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党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是我党与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认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地位。三年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再一次加强巩固。

虽然这两次会议看上去衔接得非常好，但实际上，中间却遭遇了不少波折，制造这些波折的人正是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曾提到，王明回国后的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他意见不同的自己其实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毛主席与王明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观点分歧？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扭转局面，确立了领导地位呢？

身处沟通要道，王明以权谋私

1921年7月，我党正式创建。建立初期，国内没有任何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所以就依赖共产国际在政治与物资方面的帮助。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我党得以迅速成长，但这样的工作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不一样，共产国际对我国革命的指导自然也就会出现误差。

由于当时信息技术并不是非常发达，共产国际向我党与我军提出指导意见就非常困难。为了方便彼此的沟通与交流，我党驻共产国际办事处这一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而王明正好是办事处的主席。他虽然年龄不大，却深得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重用，因此长期在办事处掌权。

虽然人远在苏联，但王明却通过博古和李德牢牢把握着国内的政局。身处在共产国际与我党的沟通要道上，王明显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利益观念，以权谋私，试图在中国革命上实行他的冒险主义。

会议表达批评，观点迥然不同

1937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我党的工作问题。由于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国际担心我党不能适应，决定派出一支队伍回国协助，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正是王明。11月底，他们几人顺利到达延安，并在10天后就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上，王明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主要内容都在批评洛川会议以来，我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许多正确的观点与政策。他提出的问题都是我党在革命与战争中验证过的，显然都属于无稽之谈，但王明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发言是在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出于共产国际在我党内的威望，许多人便选择拥护王明的主张与观点。

随后两天的会议上，毛主席也做了两次发言，坚持洛川会议以来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全部都是正确的。之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表达了对毛主席观点的支持。然而13日会议通过的工作报告决议中却写道，王明与其带领了队伍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交给他们的任务，王明本人还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赶赴武汉工作。

釜底抽薪，打破王明幻想

毛主席深知，王明所有观点的来源都只是理论，其实自己毫无工作经验。如果任由他这么指导下去，我党的工作必然会失败，于是便决定使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扭转形式。恰好此时，几位我党干部要去苏联养病，毛主席就将揭露王明不正确行为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那段时间里，国内掀起了一段狂热的“王明崇拜”，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他的照片。但当这几位干部踏入我党驻共和国际办事处大厦时发现，这里悬挂的照片并不是王明，而是毛主席，这让他们非常欣慰。随后他们多次会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详细讲述了王明带领的队伍在国内的行为。

西安事变后，当王明提出要枪决蒋介石时，斯大林就已经产生了不满，了解了更多他的不正确行径后，他对王明好感全无。1938年，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要回国了。在他走之前，季米特洛夫特意叮嘱他说，回去后要让我党跟随毛主席同志的领导，也让王明不要再与毛主席争执了。

结语：

知道自己在苏联已经完全失去靠山后，王明的行为也收敛了不多，还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学习与赞扬毛主席的讲话。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确认、巩固毛主席领导地位的过程略有波折，但好在最后结果没有什么意外。毛主席与王明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一位在革命中经历了具体抗争，磨炼出来的杰出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