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前半部分：【史话】九一八导火索（上）：关玉衡把日本人劓鼻割耳、碎尸沉河
末了，羽入三郎还呼吁，希望给中村“报仇”。此后，日本军人纷纷走上街头，叫嚣要“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荣誉和生命线”。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一再通过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当局“强烈抗议”。东北当局据理力争、多次予以驳斥。
尽管东北当局反复解释说，兴安屯垦区自成立开始就谢绝一切外国人入内；但是，日方仍提出种种无理要求。9月8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以中村事件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报复行动”。而日本所谓的诚意，其中最重要就是要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军事间谍，到中国来搜集情报、被中国处死，不是罪有应得吗？竟然还要理直气壮地兴师问罪！真应了一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中村被中国军人杀掉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中村到兴安来收集军事情报，是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打前站的。当时，在兴安驻扎着一支骁勇善战、不为外界外人所知的部队，即兴安屯垦军。这支部队的编制相当于一个旅，下设三个边防团，第一团驻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第二团驻科右前旗葛根庙，第三团驻科右后旗镇国公府（即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发生地）。
日本想要占领东北，屯垦军会是最大的障碍；中村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刺探东北屯垦区的军事秘密。出发之前，中村和同僚片仓衷曾约定七月上旬到洮南地区会合，并说如果20天内没到、就是遇难了，要片仓衷去报告上级。
20天过去后，中村没有任何消息，片仓衷意识到中村凶多吉少，遂向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接到报告，日本人就开始派员在洮南、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查寻踪迹。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还专门把超级间谍川岛芳子从天津调来具体侦办此事。
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在洮南侦办案件时打听到大兴当铺收到了一块进口手表；她来到当铺，一眼认出这是日本产的“三道梁”。这种手表是精工社制造的，是日本天皇为陆军士官学校、宪兵学校和海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特制的，全部机件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质量特别好，日本市面上见不到，中国市面上更是不可能见到。
见到这块手表，川岛芳子顺藤摸瓜，查清表出自东北军兴安军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之手，于是就让人把李德保约到朝日旅馆，让旅馆老板对他说：“有一个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等着钱用，想贱价卖了。”
随后，川岛芳子假扮妓女给李德保看了“白货”，还说：“没现钱不要紧，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我急着用钱。”就此骗出李德保身上的手表当票。看到当票后，川岛芳子亮明身份，以手枪抵李德保头，逼其交代了中村从被抓到被秘密处决的经过。
原来，关玉衡等人审讯中村时，因为激烈反抗、中村腕上的手表被打飞，恰巧被送夜宵的李德保看到，他趁人不注意、将手表捡起据为己有。后来，他以为没事了，就将手表典当给了大兴当铺。
李德保交代完后，被川岛芳子以毒酒毒死。川岛芳子拿到当票、兑回中村的手表，交给土肥原；土肥原如获至宝，随即启程回东京，向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当面作了汇报。接下来，就有了日本陆军省1931年8月17日发表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
面对蛮不讲理、步步紧逼的日本，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迫不得已，就派了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领一团宪兵，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关玉衡。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养病，荣臻代理其职。荣臻名为“拿办”，实际是把关玉衡接到沈阳，保护了起来。
9月16日，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9月18日下午，荣臻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谈判时，拿出了中村间谍活动的罪证。林久治郎看到后满头大汗，但仍然狡辩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这句话被荣臻硬邦邦地怼了回去：“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接下来，林久治郎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临走，还不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恐吓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其时，林久治郎提出了四项条件：
-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对此给予的答复是“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是夜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悍然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次日，沈阳沦陷。9月20日，关玉衡化装后逃亡至北平。没来得及逃亡的家人，遭受了日军惨无人道的迫害。关玉衡得知消息后，立志抗战到底。到北京后不久，他辞去军职，去上海参加朱庆澜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积极为抗日一线的义勇军筹措粮饷。
1932年6月，关玉衡潜回东北、化名郭尔佳（寓意有国才有家），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多次重创日军和伪军，威震敌胆。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5年7月6日、授意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此后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的部队被遣散。
此后，关玉衡来到北平，不料竟遭到何应钦等亲日分子的指责，说他处死中村“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对他逮捕法办。
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述，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
一直到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说，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理由而已。
1935年9月，张学良到达西安，东北流亡在各地的爱国志士也随之前往。翌年初，关玉衡到西安见到了张学良，被委任为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西安事变”后，关玉衡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关玉衡曾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还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1939年，关玉衡遭到反共势力排挤后，去新疆盛世才手下任职；后来因盛世才反共，被逮捕入狱。
解放后，关玉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与家人团聚，在黑龙江宁安县博物馆工作，并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1953年，关玉衡（满族）参加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会见中，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玉衡激动万分，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的阳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1965年11月，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前文中的陆鸿勋，后来投降了日军，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的儿子到东北寻找父亲的遗骨，发现陆鸿勋系“中村事件”当事人。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逮捕。
在多次审讯、严刑拷打之下，陆供出中村震太郎等人被处决的详情。随即，日伪各大报均在头版大字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被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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