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为了革除革命队伍中的歪风邪气，保持共产党人的廉洁性和纯洁性，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起初，该运动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效，一大批腐坏分子被揪出来，并受到了严厉处分，延安的军民们人人拍手称快，盛赞毛主席、周总理英明。
后来，毛主席为了进一步扩大“整风”的成果，指派康生在抗大以及延安公学等教育部门开展“拯救运动”，旨在进一步强化青年同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康生这个人好大喜功，也很善于迎合上级、做面子工程。他在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马上组织工作组进驻各军政学校，开展演讲、宣讲、忏悔会等活动，要求年轻同志们进行深刻自我批评，剖析自身缺点。
这一举动除了打压年轻同志的人格之外毫无作用，大家对此很是不满，于是纷纷开始反对康生。而康生非但没有因此反思自己，反而对“唱反调”的年轻同志进行隔离审查，想要用暴力迫使大家屈服。除此之外，有很多年轻同志出身富农、地主家庭，他们心怀共产主义理想，对党忠贞不二，可康生却直言这些同志“家庭成分不好”，可能会有“反党”的倾向，于是便将他们集中关押起来，逐个进行审问、调查。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甚至差一点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高干的王世英同志见状大为震怒，当即勒令康生停止“拯救运动”，并释放被关押的人，结果却遭到了康生的拒绝。王世英转而又写信给党中央，以个人名义请求组织上介入“拯救运动”，并给予康生处分，以平息众怒。
康生见王世英处处和自己“作对”，不由得记恨起了王世英，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他竟当众大骂王世英，说他“居心叵测”。王世英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目的，并没有回应、反驳康生，只是一直低头抽烟。
后来，毛主席察觉到了不对劲，及时叫停了“拯救运动”，并严肃批评了康生。但经此风波，康生和王世英算是结下了“仇怨”，成了“死对头”，平时互不理睬，就连开会时也拒绝坐在一起，党组织曾尝试从中斡旋，修复两人的关系，结果却没能取得任何成效。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被调往华北军区任职，他曾参与指挥了石家庄战役与天津战役，狠狠打击了傅作义集团，建国后，他被调到山西担任省长，1962年，他又转往中央监察委工作。动荡爆发后，康生竟公报私仇，诬陷王世英“反党”、“右倾”，随后将他革职审查。王世英早年曾在上海特科工作，经历过残酷的斗争和磨炼，他的意志力非常坚韧，断然不会轻易向康生屈服。王世英一直在想办法做抗争、申辩，努力维护自己的清白和名誉。
1967年，王世英突然病倒，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连忙派人将他送到医院疗养。可康生却还不依不饶，带人追到医院继续迫害王世英，逼他写认罪书和忏悔书。王世英仍保持着此前的强硬态度，始终缄口不言，以沉默反击康生的迫害。1968年，王世英在医院外散步活动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伤到了中枢神经，进而引发了偏瘫，他的左半边身子自此失去了行动能力。
三个月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自知时日无多，临终之前他还想再见周总理最后一面，向总理反映、举报一些情况，并表示有些事情现在不讲出来，以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但康生却一再恶意阻挠王世英和周总理相见，王世英最终怀着无穷的遗憾去世。动荡结束后的1979年，他获得平反，他的骨灰也随之被转移到八宝山安葬。
王世英的儿子名叫王敏清，他早年曾在山西某医科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北京某公立医院担任医师，往后数十年间，他兢兢业业工作，挽救了不少危重伤病患，堪称华佗在世。70年代后期，他被调进卫生部工作，主要负责监护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好友们都开玩笑一般称呼他为“御医”，90年代末，他退出一线岗位，光荣离休，晚年他潜心研究医学理论，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含金量极高的学术论文，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不顾年迈的身体，坚持赶赴灾区进行义诊，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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