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杜聿明，一脸质疑：你还活着？|功德林|戴笠|杜聿明|沈醉

前言

一提到“军统”，人们马上就想起了“间谍”、“杀人狂魔”等词语。沈醉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军官，是军统头子戴笠的手下。他，用一个恰当地比喻，就像是封建王朝东厂、西厂一类的鹰犬。沈醉是戴笠为数不多，且信任有加的爱将，而杜聿明与戴笠的私交甚好。有了这层关系，两人在解放后，一度互帮互助了20多年。

图|杜聿明

这期间，杜聿明与沈醉讲述了，他自己是如何从一个“誓死效忠”蒋介石的顽固分子，逐渐转变为一个“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人民”积极分子的。解放后1957年，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隔多年再一次见到杜聿明，他一脸质疑，因为他从一本“人名字典”里已经确定杜聿明死了，并且他的死因、过程等都有详细地记录。一时间，沈醉不敢相信地问道：“你还活着？”

昔日的往来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军统、中美所，在昆明黑林铺仓库中，储存有大批美式武器装备。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把这些美式武器运送到东南地区的国军手中，加速强化武器装备，以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夺取胜利果实，这样一来，便能抢在新四军的前头霸占上海、南京、杭州等地。

可运送装备，需要大量的交通工具。而那个时候，中美所的2000多辆十轮大卡车都在运物资到东南、西北等地，没有多余的汽车可以用。此时此刻，负责此项任务的戴笠，急得团团转，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杜聿明。当时，杜聿明统率的机械化部队，开的都是美英法等国的汽车。于是，戴笠赶紧写信让沈醉给杜聿明送去，杜聿明见到信后，马上答应尽一切可能帮助运输。就这样，沈醉和杜聿明的第一次见面了。

图|戴笠和中美所部分人员的合影

第二次见面是在抗战结束后，沈醉出于礼节，去北平中央医院看望养病的杜聿明。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很熟。只因戴笠这个中间人，才不得不去客套一番、维系一下感情。

而第三次见面是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当沈醉见到杜聿明时，他着实吓了一跳。因为在重庆的时候，他看到1951年编的“人民字典”，在杜聿明的名字下面，写着他在淮海战役失败突围时，下令施放毒气，被俘后，因全体战士请求而被枪决了。

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杜聿明被俘后，急着“杀身成仁”，是解放军的医务人员救活了他。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轻取云南的统治权。很快，蒋介石就把他升为了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蒋介石对这个忠心耿耿的学生是十分信任的。最后，蒋介石把自己的底牌（七个兵团、三十个军的八十多万精锐部队，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团队），号称百万大军交给了杜聿明。

图|杜聿明被俘虏

蒋介石希望杜聿明能在“徐蚌会战”中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可杜聿明率部抵抗了60多天后，最终被解放军在张老庄俘虏了。在被解放军战士包围的时候，杜聿明掏出手枪，准备自杀，是他的副官夺下了手枪。等到盘问核查时，杜聿明一开始狡辩，见身份暴露后，他抓起了一块大石头朝头上猛砸，头破血流昏死了过去，还好医务人员抢救得及时，这才挽回了他的一条性命。

那沈醉又是如何被关进重庆监狱，后来转到功德林呢？1949年，沈醉在云南省任军统云南站的站长，10月上旬，云南省驻军首领卢汉将军，在毛主席的感召下，国民党将领程潜和陈明仁湖南和平起义影响下，卢汉也在云南昆明宣布和平起义。当时，卢汉把蒋介石派来阻止起义的一个嫡系亲信张群抓了起来，卢汉利用张群的名义给沈醉发了电报，让他来开会。沈醉所属的军统是归蒋介石直接管理，地方上的卢汉是无权管他的。现在是张群下发的命令，沈醉不能不听。尔后，他思虑再三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图|卢汉（中）

后来，经过卢汉的指点迷津，沈醉也明白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大势已去，日薄西山了。所以，12月10日，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不曾想，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国民党将领，签了起义通电的情况下，竟然反水了。有了这个例子，卢汉就把沈醉软禁起来了。解放云南后，沈醉被当成了战俘，辗转送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实际上，沈醉的确是起义将领。只不过中间插播了一个小插曲，才导致他变成了战俘。

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相关部门调查核实，沈醉在卢汉将军的起义通电签了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

图|沈醉

他的身份得以“平反”，自此，他开始以“新”身份，享受副部级待遇，还连任了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杜聿明一心求死，到慢慢地转变

沈醉第一次见到杜聿明的时候，杜聿明正躺在一个有半个床铺那么大的石膏模内。初到功德林，沈醉不敢贸然开口，他心里嘀咕着：在功德林都是军长以上的战犯，把这些人集中到这里，将来如何处置呢？那个石膏模会不会是管理所的人员故意折磨杜聿明的？

沈醉越想越心慌。之后，杜聿明告诉他，那个石膏模型是政府特意为他制作用来治疗他的脊椎炎的。沈醉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图|功德林旧景

很快，战犯们有了安排，开始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沈醉便参加了缝纫组，由杜聿明任组长。期间，杜聿明和沈醉讲起，最初他被俘虏，抓进功德林是如何一心求死，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改造的。

杜聿明被抓，两次自杀未遂，他就想着早一点病死。他自己知道的病就有3种，比如说，肺结核、肾结核以及胃溃疡，为了不被发现，他从不主动看病。可军医还是一次次为他检查身体，发现病症，及时治疗。

可杜聿明一点儿也不感激，反而很反感。他觉得自己慢性自杀的计策被遏制了，他认为等他病情好了，共产党肯定会使用更残酷的手段对付他的。杜聿明没有忘记过去国民党抓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翟秋白、方志敏等之后，也是先客气几天，接着就提出了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必须马上表态，在得到答复“不投降”的时候，立即就地处决。

图|方志敏

杜聿明觉得共产党一定会这样对付他的，在他的3种病还没治好时，他又检查出第4种病，脊椎结核。管理所人员不仅给他另起小灶做病号饭，每天还给他送一磅牛奶。即便如此，杜聿明的决心还是没有动摇，他一直在等待被问及“投降不投降”，可数年过去了，他发现共产党压根儿没有这么想过。

日久天长，杜聿明感受到的只是共产党以人道主义在对待犯人。从来没有人侮辱过他，不要说打骂，就连一句讥讽的话也没有听到过。这不但对他一个人，而且对其他的犯人也是一样。这样一来，杜聿明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敌对的心理，慢慢地转变了。

杜聿明很清楚地记得，当初淮海战役，他被解放军四面包围时，毛主席曾给他写过一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只看了一个标题，内容一个字都没有看，直接踢得远远的。后来，被特赦后的沈醉带着女儿去拜访杜聿明。

图|杜聿明

当时，沈美娟正在读初中，读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所以她一见到杜聿明就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杜聿明也说过，他过去最不听主席的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8年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让体力好的人去农场劳动一个时期。毕竟有些国民党高级军官不分五谷，不知农民种庄稼的艰辛。这次恰好可以去“见识一下”。管理所人员也说了，身体不好的，可以不用去，这种情况下，杜聿明身患数种疾病，完全有理由不去的，可他坚持己见。要跟着大家一起干活，重活干不了就干轻活，这种态度为他59年第一批被特赦做了铺垫。

就这样，沈醉和杜聿明一起被派到了干部劳动农场。一到目的地，沈醉傻眼了，农场是一排平房，不仅没有铁栅栏，甚至连个像样的大门也没有。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一百多名战犯中，可谓是“卧虎藏龙”，个个一身本事，尤其是特务中还有与沈醉一样的功夫高手。

图|沈醉（左一）

说起沈醉这样的特务，没点儿真功夫如何服人？据沈醉回忆说：

1964年夏天，我因公乘火车外出，在火车上，有一个小偷居然敢偷到我的头上来……那个小偷把我的钱包丢在地下不肯认错，并企图逃走。因为我会按穴位，用手指在他的身背后一按，那个小偷就倒在车厢里叫喊……

而这些人之中，有不少人在被抓之前都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沈醉心想：难道共产党不怕我们逃走吗？令沈醉感到惊讶的是，在那样一个半自由的环境下，不仅没有一个想逃跑的，连一个违反自己定下的规定的人都没有。共产党以理服人，带头做事。沈醉和杜聿明半天学习，半天劳作，处处受到关怀。如果是不知情的农民，根本不知道沈醉和杜聿明等人是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

图|杜聿明（前右一）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名单中，第一名便是杜聿明。1960年12月28日，第二次特赦战犯时，沈醉被特赦了。特赦人员完全自由了，他们各自规划未来生活，有的回老家与家人团聚，有的前往另一个城市与儿子生活。沈醉留了下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沈醉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主要负责续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编写历史提供宝贵的素材。而沈醉上班的第一天，便见到了已经工作起来游刃有余的杜聿明了。

1961年，杜聿明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文章称赞有加。为此，杜聿明感到很高兴，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用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记述自己的许多亲身经历。当国民党蒋介石知道杜聿明被重用后，他气急败坏地大骂，杜聿明是个叛徒。杜聿明也没有反驳，也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投降的是人民，不丢人。”

而沈醉就显得不专业了。他只要事先考虑好了，心中有一点点准备，便坐下来一边想一边写，从来不起草稿，所以一天能写上七、八千字。对于沈醉这种“快工出粗活”的做法，杜聿明没少批评他。由于写得快，所以沈醉经常写错字，或者写得丢三落四。而杜聿明写的文章，沈醉却很难挑出毛病来。

图|杜聿明（右三）

杜聿明比沈醉大10岁，沈醉开始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哥哥一样，后来沈醉就把杜聿明当成老师了。沈醉自18岁后就没有读过书了，也养成了一些工作马虎的习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那段时间里，在工作和学习上，杜聿明没少为沈醉指点迷津。有一次，杜聿明半开玩笑地说：“你如果叫我一声老师，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

沈醉想也没想，直接脱口而出：“杜老师。”

杜聿明笑着说：“这是开玩笑的话，你怎么当真起来，我有什么条件够当别人的老师呢？”实际上，杜聿明早把沈醉当成学生和弟弟一样看待了。

参观毛主席旧居

1973年5月8日，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参观韶山毛主席同志的旧居，陈列馆长吴大为接待了一行人，并为他们做讲解。据吴大为回忆说：

我亲眼看见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的种种兴奋、种种尴尬。

图|宋希濂

当他们从抗战图片室走出来后，等要进入解放图片室时，宋希濂表示不想进入。杜聿明开导他说：解放战场上，我们失败了，被俘虏了。傅作义先生说，我们打败仗有功，如果打了胜仗，把部队拖到台湾，那么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了。

就这样，一行人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看了一个多小时，出来后兴奋不已，不约而同地说“毛主席是战神”。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形容毛主席用兵如神，一点儿都不为过。

图|毛泽东同志故居

沈醉于1991年秋天再次来韶山。在韶山他还抄录了1964年自己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诗的内容如下：

半生作恶为封侯，

今日归来愧更羞。

堪慰家乡诸父老，

当年逆子一回头。

沈醉后半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过往，即便重新被判定为起义英雄，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他总是这样说：

“我在旧社会里混了几十年，好事坏事看得很多。在旧社会，我干了很多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啊！”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于凌晨去世，沈醉得到消息后，热泪盈眶，难过得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之后，杜聿明的追悼会，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仪式。期间，萧克将军念了悼词，悼词是这样写的：“二十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

作为一个过去与共产党和人民作对的人，一旦有了认识，决定投靠人民，人民便既往不咎。生前死后，都给他应有的荣誉。这一点只有共产党做到了。

图|沈醉晚年

杜聿明临死之前，他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祖国统一的文章。他曾希望沈醉替自己代笔，可沈醉却劝他好好养病。为此，杜聿明还发了一顿脾气，他厉声说道：“我急于想要写的是有关于祖国统一的问题，你不代我写，还要劝我不写。”杜聿明热爱祖国，忠于祖国，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沈醉。沈醉也常常见到杜聿明一个人靠着窗户流眼泪，他是多么希望祖国能够统一啊！

可惜，那次沈醉有事离开了，并没有替杜聿明代笔。等他再一次见到杜聿明的时候，杜聿明已经很难开口说话了，沈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杜聿明带着这个遗憾走了。据沈醉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