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裁国家,当权者往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三妻四妾,却不允许民众“低级趣味”,看个黄片看本黄书,甚至说个黄段子,都被视为离经叛道“不文明”,轻则罚款拘留,重则送进精神病院。

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就受到这样的“待遇”。

1940年5月24日,布罗茨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亲原为海军军官,因是犹太人被迫退役,靠母亲挣钱养家。

1955年起,布罗茨基辍学谋生,先后做过车工、司炉、运尸工、水手等工作,并开始写诗,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一些诗歌甚至传到了国外,赫然登上正式刊物,往往连他自己也浑然不知。

布罗茨基很快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赏识。因为经常与彼得堡几位青年诗歌爱好者切磋诗艺,被称为“彼得堡集团”。

布罗茨基不仅擅长诗歌,也擅长政论。《论独裁》是他的政论代表作,这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标题,但布罗茨基多是从独裁的共性上论述,并没有针对当局或者领导人,而且行文带有散文风格。但这已经足够大逆不道,由此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

1962年起,布罗茨基经常受到克格勃骚扰,两次被关进监狱开设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被强行注射镇静剂,半夜又被粗暴叫醒,拉去冲冷水浴,然后用湿浴巾把他浑身包紧,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

放出精神病院后,布罗茨基不敢住在家里,到处流浪,但仍未能逃脱警方的追逐。

1963年年底,布罗茨基被捕。因他喜爱长期被斥为“颓废派”的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诗歌,并在电车上朗读,读毕又给别人传阅,有时还复印出来散发给朋友,这些都成了后来指控他的罪状。1964年,法庭指控布罗茨基“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被判服苦役5年。

布罗茨基的流放地,在苏联北方科诺沙一个名叫诺林斯克的村子,在那里他几乎什么都干:清理粪便、挖掘树墩、清除农田里大大小小的石块、扎篱笆桩(牧场围栏)、扬谷子、播种冬季作物、种收土豆。

这场闹剧般的庭审,被女记者福丽达·维格多罗娃完整记录下来,并流入西方,在法国《费加罗报》和英国《邂逅》杂志发表,BBC广播公司播出,布罗茨基瞬间名扬世界。

索尔仁尼琴对此颇为感慨:“布罗茨基的世界声望,不是源于他的诗作而是他的受审。”阿赫玛托娃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掷地有声的话:“他们为我们这位红头发小伙子,制造了怎样的一份传记啊!”

此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抗议,在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等知名人士及西方作家的呼吁下,布罗茨基提前三年半获释,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

当局并没有因此放过布罗茨基,依然处处为难他。1972年6月4日,被剥夺国籍的布罗茨基,扛着行李箱离开苏联。32岁的他身穿牛仔裤、灯芯绒上衣和绒线衫,出现在列宁格勒的“公路”机场(次年改为布尔科沃机场),随意骑坐在行李箱上,手中夹着一根香烟,呆呆注视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双眼通红,头发蓬乱,似乎万念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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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送行的艺术理论家米利奇科暨好友,敏锐地把“骑在人生转折点上”的布罗茨基给拍了下来,这张经典照片后来成了《布罗茨基传:在两座岛之间生活》的封面。布罗茨基告别了一个旧大陆,前往一个新大陆。

布罗茨基的目的地,是广义的西方。他首先去了维也纳,因为他的偶像奥登在那里。奥登热情接待了他,将他推荐给众多作家,并为他筹措到1000美元。不久,布罗茨基受聘于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住校诗人,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教书和写作生涯。

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美国籍。1987年,年仅47岁的布罗茨基,由于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因心脏病突发于睡梦中离世,享年55岁。他虽然英年早逝,诗作却流芳千古,流回了祖国和故乡,正如他被驱逐之际,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写的那样:“我虽然失去了苏联国籍,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永远会归来的,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