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郊区岱山。

尽管戴笠只是军统局副局长,但由于身为正局长的贺耀祖基本上不管事,整个军统就只有戴笠一个人说了算,随着戴笠的死亡,军统整个也陷入争权夺利之中。

沈醉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掩饰他对军统局局长宝座的觊觎,但事实上,沈醉资历虽然老,但还没老到能竞争军统局长的地步。沈醉在被俘之前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按照军统组织架构“局-区-站-组-队”,站长也不过排在中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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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戴笠

真正有资格角逐军统局局长宝座的就只有三个人。

郑介民、唐纵、毛人凤

除了毛人凤本身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介民、唐纵均有不输于戴笠的资历,郑介民的资历甚至比戴笠还老。

郑介民是黄埔二期毕业,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郑介民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后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三期,毕业后就被蒋介石调到了侍从室专门从事情报工作。而戴笠1928年才开始为蒋介石从事情报工作。

不过出乎预料的是,到复兴社成立以后,郑介民与戴笠虽然同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但1932年4月,复兴社成立特务处后,戴笠任处长,郑介民却任副处长。

大概也是自恃资历老的缘故,郑介民虽然后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但对戴笠、对军统却并不大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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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郑介民

1938年3月,郑介民兼任军统主任秘书,是仅次于戴笠的二号任务,但郑介民并不到任,因此其职务由毛人凤代理。

不少资料表明,在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都对军统局局长这一位置十分觊觎,其实不然。

唐纵这里不做过多交待,虽然他人在军统,但实际上心思并不在军统,甚至于还一直想谋求脱离军统,郑介民也差不多,他一直就不甘于戴笠之下,对军统的工作也不大干预,特别是后来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中将厅长以后,郑介民基本上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第二厅的工作上去了。

原来争来争去,合着只有毛人凤自己一个人比较看重这个位子。

不过,郑介民的特务情报工作确实有一手,也凭借这一手能力,深得蒋介石重用。

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冲突逐渐加剧,郑介民那时正担任蒋介石侍从官,特别提出,要到武汉去,趁机打入桂系部队中,收买情报的同时,不断地拉拢、分化、打击桂系的将领。

1929年1月,郑介民假装失业到武汉,成功傍上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当年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彼此关系也不错,李宗义对郑介民也很赏识,两人吃住都在一起。

李宗义在桂系中地位也很高,通过这层关系,郑介民接触到了桂系很多高级将领。通过不断地分化打击,桂系还未开战便已经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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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宗仁与白崇禧

1929年3月,蒋桂开战,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被郑介民收买,主动后撤表示对“中央”服从,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了桂系战力,并取得战争的胜利,自此以后,蒋介石对郑介民更加看重。

也是因为特务工作干得太出色,所以后来复兴社建立后,郑介民请求加入,反被蒋介石安排为戴笠的副手。

此后郑介民几次故技重施,均有不俗的收获。

1933年1月,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日伪通过不断地收买原北洋政府高官,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值此危机时刻,郑介民以复兴社北方区区长的身份,重新部署特务在华北的工作任务。

当时日伪已经收买了原北洋军阀陆军上将张敬尧,准备在北平策划暴乱,迎接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关东军占领天津。

那时,郑介民不顾危险,亲自出动,化妆成从南洋归国的华侨资本家,亲自侦查张敬尧的活动轨迹,在摸清楚情报后,便亲自指挥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人动手。

1933年5月7日,军统杀手在北京六国饭店,当场将张敬尧击毙。

也因为张敬尧总有“制敌先机”之能,蒋介石对郑介民愈发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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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敬尧

1937年9月,郑介民升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主持对日情报。

郑介民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很出色,特别是后来在与盟军合作期间,那时中国人提供的情报,常常不被盟军重视,而郑介民几乎是凭借自己一己之力,替国人挽回了这个面子。

1944年夏秋,郑介民以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的身份参与了盟军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分析。

有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早在1941年9月,斯大林便已经向丘吉尔提出,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施行两面夹攻,但因美军当时尚未参战,英国无力组织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只好作罢。

事情一拖就是好几年,尽管就开辟第二战场事项, 盟军之间有过几次反复商讨,但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那时,郑介民与美军几名军官一同讨论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与时间,美军军官大多数都在夸夸其谈,唯有郑介民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战场形势的逐步逆转,登陆作战已经迫在眉睫,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英伦海峡潮汐涨落的规律,分析8月18日是盟军最有可能登陆的日子。

郑介民的一番言论,遭到了在场的美军军官的反对,然而事实上,后来盟军真的在那几天从诺曼底登陆。郑介民也因此被美军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有意思的是,郑介民的“神机妙算”,在解放战争时期便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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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诺曼底登陆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制定“南攻北守”的计划,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部队。

事实上杜聿明自到了东北以后,不断地抢占地盘,虽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有9个军、25个师,计36.5万人,可分摊把手各个城市后,实际上能够动用的机动兵力已经很少了,但之所以如此仓促制定作战计划,完全是因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国防部二厅为他提供了一份错误的情报。

就在一个月前,国防部二厅递给郑介民一份情报:

“共军于哈市南岗召开军事会议。林主张续战,哈市长李天佑则主张和。两人激辩之际,市长李天佑之胞弟将林击伤,林当还枪,将李之胞弟击毙。林因伤重毙命。市长李天佑现被捕解送佳木斯。”

对于熟悉军史的人来看,这份情报显然很扯淡,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防部二厅谍报人员随后又递来一份情报:

“据本部潜伏哈市之谍报员电称,林总被狙击后确有月余与外间断绝关系,故哈市一般军政人员均认林已毙命。”

仅从以上两条情报来分析,可见国民党军内情报工作,差到了什么地步。

也难怪蒋介石在1948年5月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当众责骂郑介民:

“你们每天报给我的都是假消息、假情报。有你在,我什么也看不到!一万个郑介民,比不上一个共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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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其实,这话批评得比较重,郑介民在国防部二厅是,还是有所作为的,只是有再多的功,也难抵眼前的过。

郑介民后来逐渐失去蒋介石的信任,除了情报工作做得确实有失水准外,与蒋介石猜疑不无关系。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便有意扶持蒋经国上位。

郑介民那时同美国官员的关系很好,从这一点上来说,犯了蒋介石忌讳,这一点从后来孙立人、吴国桢等一系列的事情中并不难看出。

1959年,郑介民访问美国,美国人大方地赠给他一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任他使用。

可接过这张支票的郑介民内心却深感不安,他知道自己的很多不法行为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于是回去以后,他就主动向蒋交待了这件事,虽然蒋介石并未深究此事,但郑介民的内心却深感不安。

同年12月11日,蒋介石邀请郑介民到日月潭赏月,那时郑介民已经连续开了几天的会,正头昏脑胀,但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得不听从。

大冷的天气,去湖心赏月,郑介民的内心深处愈发的焦虑。

到了地方以后,蒋介石热情地邀请郑介民坐下,还拿出准备好的招待。

尽管整个见面的过程十分平静,但在这平静深处,却又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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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只是简单地坐了坐,郑介民便起身告辞,蒋介石也没有挽留,任由郑介民离开。

回家以后,郑介民越想越是不安,心口的刺痛也逐渐加剧,他的夫人柯淑芳本来约好与友人看电影,这时因丈夫身体不适,也不愿意去了,但在郑介民再三劝说下,柯淑芳还是决定去。

结果当天晚上,郑介民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年62岁。

对于郑介民的去世,蒋介石深感“痛惜”,下令追授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