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先生谈书法：简单之事，因愚人制成复杂！|中国书法|徐悲鸿|悲鸿先生|王铎|草书|跋文

徐悲鸿

悲鸿先生对于书法艺术一向极为重视，却不同一般迂阔之论，他深入浅出、平易近人。

他在《积玉桥字》题跋中开头便说：“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故贤者乐此不疲，责学成课，自童而老不倦。嗜者耽玩，至废寝食。自汉末迄今几两千年，耗人精神不可胜教。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变本加厉，其道大昌。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其久且远哉？”。

由此可见他不仅深谙书法艺术的衍化兴衰、来龙去脉，而且比喻精辟，语重心长。他早年曾受业于康有为，康所著《广艺舟双楫》久已蜚声艺林，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倡汉魏六朝书法。

徐悲鸿在跋文中写道：“顾初民刊甲骨已多劲气，北魏拙工勒石弥见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详加考虑，多方策划。妙造自然，忘其形迹。反之，自小涂鸦，至于白首，吾见甚众，而悉无所成也。古称‘业精于勤’，焉有结果相反，若此刺谬哉？无他，一言以蔽之，未明其道故也。其道绝何？曰书之美在德、在情，惟形用以达德。形自，疏密、粗细、长短，而以使转宣其情。如语言之有名词、动词而外，有副词、接词，于是语意乃备。”

此处提出的“劲气”“天真”，正是他所欣赏的“妙造自然，忘其形迹”的具体表现。徐先生对于这类字体的艺术性推崇备至，他在这方面的爱好之笃与功力之深，他平时临习的碑主要有：《汉杨淮表纪》《散氏盘铭》《虢季子白盘》《魏灵藏》《龙颜》等。

悲鸿先生在讲述汉魏六朝字体时，常以所谓“奇而正”的成语来评论其价值。他十分重视那种浑穆天成、纵横自如的三代六朝书风，因此在题跋最后补写道：“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之所谓‘法’。”

因此，他在文中指名批评何绍基说：“今号称善书之何子贞，学《张黑女碑》才习数字，至于汗流浃益背。其乖如此，误人如此，安得不去道日远乎？”

他的这种观点，曾多次谈论过。如开头认为“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的一段话，岂不正是指的这类言过其实、小题大做？当然，我体会先生之评论并非全面否定何绍基字体，而是不同意其在书法上故弄玄虚而已。他的主要意图正如跋文最后一段所说：“余悲此道之衰，而归罪于说之谬。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立为标准。亦附以淆人耳目之恶，裨学者习于鉴别善恶之明，而启其致力之勇，其道不悖，庶乎勤力不废，克能有成。”

显然，他这篇题跋的中心思想，是要“悲此道之衰，而归罪于说之谬。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立为标准”，同样的思想也贯穿在他平时教导的言行中。

应该提出的是，先生在欣赏商周甲骨、钟鼎文字与汉魏碑志、造像字体的同时，还重视学习唐宋墨迹、阁帖及明人草书。他尤其喜欢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的行、草书。常对我称赞说“倪元璐字格调最高”，“王铎草书是怀素后第一人”。

在如何学习书法的具体教研方面，先生也是独出心裁、别开生面的。他曾教我将碑帖、法书分别照字的部首加以剖析，临摹若干遍记住其特征，即离开原作进行默写，然后再对照原作找出不似之处加改正，并要悬之壁间自己观摩，谓之“医字”。如此反复行之数周，自然可以大体掌握其结构和神态。此种行之有效比较科学的临习方法，我曾亲身有所体验，果然事半功倍。但这仅是为了初学某种字体打下结构上的有利基础，并不等于说中国书法轻而易举，可以躐等求进，甚或因此而忽视其艺术内涵。如笔力的苍劲，气韵的流畅，乃至格调的高超等等。这一点正如前面跋文中所说：“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共久且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