不曾放弃的追求。为进一步践行这一初衷，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和合理，我们在第四时段更加注意探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体系。

一方面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评估其学术价值与发展潜力。

本时段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角度探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体系逻辑和得失。

洪树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天中学刊》2019年第4期）全面总结梳理了中国叙事文化学在各个方面的进展和成绩；

王齐洲《“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南开学报》2020年第3期）一文在充分肯定中国叙事文化学在辨析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西体中用”格局造成某些与中国本土叙事文学现状不甚吻合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用故事类型研究补充或取代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仍存在某些瑕疵，其实根源在于其体系框架的圆融性还不够，其理论建设还有可以完善的余地；

连心达《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精神》（《南开学报》2020年第3期）则从中西方学术精神对比的角度，分析并肯定了中国叙事文化学勇于走出西方学术体系的堡垒，探索中国学术精神的可贵；

宁稼雨《学术史视域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得与失》（《南开学报》2020年第3期）则走进中国叙事文化学内部，以学术史的眼光，总结梳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理论框架到各个操作程序的条理，如个案故事类型的入门条件、题材分类和类型比重问题、个案故事类型学位论文的结构框架，等等，既总结其成绩优势，又提出可能的发展目标。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最初十年回顾与总结》（《天中学刊》2020年第5期）则从历史角度，总结回顾中国叙事文化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

另一方面是就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概念、内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宁稼雨《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的覆盖范围与文化属性》（《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2期）集中探讨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文献搜集问题。文献基础全面扎实、在文献材料方面不设门槛、以“竭泽而渔”的理念穷尽文献材料这三点，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区别于以往古代小说戏曲故事同源关系研究的关键。但这只是一个宏观目标，怎样把“竭泽而渔”落到实处，仍然有待明确和具体化。

在近三十年摸索实践的基础上，这篇文章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文献覆盖范围总结为“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金石文献”四个类别，并以其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为理论依据，将其中三种纸本文献的文化属性分别依次对应为“帝王文化属性”“士人文化属性”“市民文化属性”。

这样，既为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文献搜集范围在理论上做出明确界定和阐述，又为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具体操作指明了具体方向，有助于研究者在文献搜集方面明确指向，有的放矢。

陈维昭《三大文化生态与中国叙事文化学》（《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2期）一文，则从经史古文生态、书场文化生态和科举文化生态三个角度来解读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献生成土壤，与上述宁稼雨文有某些共性。

李春燕《〈磨尘鉴〉传奇对于唐明皇故事研究的新价值——兼谈中国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方法的实践意义》（《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2期）一文，从一个具体个案故事研究操作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献搜集方法的实践意义。经过这样的深入探讨，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文献搜集工作无论是在学理体系方面，还是在具体操作实践方面，都更加明确清晰了。

（四）全面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取得成功的经验模式

从白手起家到逐渐成为一种成功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其间不乏坎坷坦途。科学总结这一研究范式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利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本身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且也会为学界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为此，我们在第四时段突出了对中国叙事文化学成长过程中成功经验的总结。从中国叙事文化学走过的道路来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研究作为龙头，带动其他所有环节，探索出一个集科研、教学、学位论文、成果推宣为一体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模式。

2021年，我们在南开大学申报了一个从研究生教学角度切入的科研立项，项目名称是“探索科研、教学、论文、成果推宣四位一体研究生培养模式”，获得批准。该项目梳理和总结了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理念，在进行课堂教学、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和学术成果推广宣传时逐渐形成的四位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该项目成果报告《探索科研教学论文推宣四位一体研究生培养模式》发表于《中国大学教学》 2021年第 5期，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总结提炼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同时也从新的角度丰富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五）举办专题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影响

中国叙事文化学起步于1994年，到2023年已经走过近三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经逐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发展，扩大其影响力，南开大学文学院与黄淮学院《天中学刊》编辑部于 2019年 8月在黄淮学院举办了“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该论坛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和专业学者，就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展开多方面的研讨。

会后《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会议情况，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社会影响。中国叙事文化学由此振奋精神，从新的起点出发，进入更高的平台和学术视域。

后记

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发展前景来看，它还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大的提升潜力。但是我们这份年度跟踪报告又需要一个具体的年份作为起止断限。这样，我们就以2018—2023年作为本套年代跟踪报告的最后一个时段。因为这一时段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确显示出再次腾飞的态势。

本时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大亮点就是与《天中学刊》联合召开的首次专题学术研讨会。

2019年 8月，南开大学文学院与《天中学刊》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这次论坛不仅受到学界同行重视，有诸多国内学界名家与会发表高论、交流切磋，而且还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连续发表两篇专稿，除了汇总大会精华，还对会议所涉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进行专题分析。许多国内重要网站和媒体也都相继报道，极大地扩大了这次学术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该时段另一重要成果是由《天中学刊》原主编朱占青教授、副主编刘小兵教授主编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三册）。这套书于 2021年 5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以庞大的体量集中展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自构想问世以来诸多研究成果的一个整体样貌。

文丛问世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反响，它使学界对中国叙事文化学有了一个直观且相对全面的了解。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除了以上两项，本时段中国叙事文化学还取得一个重要收获。2021年，我们获批了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教学研究立项，项目名称是“探索科研教学论文推宣四位一体研究生培养模式”。

该项目的主体内容就是从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模式角度，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叙事文化学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带动研究生教学和学业指导培养的基本模式。该项目的主体成果《探索科研教学论文推宣四位一体研究生培养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 5期。

这个项目的立项和成果发表，证明中国叙事文化学不仅有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而且对于该研究方法的人才培养，也有了非常系统的理论资源和具体的培养模式。培养模式的定型机制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是培养后备研究队伍、研究力量得到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也标志着叙事文化学从理论学说到操作环节的成熟。

按照本系列图书的整体部署，本册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第四时段的年代跟踪报告。

从时间上看，第四时段的时间节点是2018—2023年。该时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走势就是提高层次，从更高起点上继续深入探索。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生命力的再次证明。

按照本系列图书的统一结构部署，除全书总论外，本册报告依然分为“学术背景”“课堂教学”“学位论文”“理论建设”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包括专题报告和附录两个部分。专题报告为该部分在该时段发展运行情况的总结分析，附录则是与该时段该主题相关的原始文献目录和部分成果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