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左相赵鼎的重用，已位至首参的孟庾，为何仕途急转直下？|孟庾|张浚|赵鼎

前言

在左相赵鼎的重用下，孟庾发挥所长，措置财用，同时作为执政之首，参理中枢。假以时日，已位至首参的孟庾，未尝没有拜相的希望。但此后孟庾的仕途却急转直下，原因是孟庾与新任右相张浚之间产生了龃龉。

孟庾与张浚的矛盾

张浚在建炎三年(1129)因平定苗、刘之变之功，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此后长年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四年(1134)三月，因损兵失地而被罢官落职。

张浚与赵鼎交情深厚，靖康之难后金人议立张邦昌，二人即曾一同“逃太学中，不书议状”。高宗即位后，二人又先后追随高宗小朝廷。建炎三年(1129)四月，张浚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被擢拔为知枢密院事，随后张浚向高宗引荐赵鼎，为赵鼎日后飞黄腾达奠下基础。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已经拜相的赵鼎投桃报李，推荐落职奉祠、福州居住的张浚，重新担任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1135)二月，赵鼎和张浚分别被拜为左、右相并兼枢密院都督诸路军马，此后二人分工合作，“浚出视师，以行府为名，而鼎居中总政，表里相应”。

张浚独断专行

张浚其人，行事跋扈，时常滥用便宜行事之权，其前次罢官即与此有关。此番拜相后，张浚并未收敛，反而更加锋芒毕露。张浚在开都督府后，“统兵往来江湖，号‘都督行府’权势甚盛，便宜行事，关送三省密院奉行，内外无敢违者”。

左相赵鼎与张浚是莫逆之交，起初尚能够不与其计较。而两位参政孟庾和沈与求，则很快不满张浚的行事风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最后因张浚变更营田政策一事而公开化。

南宋初期，因战乱频仍，江北淮南等地区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主之地众多，朝廷遂实行营田法，召集流民开垦荒田。对于流民开垦的荒田，朝廷一开始规定，十年内允许原地主识认。

随后又采用陈规的建议，满三年不欠官税者，允许充作已业。最后又下旨，三年之外原田主向朝廷申请的，给还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则听其指射荒田，以足原来数目。

此后，泰州知州邵彪向都督行府上言，认为朝廷前一道旨意有害力耕之人，而后一道旨意又有妨归业之户，并提出一套自己的新方案。

邵彪建议，若是流民耕种五年后，不欠朝廷田租，则允许将耕地视为自己产业；五年之外原田主归来识认的，则允许原主另外开垦荒田，听从其指射亩数，作为原田主产业；如果原主五年内归业，则令流民在规定时限内将田产交还原主，由原主偿付流民耕种所耗费的人工与物力钱。

南宋的营田政策，自绍兴元年以来已推行数年。邵彪从政策执行者的视角，总结利害，提出的这套优化方案，显然可行性更高。都督行府也以为“勘会所陈，委可施行”于是张浚径自“用便宜行之”随后“令关送尚书省指挥”。参知政事孟庾和沈与求在见到张浚的关文后，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宋代平行官府之间，相互往来文书用关，张浚以右相在外领都督行府，将文书关送尚书省并不算逾权，孟庾提领的总制司也有“应本司措置事务，依例进呈得旨，并关申尚书省”之权。

孟庾和沈与求不满之处在于，此次更改营田政策之事，作为中枢决策机构的三省、枢密院事先毫不知情，张浚以便宜之权自行处置了当，才关白三省和枢密院，中枢只能照本宣科。

且这种事已是屡见不鲜，张浚事无小大，“凡事干朝廷，则关三省、枢密院”。终于引得孟庾和沈与求忍无可忍，抱怨三省和枢密院沦为“奉行行府文书”的签字画押机构。

孟庾称疾求去

这样的言语不消说必会传入张浚耳中，而“为性忌嫉”的张浚也很快用行动做出了回应。绍兴五年(1135)五月十六日，参知政事、兼权枢密院事、提领措置财用孟庾进知枢密院事。

元丰改制以后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之间，枢密院不再设置枢密使，只以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正官。高宗即位后的八年时间里，除宰相兼任外，知枢密院事只除授过汪伯彦、赵鼎、张浚，三人此后均以知院拜相。孟庾以首参进授知枢密院事，释放出的政治信号不言而喻。

孟庾的这道任命，很快遭到了右相张浚的反对。张浚由于督师在外，事先并未知悉孟庾除授知院，随后张浚以此为由上奏高宗，认为“如此则臣不当在相位矣”高宗不得不“亲笔谕之”。

当朝右相既已如此表态，孟庾自然难以再安居其位，随后孟庾屡次上书，称疾求去，于是绍兴五年(1135)七月八日，知枢密院事、提领措置材用孟庾改任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结束了四年的执政生涯。

在这场孟庾与张浚的冲突中，左相赵鼎无从措手，最终选择了默许孟庾离任，以化解张浚的不满情绪。在高宗下达罢免孟庾的御笔后，赵鼎曾试图为孟庾争取更高的离任官职，以作弥补。在进呈时，赵鼎与高宗商议。

元丰改制后，“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六敕衔”南宋建立以后，除宗室、外戚、武将外，极少有大臣任使相，只有吕颐浩在建炎四年(1130)罢相后被授予“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的使相之衔。

虽然孟庾最终未被授以使相或节度使称号，但由此可以看出，孟庾与赵鼎在中枢的这段合作是融洽的。

日益边缘

罢任执政后，孟庾担任了一年的绍兴知府。到绍兴六年(1136)六月，孟庾请任宫观祠官，朝廷遂以其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两月之后，由于伪齐入侵，高宗听从张浚亲征建议，并依绍兴四年(1134)成例，于临安府设行宫留守司，以观文殿学士、新知绍兴府秦桧充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孟庾由于有过留守经历，也被任命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行宫同留守，二人“权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

秦桧和孟庾两位前宰执，被委以留守重任，并可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这让秦桧看到了重回中枢的希望。随后秦桧趁热打铁，上奏自称“陷敌累年，敌国诡计，稍知一二，贼豫狂谋，备见本末”请求“扈从銮辂，以备顾问”至于留守司职事。

秦桧称“孟庾有已试之效”言下之意可由孟庾一人担任。然而高宗直接下诏不许，秦桧只能与孟庾共理留守事务。但不久之后，宰相人事的变动，仍使秦桧迎来了重回中枢的机会。

自孟庾被张浚排挤出中枢以后，张浚和赵鼎的关系也开始逐步恶化。这源于二人行事作风上的差异与政策取向上的扞格，绍兴六年(1136)淮西之役战略指导的冲突，则导致了张浚与“赵鼎集团”的最终破裂。

赵鼎慎重求稳，主张以长江为防线，张浚则锐意进取，坚持在淮河一线御敌。最终高宗采纳了张浚的战略，宋军也在战场上大败伪齐军队，赵鼎遂不能安于相位。此后高宗又在张浚入见时，夸赞其“破敌之功，尽出右相之力”于是“赵鼎惶惧，复乞去”。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九日，赵鼎罢相，随后张浚独相。张浚由于秦桧曾在靖康之难中请求金人立赵氏为帝，对其印象颇佳，赵鼎则不以为然，认为“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

故而秦桧此前一直未被召用，此时赵鼎已去，张浚遂于同月引荐秦桧，“令行在所讲筵供职”回，行宫留守一职则由同留守孟庾接任。次年正月，张浚复置枢密使、副，以秦桧为枢密使。秦桧赴行在以后，孟庾成为正任行宫留守。此时朝廷百司多已跟随高宗前往行在，“所谓留守司，名存而已”。

孟庾虽不像前次留守行宫一样需要措置百司，但留守仍要“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榖、兵民之政”事务可谓繁重。但孟庾此次却未能妥善处理好留守司常程事务。

先是因孟庾严于管教，有军士以匿名飞书恐吓他，孟庾遂兴师动众盛兵自卫，以致招来非议。不久后，钱塘江入海口有渔火夜明，孟庾以为是敌寇逼近，大惊之下，连夜调度布置防务，以至临安府满城震恐，人情不安。

朝廷因此以孟庾举措失当，罢免了他的行宫留守，改以吕颐浩接任。在这两件事中，孟庾暴露出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无法冷静分析形势，以至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的缺陷。这也为日后孟庾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外放婺州

绍兴七年(1137)九月，孟庾被罢行宫留守半年后，朝堂人事出现大规模变动，此前闲置的孟庾也受到波及，被外放婺州，彻底远离政治中心。这一人事变动大潮，源于赵鼎的复相。

宰相张浚在该月因淮西兵变引咎去位，随后赵鼎被拜为左相兼枢密使。张浚在任相期间，为扩大自己的相党势力，对赵鼎否定“王氏新学”与北宋新党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并为遭受赵鼎相党打击的新学人士平反。

此时赵鼎重返相位，开始针锋相对地反正张浚的政策，“凡张公所为，一切更改”。体现在用人上，则是不复前次任相时“诸贤聚会，一时号小元祐矣”的气象，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引用洛学人士，被时人目为“赵鼎复相，植党亦急”。赵鼎甚至直接给高宗开列官员进退名单，高宗只能顺从赵鼎之意，将不为赵鼎所许的朝官纷纷外放。

孟庾就是在此期间外放婺州。孟庾此前在中枢与赵鼎合作良好，似乎不应受到牵连。但今时不同往日，孟庾因财政能力出色而为吕颐浩所提拔，是具有浓厚新党烙印的大臣。

赵鼎第一次拜相后能够留任中枢，既因孟庾彼时劳苦功高，深得高宗信任，又因彼时金人入侵，赵鼎需要团结人心，不便大动执政班底。更重要的是，赵鼎首次任相后，推行“是熙、丰，而非元祐”的财经政策，需要精通理财的孟庾为其筹措经费以支援军事。

而赵鼎二次拜相后，高宗对孟庾的恩眷已衰，赵鼎也“力行靖宁的培本固源政策”回，并开始大肆党同伐异，不属赵鼎一党的孟庾，自然遭到了疏远与打击。

再遭弹劾

孟庾外放婺州后不久，很快又遭到御史中丞常同的弹劾。常同是赵鼎集团头号干将。身为元祐党人常安民之子，常同对“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深恶痛绝。此前任殿中侍御史时，曾十个月内弹劾大臣八十人，所引罪名多为依附蔡京、王等人。

如弹劾参知政事席益“益本卢杞之奸邪，兼逢吉之险谲，初为王黼之客，后入蔡京之门”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洪拟“阿附王葡，在铨曹专任胥吏”显谟阁学士曾林“乃蔡京上客”吏部尚书胡松年“乃王翻客”刑部侍郎李与权“刀笔俗吏，倾事朱動”湖南转运副使李弼孺“趣操卑污，顷年尝认倡人李师师为姑，谄事朱動”时任宰相吕颐浩也被常同弹劾“循蔡京、王葡故辙”直接导致了吕颐浩的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