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说：若不是博古两道命令，1945年接收上海的就是我张爱萍了|1945年|上海市|博古

在1937年夏，毛主席亲自指派张爱萍前往上海展开游击战，显示出高超的战略眼光。张爱萍在与中共江浙省委书记刘晓会合后，迅速组织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借助上海郊区的难民与地形优势，面对初期缺乏战斗力的队伍，他意识到必须从理论转向实践，针对特定环境设计战术。随着形势的变化，命令接连而至，张爱萍不得不离开新组建的游击队，心中充满遗憾。那么，张爱萍的游击战究竟能否成功，改变上海的命运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生于1910年1月9日，来自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5年春，他进入达县中学，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26年4月，张端绪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

随着他的视野逐渐开阔，这位年轻人渴望外出闯荡，并以“爱萍”作为新名，表达他坚定离家的决心。其中，“萍”字不仅象征漂泊不定的浮萍，也隐喻着青萍——即宝剑，代表他斩断不公的决心。

1929年6月，张爱萍离开家乡，奔赴上海，12月加入红十四军。这标志着他朝着心中梦想迈出了重要一步。1930年底，他被派往中央苏区从事共青团工作，并参与多次反“围剿”的斗争。

在1936年夏的一天，张爱萍指挥着部队向瓦窑堡进发，准备在此稍作休整。当他们刚翻过一个山头时，当地的村民急匆匆地赶来，神情焦急地报告：“青阳岔县的政府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袭击，财物被抢还有人被抓走！请共产党为我们出气啊！

张爱萍刚刚带领部队取得了一场胜利，心中难免被群众的苦楚激起愤怒。他的战士们纷纷附和：“张政委，咱们必须去，不能让老百姓受委屈！”张爱萍思索片刻，毅然决然地点头：“出发！我们要给敌人一个教训！

骑兵部队向敌军所在的方向迅速出发，然而一路追击，却始终未能见到敌人的踪影。直到下午一点钟，张爱萍感到事情不对，严肃地说：“停止追击，情况有些异常，怎么可能追了这么久都看不见敌人？

正在返回的途中，他们再次遇到了那位报告的村民。村民泪流满面地呼喊：“首长，求您为我们报仇，绝不能放过他们！”这时，有战士看到村民如此悲伤，心中感到不安，便提议：“政委，我们再往前追追，或许敌人就在前面！”

在战士们的请求下，张爱萍终于决定继续追击。经过三十多里的苦追，他们终于接近了敌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张爱萍的部队不仅歼灭了部分敌军，还俘获了四十多名敌兵。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归途中，他们遭遇了敌军的埋伏，损失惨重，甚至连张爱萍也负了伤。当他回到瓦窑堡时，心中充满懊悔，想着部队不该承受这样的损失，心中难免愧疚，想象着见到毛主席时该如何面对。

正当他沉浸在懊恼中，一名战士突然前来汇报：“张政委，主席让您过去一趟。”张爱萍心中一紧，急忙问：“主席找我有何事？”战士摇了摇头，只说：“主席没说，您去就知道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张爱萍来到了毛主席的窑洞。见到张爱萍，毛主席关切地问：“爱萍，怎么愁眉苦脸的？”张爱萍尴尬地点头，嘴里却不知该如何回答。毛主席继续说道：“听说你最近在想‘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原来张爱萍刚回到瓦窑堡时，有人对他调侃道：“你以前不是总是打胜仗吗？这次怎么会失败呢？”

张爱萍当时只是气愤地回应：“这又有什么呢，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没想到这句话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连忙解释：“主席，我那只是气话，

毛主席皱眉，语气变得严肃：“你确定只是气话吗？我觉得你似乎没有真正反思。”张爱萍意识到毛主席可能误解了，立刻说：“不是的，组织对我的处分我已经接受，也已经在反思自己的失误。

或许意识到语气过于严厉，毛主席让张爱萍坐下，语气缓和了许多：“你过去打仗有自己的方法，每次都能取得胜利，为什么这次会失败呢？你需要好好总结，找到原因。胜败固然正常，但作为指挥员，你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这样怎么能赢得士兵们的信服呢？”

毛主席的话虽直白，却透着关切，让张爱萍的心中感到温暖。最后，毛主席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要求？”经过思考，张爱萍回答：“我想去红军大学学习一段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

毛主席听后，面露欣慰之色，点头称赞：“很好，作为指战员，智勇双全是必要的，去学习也是好的。”接着，毛主席便为张爱萍写了一封介绍信。手握着毛主席的介绍信，张爱萍缓步离开窑洞，仰望蔚蓝的天空，几日来的懊恼一扫而空，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与斗志。

在1937年，张爱萍正担任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教员。此时毛主席将他派往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开展地下工作。起初张爱萍并不情愿，因为他早已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参加前线的战斗部队，命运似乎总是与他作对，他留在抗大当了教员，此次调任让他心中充满不满。

在接受任命前，毛主席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调了上海的重要性：“一旦上海失守，南京也将不保。你们必须组织流亡的难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他指出，张爱萍曾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因此他肩负的任务极为重要。经过思考，张爱萍意识到主席的决策经过深思熟虑，便立刻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张爱萍很快意识到，日军一旦占领上海，必将在周边农村开展游击战。为了提前做好准备，他决定开设游击短训班，利用白天主持省委军委工作，晚上则在培训班传授游击战术。学员们对他的教导反应良好。然而，在课堂上，有学员提出疑问：“老师，您讲的游击战术主要是在山地进行的，但上海地处平原，您的方法能用吗？”这让张爱萍一时语塞，因为他尚未研究过平原地带的游击战。

课后，张爱萍与省委军委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番深入讨论，经过几天的研究，他们得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他们发现，农村地域广阔，村镇相连，日军只能控制部分地区。张爱萍提出可以在适合的村庄中秘密组织游击队，采取“白天分散、夜晚集中”的战术，借此扰乱敌人，让他们在紧张的战斗中无法安宁。

不久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张爱萍和江浙省委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迅速撤往郊区，准备开展游击战。就在此时，他接到博古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前往南京，接受新任务并准备去浙江工作。由于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指令，他们不得不遵从，张爱萍、吴忠超和陈家康三人迅速启程。

到达南京后，张爱萍惊讶于城内的混乱景象，尽管日军尚未进入，城里却已弥漫着硝烟和激烈的枪战声，国民党军正在溃逃。在这绝望的局面中，张爱萍感到气馁，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他意外发现国军撤退时遗弃了大量武器和弹药。

顿时他眼前一亮，正愁缺乏武器的他，看到这些装备心中燃起了希望。“不去浙江了！”张爱萍决定立即改变计划，开始构思战术，并指派陈家康前往武汉向中共代表团报告，告知他们在南京准备组织游击战。

没过多久，陈家康就打来电话，传达博古的命令：“立即撤到武汉。”张爱萍感到惋惜，明明收集到如此多武器，却无法运用，但他也意识到，中央代表团派他们去武汉必定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离开之前，他回望着曾经繁华的南京，满目疮痍的城市令他心中感慨万千。

12月24日，张爱萍抵达武汉，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担任总指挥部参谋，展开统战工作。此时，上海已经彻底沦陷，日军的炮火将这座城市化为废墟，这一局面也为国民党军后来的迅速接收埋下了伏笔。

1945年，当国民党军接收上海时，张爱萍正指挥淮北的战斗，他听闻这个消息后，心中无比痛心：“如果不是博古下的两道金牌令，接收上海的就会是我们！”

张爱萍于1946年初因头部受伤被送往苏联进行治疗，直到1948年底才回到祖国。1949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时，刘伯承特意点名让他担任司令员。虽然面对这个全新的军种，张爱萍对海军并不熟悉，但他却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意愿，这种态度为他后来的海战指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初，随着粟裕被调任副总长，张震也进入总参工作，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职位随之空缺。在这一背景下，司令员陈毅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央决定调许世友担任副司令员，而张爱萍则担任参谋长。两位性格鲜明的上将就此相遇，形成了独特的工作组合。

1954年8月，华东军区部队接连解放东矶列岛、头门山、田岙和雀儿岙等岛屿后，中央决定向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的指挥中心发起进攻，于是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负责指挥这一行动的正是张爱萍。

在夺岛的战术上，军区内部意见分歧颇多。张爱萍认为，国民党在浙东的核心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则是通往大陈岛的门户，因此可以先攻占一江山岛，以此作为进一步进攻的跳板，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国民党海军实力较强，应该逐步夺取一些小岛再进攻重要目标。

在会议上，许世友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他希望能一次性集中力量对大陈岛发起总攻，这种冒险的策略最终被毛主席否决。军区为了确定最佳方案，反复召开作战会议，许世友对此仍不甘心，一度爆粗口表达不满，声称大陈岛仅有两万敌人，他可以轻松击败，张爱萍深知海战与陆战的不同，因此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主张先攻占一江山岛，并在会上对许世友的计划提出反驳。

张爱萍的反对并非出于对抗，而是基于对战局的深刻理解。他与张震共同反复修改，最终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并认为应该趁部队士气高昂、外部势力无暇插手时迅速发起一江山岛的战役。否则，一旦美国等外部力量介入，局势将变得复杂。然而，许世友对这一提议并不买账，认为尚未准备充分，决定延迟作战。

张震在回忆录中提到，许世友向总参汇报时表示当前情况不宜进攻，张爱萍对此感到非常不解，愤怒之下直接给分管作战的陈赓打电话，详细说明前线情况，陈赓承诺帮他向上级汇报。

等待命令的过程中，张爱萍还专程跑到南京军事学院向刘伯承倾诉苦恼，刘帅给予他安慰，建议他做好自己的工作。最终军委采纳了张爱萍的作战方案。1955年1月，经过精心策划的战役仅用不到一天便取得了胜利，一江山岛成功解放。

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可谓是奋斗的两个三十年，深刻而辉煌。以1956年为分水岭，他的前半生专注于军事斗争和作战，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与战场锤炼，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进入后半生，张将军则投身于国防科技领域，亲自参与和指挥了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发与发射，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科技进步，也让世界为之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