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的一句话，往往都浓缩了无数人的付出和难以计数的曲折起伏，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就是这样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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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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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鄂豫皖红军的谈判
1937年7月13日，皖西岳西县，红28军政委高敬亭看到了姜术堂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来的《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告全党同志书》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两个文件。
于是，高敬亭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督办公署发出停战谈判的倡议。
1937年7月15日，两天后，高敬亭给国民党鄂豫皖边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写信，建议双方立即停战谈判，共同抗日。
1937年7月18日，国民党鄂豫皖边督办公署派出少将高级参谋刘刚夫为谈判代表，与红28军代表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开始正式谈判。
1937年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
1937年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28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在何耀榜的陪同下，出席了九河的谈判签字仪式。
鄂豫皖红军将在3个月内到湖北黄安七里坪集中。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给中央写信，请党中央速派人前来指导工作。信中说，现红28军虽已集中，但国民党还有25路军全部及很多反动武装，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请中央速派人前来指示，以免受到胁制。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从延安到武汉，恢复党的组织，筹组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指导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停战谈判和集中改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肖望东等，从延安出发，取道武汉来到黄安七里坪，向高敬亭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关于红28军整编和东进抗日的指示。
红28军正规军、便衣队1500余人下山。番号改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闽西南红军的谈判
1937年7月16日，漳浦事件发生。国民党诱骗闽南红军游击队1000余人至漳浦点编，何鸣等人丧失警惕，致使游击队被敌人缴械。经我党严重抗议，多次交涉，才退回了一部分人和枪。
1937年7月18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漳浦事件。
1937年7月29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邓子恢、谢育才，与国民党闽西军政当局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邓子恢代表闽西南红军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闽西南红军改番号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
1937年8月下旬，闽西红军游击队先后到龙岩白沙、雁石及平和县小芦溪集中，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0月，正式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
湘鄂赣红军的谈判
1937年7月15日，同一天，国民党第50师派了一名团副，与武汉行营的两个参谋，到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的驻地义江山口，同当地红军游击队代表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红军游击队提出，划湘鄂赣苏区为特区，湘鄂赣红军改编为抗日军，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发给军费。
双方约定18号继续谈判。
1937年7月18日，国民党第50师1个旅长、1个团长和平江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人，来到平江县嘉义镇关帝庙，代表国民党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代表涂正坤、傅秋涛、钟期光进行第二次谈判。
同日，中共中央派赖传珠、李涛来到湘鄂赣，传达了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谈判有了明确的方针。
1937年7月20日，涂正坤、傅秋涛、钟期光到浏阳县城，与国民党50师师长岳森进行第三次会谈，对释放政治犯、部队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在浏阳设办事处等达成基本协议。
1937年7月20日，湘鄂赣红军派刘玉堂、黄耀南去武汉行营谈判。
1937年8月29日，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代表刘玉堂、黄耀南，在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指导下，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进行谈判，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达成协议，使湘鄂赣边区实现停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过，他们马上就要被毛泽东批评了。
闽浙赣红军的谈判
1937年7月27日，中共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赣省军区谈判代表陈铁军，给闽浙赣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刘英、关英、黄道，带回了国民党闵赣浙皖四省边区公署主任刘建绪的信。
信中建议双方派代表正式谈判。
1937年8月27日，中共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签署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所属各部迅速向军区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注意团结所在地的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武装部队，保护各地军事设施和交通工具。
1937年8月28日，中共闽浙省委、红军闽浙省军区联名发表《告全国男女同胞书》，号召人民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而奋斗。
1937年9月16日，闽浙边红军游击队首席代表刘英，代表吴毓、黄先河、黄耕夫等，与刘建绪的代表王裕光正式谈判，签署了协议。
闽浙省军区所属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国民党每月发给1.5万元经费。
为了便于对外联络，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温州设立办事处，后改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
至此，浙南3年游击战争告一段落。
1937年9月中旬，坚持浙西游击战争的闽浙省军区司令员粟裕，给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和县政府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县长林树艺回电，说省政府已与中共闽浙省委谈判达成协议。
随后，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军事科长朱镇山到红军游击队驻地门阵协商谈判具体事宜，红军游击队派谢文清出面与朱镇山谈判，并达成协议。会后，在门阵村头白沙庙召开军民联欢会。
接着，粟裕率部离开门阵，赴平阳县北港，与刘英会师。
嘿嘿，粟裕和刘英！
闽中特委的谈判
1937年8月12日，中共闽中特委通过《莆田日报》致函国民党莆田县党部，提出和平谈判合作抗日的主张，并附上《为反对日寇进攻华北告民众书》。
闽中特委代表杨采衡与国民党莆田县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协议。我方放弃打土豪劣绅，参与维护地方治安，由闽中游击队改编的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0师独立大队，但组织上仍保持独立性。
重建河南省委
苏鲁豫皖特委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正式成立。1935年冬，郭子化、丛衍瑞、张光中领导的中共苏鲁边临时特委，通过中共西北特支宋绮云，与党接上了关系。
1937年2月，中央通知郭子化到延安汇报工作，听取汇报后，由朱理治向郭子化传达中央决定，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7月，郭子化返回特委，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朱理治从延安到河南重建河南省委。7月，朱理治离开延安到陕西三原八路军总部进行筹建工作。
1937年9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委正式重建。书记朱理治
组织部长刘子久（后陈少敏）
军事部长彭雪枫
委员：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等。
1937年9月，豫南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
粤赣边特委
1937年8月，中共粤赣边特委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拟订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基本意见：
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
保证游击队和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保持部队独立性和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改番号后，仍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单位；
当局供给我军给养，保证党的活动的自由；
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
游击区保甲长实行民选，在游击区不准追缴老租老债，不得采取报复行动等。
1937年8月22日，中共粤赣边特委派出中共南雄县委书记严大觉，与国民党南雄县地方政府代表，在南雄县里东地方接洽谈判事宜。
1937年8月下旬，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作为赣南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到达大余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正式谈判。
陈毅写下了《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陈独秀：Excuse me?!
1937年9月23日，陈毅作为中国共产党南方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保安处处长，赣州专员，当地国民党驻军第46师政治部主任，南雄、大余、信丰等县的县长举行正式谈判。
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粤赣边区。
1937年10月上旬，根据大余和赣州谈判达成的协议，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共350人左右，包括：计油山游击队100多名，南山游击队90多名，北山游击队100多名，崇义、上犹游击队60多名，分头集中到信丰县潭圹坑，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在大余县的池江圩设立抗日义勇军办事处，负责联络赣南各游击队集中改编。
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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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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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间的谈判，高敬亭、傅秋涛、邓子恢等各地红军主要是自发行为，中央还没有自上而下的统一方针和指挥下达。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武装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变番号，取得合法地位。
但要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和分化，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对国民党军的挑衅和进攻，应坚决自卫。
南方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同时，要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开始。
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在国共两党达成改编西北红军主力的协议后，周恩来、朱德立即离京返回了陕西。
博古、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任委员，机关设在南京。
博古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
叶剑英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
李克农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1937年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就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下山改编中应注意的问题，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告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湘鄂赣傅秋涛部派驻武汉的谈判代表，承认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派遣军需主任、副官主任，到红军游击队中任职等许多不利条件，是完全错误的。应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速回部队，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再次谈判。
毛泽东电文中所说的湘鄂赣谈判代表就是第一节里写的刘玉堂、黄耀南。
毛泽东要求，不容国民党插进一个人。
毛泽东要求，要有一定防区，此防区背靠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移驻大地方。有一定的足够的饷项。
毛泽东说，郑位三也应依照上述内容与国民党谈判鄂豫皖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1937年9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林伯渠：高敬亭部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不要收回各县的便衣队。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要求国民党发给养，如不发给养，则仍打土豪，不过办法改为捐款。
一切大问题听候国共两党中央谈判解决。
不许国民党向我们部队插入一个人。
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新四军
叶挺、项英、陈毅
1937年9月下旬，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于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一个新的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叶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建议用“新四军”的番号来命名这个新组编的军。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193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在南昌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
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之下，效命杀敌，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
感慨啊，此时项英的头衔还是红军长征时的职务。陈毅也是的。
项英是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进行谈判的。
在南昌，项英见到了八路军代表顾建业，得到了“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自此才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与中央的联系。
随后，在南昌设立了南方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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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层与上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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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针对9月29日项英在南昌的公开信，指出：
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
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
项英在南昌的作法，带有危险情绪，望他来延安讨论。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在南方工作的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询问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原委。
难道是在中央不知细节的情况下，博古、叶剑英就挑了叶挺做军长？
中央强调指出：
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
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把他们拔去。
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中央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保持高度警惕。
中央要求叶挺到延安，商谈改编之事。
1937年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发急电给博古、叶剑英：
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皖、浙、鄂、豫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10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博古等发出指示电：
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绝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方针。
1937年10月5日，潘汉年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等情况，以及叶挺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触的情况。
西安事变后，潘汉年这段时间很活跃的。
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的应对
1937年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提出南方游击队应集中改编的建议：
现在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已无大的根据地，大多数部队极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解决，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因此，建议将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我党直接领导的军。
电报中还说：
关于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
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
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1937年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博古等8日的电报中提出的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
1937年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
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
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
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洽谈一次？
如果上面几项能办到的话，中央可以同意由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立一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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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居然讨论过将新四军纳入八路军呐！
博古、叶剑英接此电后，立即将中央指示精神转告叶挺。
叶挺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商谈一切。
1937年10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再次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签订了解决整个南方红军游击队关于合作抗日的协议。
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接着，陈毅亲自到湘赣、湘鄂赣等游击区传达和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1937年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报告党中央：
叶挺在叶剑英陪同下于今天去见蒋介石，商谈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原则和军长以下的干部任命以及经费等问题，均未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
一两日后，叶挺即离京赴延安，并声明他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7年10月23日，项英在顾玉良陪同下，从江西到达南京，博古、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将国共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况转告项英，然后派人送项英去延安。
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并告在华北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
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五分之三集中编为一个军，考虑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并提出，在国民党没有将何鸣部人枪如数交还前，南方游击队不能集中。
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叶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
我们今天欢迎叶挺将军，因为他是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叶挺在致答词中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
项英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热烈欢迎。
在延安期间，中央召开欢迎晚会，请项英介绍坚持南方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情况，毛泽东热忱地致了欢迎词，肯定并赞扬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功绩。
1937年11月9日，叶挺因组建新四军的事，急于同各方联系，离开了延安，经西安于12日到达武汉。
项英则留延安参加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标志着王明彻底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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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7年10月，改编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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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2日，闽粤赣边临时党代会在龙岩白沙召开，方方传达了中央指示。
会议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提高革命警惕性。
会议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
1937年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转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
要求国民党方面，必须将何鸣部人枪全部交还并公开承认错误。一切内部人事安排国民党不得干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进行抗日活动，不移住他处。
硬气！
1937年10月15日，闽中游击队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部队开到莆田南郊广化寺集中，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80师独立大队，刘突军任少校大队长，杨采衡任上尉大队副，全队200多人。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福建，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协商福建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各地方当局停战合作抗日等问题，并交涉发还闽南红三团的武器。陈仪表示歉意，同意退还全部人枪，并拨给3000元作为抚恤金。随后，张云逸到闽西南，向中共闽粤赣省委传达中央指示。
1937年10月，重建中共湖北省委。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原红31军政治委员郭述申到湖北筹建省委。10月，博古派钱瑛、陶铸去武汉，与郭述申共组湖北省委，郭述申为书记，钱瑛为组织部长，陶铸为宣传部长，方毅为民运部长。
1937年10月，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辖七、八、九3个团和直属手枪团。全支队共3100多人。
1937年10月，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一部约60多人到达平阳县北港，其他各部也陆续到达，共约500人。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1937年10月，项英、陈毅指派陈丕显与前来汇报请示工作的汀瑞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返回了闽赣边游击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和彭胜标到国民党瑞金县政府和县党部进行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游击队下山集中，在瑞金城公开设立游击队办事处。
1937年10月，项英、陈毅派湘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赴湘赣边游击区联系游击队下山改编的问题，结果被当地红军游击队误认为是国民党奸细而杀害。
1937年11月上旬，陈毅从吉安到九陇山区，寻找湘赣边游击队，先找到了刘培善、段焕竞、肖国生部。
1937年11月12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失败，日军攻陷上海。
1937年11月13日，陈毅被游击队带到莲花县棋盘山，找到了湘赣省苏维埃主席、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
经过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谭余保接受了下山改编的主张。湘赣红军游击队于11月底分头向莲花县龙上镇集中整训，后来该部改编为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实际上政府机关由南京迁驻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才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叶剑英、李克农报告中央：在现在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负责人员均已离京，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留此已无意义，将分批撤往武汉。
1937年11月20日，苏州沦陷。
1937年11月25日，无锡沦陷。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
1937年11月，关于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叶挺与国民党多次交涉，何应钦于本月底核定：
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4个游击支队，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照委。
中共中央提出的以项英为副军长，以及其他新四军领导人的任命，国民政府军委会未同意委任。
1937年11月，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按照中共湘鄂赣省委指示，先后到达平江县嘉义市集中整训，统一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傅秋涛任司令员，刘玉堂任副司令员，下辖3个大队，共约900人。
1937年11月，在上海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
1937年12月8日，镇江沦陷。
1937年12月9日，延安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
会后，王明到武汉领导长江局的工作。
1937年12月10日，芜湖沧陷。
1937年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听取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情况的汇报。
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交与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决议号召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任务。
1937年12月13日，就在中央政治局决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的这一天，南京失陷了。
日军对未逃出南京的军政人员及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根据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烧及活埋者19万人，被零星屠杀者15万人，合计34万人。
勿忘国耻。
新四军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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