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
陈毅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参加过长征的。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期间，国民党军队在经过四次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蒋介石调集60个师和28个独立旅，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步步为营的堡垒战。
面对国民党的新战术，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采用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几万游击队，在敌人堡垒战的步步紧逼下，红军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这种战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消耗战，采取处处设防、层层抵抗的战法，以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结果，虽然在历时18天的作战中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5093人的代价，最终广昌失守，红军被迫向广昌西南转移。
红军经过一年的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仓促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性大转移。
红军长征
陈毅当时是江西军区司令员，1934年8月，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遇上敌机轰炸，被一块弹片击中，造成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此时正在医院里养伤，根本不能随军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和陈毅分别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根据地领导游击战争。
陈毅与项英
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陈毅留在中央苏区，远离主力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当时，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和战友们天天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经历九死一生的考验，有五次面临生命危险，其中四次化险为夷，一次险死于自己同志手中。
第一次遇险在1935年4月。
当时蒋介石得到报告，项英、陈毅在粤赣边境一带活动，立即派遣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计三四万兵力，设置了3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清剿。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可徒涉的河段。在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派驻军队、筑碉堡扼守，每天出动军队搜剿、追剿。面对敌人的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和敌人捉迷藏。今天这里住一夜，明天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一天黄昏时，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准备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结果途中与敌人遭遇，双方打起来后。游击队员因人少，只能边打边撒。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到路边水沟的芦苇丛里。敌人看到有人钻进芦苇丛里，便过来搜。领头的是国军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大家都怕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赶紧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我明明看到他们钻进去了，怎么会没有人呢?”
连长命令排长下去找，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就同连长等人在路边抽烟等候。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
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
第二次遇险在1935年10月。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多名战士，向湘南游击区突围时，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抓到，随即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目前，项英和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活动，这是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当即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40个人做卫队，十几支转盘枪、驳壳枪，另外还派一个连配合他的行动，要他马上去捉项英、陈毅。
龚楚
龚楚带着他的队伍在山上转了几个月，一直未发现项英和陈毅的踪迹。
当年10月，龚楚把40个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搜山时，凑巧碰见了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识龚楚，将他带到交通站。何长林见他身上衣服很新，手下都说广东客家话，就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当场缴了何长林的短枪，面露狰狞的说：“我现在是国军少将司令，快把项英、陈毅的藏身地点告诉我，不然我就杀了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派侦察班长今天下午要来交通站拿粮食，收报纸，取情报，他们可能有五六个人，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
下午，班长按时到达交通站，龚楚一见班长就说：“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一片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项书记和陈司令到那里去领导，请领我去见首长。”班长说：“参谋长，我先回去报告，你和队伍在这里等消息，这么多人一起上山，怕引起误会。”龚楚不同意，坚持要把队伍全部带上山。班长见此，心中起了疑问，便说：“那好，走吧。”随后和一起来的几个人，挑着粮食，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呢?”班长故意往大说：“我们现在有50多人，打了好多胜仗。还缴获了几挺机枪，”龚楚一听就就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着班长走在前面，自己落后十几米远，他也怕死。
当走到离陈毅驻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一看地形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不到十多里地。”何长林想立头功，要直接冲上去，龚楚则坚持自己带人包抄过去。两人的争执使他们妄图抓捕项英、陈毅的企图暴露无遗，陈毅派来的几个人趁此机会，都跑到树林里了。当龚楚带人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时，山上的哨兵和跑回来的班长已有准备，居高临下对龚楚他们射击，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离开住地，转到另外一个山头躲藏。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天色已晚，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二个营的敌人上山，仔细搜剿，把陈毅他们住的草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又一次化险为夷。
第三次遇险在1936年12月。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两广的部队，暂时放松对红军的围剿。9月，蒋介石采用分化利诱等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调兵遣将，派国军第四十六师，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师长戴嗣夏是“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在山口、路口、渡口全都修筑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村里实行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并移民并村，将分散在山上的老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老百姓上山干活时，禁止多带粮食和食盐，防止老百姓将粮食和食盐送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员。
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和封山限制粮食上山，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一天深夜，张千妹照例上山送粮菜时，遇到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躲，只好从山上跳下，摔伤的一条腿。张千妹负伤后，接连几天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喝点山泉水，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又不敢冒然行事，因为山上不时有搜剿的敌人来回走动。陈毅在饥饿难耐和难于脱身的环境下，写下“梅岭三章”：
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梅岭三章”后第二天，张千妹拖着伤脚又给陈毅送来吃的，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很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
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给陈毅带来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着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陈毅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遇险在1937年4月。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会议，研究瓦解敌军的有关工作。参加会议的地下党员陈海（原名陈宏），在返回途中被捕。陈海是红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由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流落到大余城郊修马路。后来，他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了联系，被省委派到国民党军第50师做兵运工作，直接受赣粤边特委领导。陈海曾几次到特委报告工作，认识陈毅。这次被捕后，因贪生怕死叛变了。他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
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设计了一个抓捕项英和陈毅的计划，他们让陈海写了一封密信，由地下交通站负责人糖铺老板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谎称中央来人，让项英、陈毅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准备在饭店周围埋伏重兵，待项英和陈毅一到就立即抓人。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海来信非常兴奋。项英怕错过和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想亲自去大余城跟中央来人见面。陈毅说：“要不得，你是中央分局书记，要是有个闪失，那可不得了，还是我去吧”。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还是陈毅进城，把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
斋坑陈毅隐蔽处
第二天上午，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来到大余县城，当时，大街上已经开始戒严，国民党军警在街上盘查行人。陈毅决定先到糖铺了解情况，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发现糖铺门前站着几个国民党士兵，便觉得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立即停住脚步，转到旁边的一家茶馆里喝茶。
陈毅和黄占龙决定分别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下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海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候多时，未见项英和陈毅到来，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300多名国民党士兵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项英的警卫员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其他红军游击队员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国民党士兵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一直搜查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
最早下山的一队敌人，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30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陈毅又一次虎口脱险。
第五次在1937年11月险遭自己人枪杀。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0月间，又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存在很多困难，主要是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被国民党军队追剿多年，已经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参加改编，派去的人都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浙江省委书记关英、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分别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赣东北游击队、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不顾伤痛，亲自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向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段焕竞和刘培善觉得陈毅讲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想彻底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又觉得陈毅讲的话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可能是“叛徒”，上山劝他们向国民党投降的，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谭余保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戴着一副墨色眼镜、头顶红军帽子，手上提着一支驳壳枪。陈毅说：“你是谭余保?”谭余保回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余保说：“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时，你在台上讲话，我们坐在下面听，当时你神气十足，你过去讲过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 谭余保答：“你讲革命要坚决，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能动摇，要坚持到底，你现在自己当了叛徒，要求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接受改编，赶快坦白交待。”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吗，要相信组织嘛，不要光想自己，不顾大局，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要同中央保持步调一致。”谭余保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马上让人把陈毅绑了，陈毅让谭余保给他松绑。谭余保说：“你还想松绑呀，我们今晚就要砍你脑袋。”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砍脑袋我不怕，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但现在中央要求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抗日。”
陈毅被关押了几天，谭余保每天都找陈毅谈话，要他承认自己是叛徒。陈毅说：“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
说来也奇怪，陈毅上山几天后，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清剿，反而撤退了，谭余保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余保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县城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忙说：“我鲁莽了，没有搞清事情真相，险些误了党的大事，犯了大错。”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对外办公。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驻南昌。南方八省（湘、赣、粤、浙、闽、鄂、豫、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全军编为4个支队9个团，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陈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开始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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