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有一部名为《筒子楼》的电视连续剧挺火，演的是一群住在筒子楼里的、京剧演员的喜怒哀乐和梦想情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城里人，想必不会陌生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筒子楼建筑的特点，为一条长走廊串连着多个单间，一条走廊通到头，状如筒子，故名“筒子楼”。筒子楼寒冬腊月冷风飕飕，厨房、厕所、澡堂公用，没什么隐私而言，身居其中五味杂陈。
在中国，“筒子楼”又叫“同志楼”，因为 “筒子”与“同志”谐音。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群众，为了共同的事业，挤在同一栋楼里，共用厨房、厕所、澡堂，真是“革命大家庭”，叫“同志楼”倒也合适。
筒子楼源于苏联，在什么都学苏联的50年代，它理所当然被复制到中国。别看筒子楼如此简陋，在当时的苏联，却一房难求，中国当然更难求。
斯大林上台后，把发展重点放在重工和军工上，不但放缓了住房建设步伐，还将住房建设基金挪为他用。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住房更加紧张。
苏德战争又雪上加霜，大量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家园，不得不栖身工棚、地下室、危房，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人们迫切需要改善住房。
民意汹汹又困难重重，斯大林只能修建更多的集体公寓，住房建设资金中，用于建造集体住房的比例，从战前的15%提高到战后的63%，依然僧多粥少。
这些集公寓基本属于达官贵人，必须经他同意才能住进去，既是特权也是殊荣。普通市民依然水深火热，望房上渴。
1954年，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在政府五年发展计划中提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以确保1980年每个家庭，都能在属于自己的住宅里，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早在1950年1月，还是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赫鲁晓夫，就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建筑师会议上，初步提出“标准化”和“模块化”的建房构想。
所谓“标准化”和“模块化”，就是抛弃传统砖瓦建筑，通过使用标准规格和流水线，生产大量相同的住房。就像搭积木一样，用生产好的模板，拼接成房间。因为这种小户型简易住宅楼，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大量兴建的，故名“赫鲁晓夫楼”或“赫鲁晓夫筒子楼”。
赫鲁晓夫楼统一规划为5层，按照规定，5层以下楼房可以不安装电梯。为了节省成本和空间，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单间，面积不超过二十平米，整体建筑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
因为面积狭小，赫鲁晓夫楼又叫“火柴盒”。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即便住进有独立楼道的楼房，但面积普遍狭小，跟“火柴盒”差不多。说起住房，他们往往调侃自己“住在火柴盒里”。
尽管赫鲁晓夫楼不算漂亮，也比较简陋，但由于是国家免费供应，深受社会主义阵营民众欢迎，感觉自己一个箭步，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大问题。
第一代赫鲁晓夫楼，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三四个家庭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不过，苏联政府很快对其升级换代，此举当然有进一步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动因，但更重要的动因，却是为了提高生育率。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付出巨大牺牲，不仅失去家园，也失去人口，全国人口急剧下降，几乎整整打没了一代人。本来嘛，战争结束了，人们理当快马加鞭生育，政府也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但奇怪的是，人们的生育积极性依然低落。
赫鲁晓夫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发现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住房上。市民虽然从工棚、地下室、危房搬进筒子楼，但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墙体隔音效果极差，基本无隐私可言。如此逼仄尴尬的环境，两口子怎么持续造人？造好后，又哪有空间养娃？
第二代赫鲁晓夫楼，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面积增加到25～50平米，厨房、卫生间、门厅、过道经过强力压缩，迷你而又紧凑，隔音效果也大大增强。关键的关键，每套房子都有独立厨卫，能在家中洗上热水澡。室内配有基础家具，集中供暖，每户只要象征性交点房租，即可拎包入住。
“饱暖思生育”，如此一来，市民生育积极性大大提高，感觉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不多生孩子，不仅对不住党和政府，也对不住自己。
随着第二代赫鲁晓夫楼的出现，苏联的生育率，明显提高。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楼逐渐被淘汰，出现了“勃列日涅夫楼”。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接连发现几个大型油田，受中东战争影响，世界油价不断上涨，苏联躺赚了个盆满钵满，苏联政府有的是钱。
虽然这些钱，大多用于发展军工和重工，相当部分被利益集团所瓜分，但蛋糕毕竟做大了，吃得满嘴流油的勃列日涅夫们，好歹给“百姓”一口汤喝，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完全让他们喝西北风。而且这口名为“勃列日涅夫楼”的汤，还是比较“营养可口”的高汤。
勃列日涅夫楼9层起步，有的甚至高达20层，墙体更厚实，隔音效果更好，装有电梯和垃圾通道，造型也更洋气。集中供暖的同时，还有集体冷热水供应，房间宽敞明亮，自带内嵌式小储物室、衣柜和开放式阳台。
但是，勃列日涅夫楼的灵魂，依然是赫鲁晓夫楼，整体结构极为相似，依然是一条走廊通到底，两边并排着独立的房间。不仅勃列日涅夫楼，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化大楼，依然沿袭这种建筑格式。
赫鲁晓夫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别具一格的赫鲁晓夫楼，却意外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沿袭至今。赫鲁晓夫功莫大焉。
奇怪的是，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口出生率，却低于赫鲁晓夫时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能够分到勃列日涅夫楼的，基本是科学文艺工作者，企事业单位中高层干部等身份特殊的“百姓”，根本轮不到底层百姓。
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在为分到一套赫鲁晓夫楼，苦苦排长队呢，当然无法甩开膀子大生特生。直到1976年，苏联城市居民住房矛盾，才基本得到解决，好歹实现人人有房的目标。
关于赫鲁晓夫楼，有这样一个苏联笑话：一个妇女正在洗澡，突然发现男邻居通过卫生间门上的玻璃条窗偷窥，于是骂道，看什么看，没看过啊，有什么好看的。男邻居说，你误会了，我不是偷看你，而是看你有没有偷用我的肥皂。
关于筒子楼，有这样一个中国笑话：儿子问妈妈，为什么马蜂令人讨厌，而珍珠让人喜欢呢？妈妈答道，儿子，这就是住筒子楼和住独栋楼的区别……
赫鲁晓夫楼在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朝鲜、东欧甚至东南欧，还是随处可见。朝鲜没去过，不知道朝鲜人对赫鲁晓夫楼的看法。即便去了，我未必敢问允许问，对方也未必敢答允许答。东南欧我去过，那里的人尤其年轻人，对苏联留下的一切都比较厌恶，尤其赫鲁晓夫楼。
作为旅游资源，赫鲁晓夫楼让我这类五六十年代出生并且住过的人，颇感亲切，引发怀旧情绪，但若真要让我重新住到里面生活，除非居无定所迫不得已，否则万万做不到。
就像很多俄罗斯人很怀念苏联，但要真让他们回到苏联，尤其是回到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他们肯定也是非常不愿意的。
我对苏联留给我们的一切，都很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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