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名著导读》|现象学|社会学|胡翼青

十年前策划这一套导读时，笔者就预料到传播学的“导读”会异常难写。导读既涉及传播学的结构又涉及传播学的历史，但传播学的历史与结构都是很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清楚的。因此，当所有文章已经交付出版社，笔者仍然在家中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着这篇导读。说实话，1994年春天笔者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师从张学洪老师学习传播学时，确实没有感觉传播学拥有这么复杂的知识体系，而且当时还一直认为传播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既缺乏理论深度，又缺乏知识的丰富性，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学科。当然，今天传播学依然需要加强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如果可能，应当在知识的面向上更加努力地开拓。但是，想清晰地描绘出传播学的知识树，已经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在编写这套导读时，编写组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即将目前依然没有完全融入传播学既有体系的媒介理论另立为独立的分册，用以降低编撰的难度。但即使是这样，阐述传播学驳杂的历史与体系依然让人感觉力不从心。这不仅是因为传播学的起点含混不清，而且因为传播学的边界在不停地变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笔者只能从学科的历史、结构和当下发展三个方面勉强为西方传播学描绘一个轮廓。

传播理论的起点：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许多人将传播行为看作传播学天然的研究对象，这个观点可以被看作完全正确的废话。事实上，没有传播学，就根本没有传播行为。这倒不是说，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传播行为，而是说在传播学的概念出现之前，人们不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传播行为。所以，确实是关于传播的研究建立了传播的观念。今天，有一些学者把火、云甚至蝴蝶都看作媒介，但他们可能忘记了，在他们谈论基于马丁·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之上的物质性研究时，这种对自然物的媒介视角是他们理解了媒介学后才产生的，如果他们真的把自然物和人造物随随便便就当作媒介，他们就应该接受约翰·彼得斯的同事给彼得斯提出的建议：去脑科医院看看医生。传播理论出现在我们感知和理解传播行为之前，所以，传播理论的起点，肯定是在传播行为之外，甚至是在传播的场域之外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上手状态的终止一定是因为某些意外的发生，传播行为也不例外。在上手状态下，传播行为是如此地自然而然，就像鸡犬相闻的桃花源一样，在那里所有被描述为人际传播的行为都不会被人意识到。然而，这种上手的传播状态却被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历史断裂所终结。突然，“现代社会”就这样降临了，它的出现给以往的社会形态赋予了名称或内涵，比如传统社会、尚武社会、共同体、社区、封建社会，等等。社会形态的断裂，使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均面临着个人困惑与时代之问之间的巨大张力。他们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正在来临的现代社会，但不知道该如何言说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关于现代社会，有各种表述，也有各种关切，因此社会学几乎就是一门为现代社会而生的社会科学。在关于社会的所有理解中，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各执一词，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于是，个体与社会就在这里被对立起来，而社会科学研究者总要面对这样的二选一的尴尬境地：“一是作为‘目的’的个体和作为手段的‘社会’；二是正相反，社会被看作是‘更本质性的’、‘最高的目的’，单个个人只不过是‘手段’，是‘不怎么重要’的东西。”经典社会学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挣扎，持不同社会观的学者在争论中不可调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个体与共同体如果是对立的，那么社会何以可能？显然，以约翰·华生为代表的个体心理学和以埃米尔·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主义，这两种代表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两大极端的观点，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人们对社会产生了片面的理解。于是，寻找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打破唯名论和唯实论对社会的僵化解释，便成为当代社会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的知识社会学尤其是现象学取向的知识社会学有着更为清楚的分析思路。曾经深受知识社会学鼻祖卡尔·曼海姆影响的埃利亚斯用“型构”这一概念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他声称社会与个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个体的社会，无社会的个体，都是不可思议的。”个体与社会都不是静止的和设定的，而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与社会型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个体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涂尔干所说的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或结构功能主义者们眼中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无法感知但又必然存在着的秩序：“尽管单个人具有他全部的行动自由，但这个混乱地涌动着的人流中依然有一个隐蔽的、无法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秩序在发挥作用。”这种秩序就是型构。型构无处不在，在不同场域中各不相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变迁。这种看法不仅对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二重性”和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等理论影响巨大，而且直接激发了欧洲传播学学者的灵感。正如尼克·库尔德利等媒介化理论学者所说的那样：“正是在特定型构（互型）及更复杂的互型之互型的具体情形中，以及由这些互型所构成的‘互型秩序’的整体网络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中介化的技术过程对于社会世界可能的影响。”

现象学社会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很有启发意义。现象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舒茨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区分成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世界的构成要素；而他的学生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日常现实为社会世界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不过，舒茨似乎比伯格和卢克曼对媒介的理解更为深刻。他甚至认为，因为媒介的存在，所以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而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区别也不再那么明显，它们正在渐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顺着舒茨的思路，强调是交往、沟通和媒介将日常生活世界发展为社会世界，而前者也将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联结在一起，将社会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联结在一起。他们指出：“媒介在这些社会领域中起着双重的作用：第一，它们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符号资源来促进这些领域的分化；第二，它们通过维持跨领域的沟通来支撑这些领域的交叉。”

由此可见，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个体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尽管它们并不和谐。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完全是因为它们通过中介化的传播联结在一起。寻找个体与社会的关联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联，不仅关涉语言和交往，而且关涉媒介技术，尤其是越来越关涉不断快速发展的现代媒介技术，于是传播学应运而生。传播学并不关注现代社会本身，它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何以关联。这种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然而，正如传播理论的起点不在传播本身一样，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其答案也不在社会世界本身，而是必须从传播世界中寻找。当年哈罗德·英尼斯试图从传播的视角出发理解大英帝国经济史的逻辑，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不了解传播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要真正理解现代社会，就必须首先洞悉传播与媒介的问题。社会学与传播学都要到彼此的世界才能找到更好的对自身的理解。

库尔德利和赫普认为，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社会理论和对社会世界的日常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假如社会在本体意义上变为中介化的，情况将会怎样？”这是理解当代社会学变革的重要起点。而通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反观传播学。对个体与社会如何因媒介的中介化而联结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了不同的传播观，进而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范式。

（本文摘自《西方传播学名著导读》一书代序“传播学：学科起源、知识版图与发展趋势”）

内容简介

传播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扮演着联结者的角色，不了解传播，就无法理解人与社会。传播理论的体系庞大而驳杂，不仅历史起点晦暗，而且边界含混不清。与其挂一漏万地概括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结构，还不如在名家名著的星丛中感受和体验传播理论的脉络。

本书遴选了西方传播研究领域的35部经典著作，涵盖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英美文化研究等重要理论流派，通过导读的方式让读者全面感受传播理论开放的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

胡翼青，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新闻传播思想史专委会理事长、外国新闻史专委会副会长，江苏省新闻传播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学与研究的重点为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