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这个惊天大阴谋如果得逞，中华民族危矣！|中华民族|何应钦|孔祥熙|深度|石原莞尔|陈布雷|高宗武

作者：马驽

1938年3月27日晚上，香港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的阳台上，坐着5个男人。他们的名字依次是“太郎”、“次郎”、“三郎”、“四郎”和“五郎”。他们并不是兄弟，排序也不是按年龄大小，甚至不全是日本人。

5个男人中，有3个日本人。他们分别是：“太郎”西义显，时任南满铁路局（简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三郎”伊藤芳男，满铁办事员；“五郎”松本重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另外两个人是中国外交官。“次郎”叫董道宁，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另一位即是“四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五个人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低声讨论着一件惊天大事。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即将撬动多少大人物的命运！

一、董道宁去日本

五个人谈论的焦点，是“次郎”董道宁口袋里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所写，收信人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副院长张群。

为何一个日本军官会给激烈交战中的中国军政要员写信？这要从董道宁2月份秘密去日本说起。董道宁出生宁波，在日本长大和求学，说得一口标准的日语，大家称他为“日华人”。1938年年初的一天，他在上海与西义显相遇。别看西义显职位不高，他深得满铁副总裁松冈洋佑信任，而松冈洋佑与首相近卫文麿关系密切，后来还出任过近卫内阁的外交部长。

——这根线，开始串起来了。

西义显怂恿董道宁：“你作为交战国的外交官，既然秘密到上海会见了敌国的大使，就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董道宁本有与日本联络之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冒险去日本。之所以说是冒险，是因为他作为在职外交官，此行没有得到上级授权和批准。

当时日军正在中国大地上，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进行疯狂进攻和屠杀，为何会接待一个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呢？

在日本内部，对于侵略的方向和节奏上，存在不同派别。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强硬主张对中国“膺惩”（他们很喜欢使用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也有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扩大。其中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掌握实权）多田骏、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等，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成员。

日本缺乏战略家，而石原莞尔是日本罕有的战略家，他是“不扩大派”的理论家和主心骨。但不要以为他是爱好和平。事实上，石原正是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人和发动者。他反对七七事变后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是觉得日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北面的苏联。

后来石原被排挤出日本军部核心位子，他一手提拔的影佐祯昭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

董道宁的到来，无疑使“不扩大派”很兴奋。影佐回忆：“我对于单枪匹马来到敌国日本的董（道宁）氏的热情和勇气很是感动。”影佐对董道宁说：“今日（再）追究中日事变的责任，等于算着死去的儿子年龄。”

经过几轮交谈，他们认为实现中日和平有希望。为了表达日本方面的诚意，影佐决定给中国方面写一封信。但他作为一名佐级军官，直接写给蒋介石显得突兀，于是收信人定为影佐的士官学校同学——何应钦和张群。

影佐来信大意为：董道宁先生来日，传达中国和平诚意。只要双方能捐弃过去的一切，诚心诚意相对，中日可望言归于好。希望两国派人继续交流。

信末，影佐郑重签署上自己的军衔——“影佐大佐”——表明这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二、“次郎”的信

在东京访问十来天后，董道宁启程归国。陪伴他的，除了西义显，还有满铁一个办事员伊藤芳男。伊藤是一个日本浪人式的人物，职位不高，能量不小，很会办事，西义显拉他进来，在办理出入境手续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开往大连的“乌苏里江号”轮船上，三人约定，以参加“和平工作”的先后次序结为兄弟，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伊藤为三郎。

董道宁和伊藤回到上海，见到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伊藤提议：“我和西义显、董道宁三人结为盟友了，还可以用在密码电报中。”松本重治对高宗武道：“你如果不反对，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么样？”高宗武与松本关系一向很好，这时笑着答应：“四郎也行，假如你是五郎的话。”松本进一步说：“把影佐当作六郎吧，我就缺席指定（他）了。”

月底，五人来到香港，出现了文章开头浅水湾五人相会的场景。

几人沟通了一番中日形势，认为：虽然1937年底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近卫内阁发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但两国内部，都存在一股和平的力量，日本方面是参谋本部，中国方面是“低调俱乐部”。

当下的任务，是将影佐的信带去战时首都武汉。董道宁性格单刀直入，说他回去亲手交给何应钦和张群。高宗武反对，说先交给周佛海看，商量后再定。董、高二人意见出现对立。从职务上看，高宗武是上级，从年龄上看，高宗武要小十岁，董更资深。最后松本调解说：“我认为利用影佐的信件直接说服蒋介石为上策，还是和周佛海商量一下，因为他可以直接和蒋介石等首脑进言。”

会后，董道宁和高宗武飞回汉口。松本因通讯社工作繁忙，后来把犬养健介绍给高宗武，参加进了“和平运动”。这个犬养健不是一般人，他是日本国会议员，他的父亲犬养毅，曾是日本首相。

三、蒋介石的条件

“太郎”西义显徘徊在香港，焦急地等待着高宗武和董道宁的回音。还好，没让他久等。半个多月后，4月16日，董道宁出现在西义显的房间里。他们正举杯相庆时，高宗武接踵而至。

三个人很高兴。董道宁私自出访敌国，没有被追责，反而得到肯定。为了活动方便，董道宁的外交部科长职务、高宗武的亚洲司长的职务，都免去了，可以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名义，自由与日本联络。

三人再次举杯庆贺时，高宗武突然说：“我有特别重要的话告诉西义显先生，董道宁你回避一下。”董道宁闻言，尴尬地放下酒杯，悻悻退出。

高宗武此举，除了故意为难董道宁外，他说的每一句话，确实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高宗武郑重其事地对西义显说：以下内容，是蒋介石亲口告诉我的，没有文字记录，请你原原本本向日本当局转达。

高宗武的话，概括大意如下：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非常感动。影佐此举，无疑将武士的生命交予敌手，说明影佐对中日和平具有足够的诚意和勇气。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一是东北四省，二是内蒙，三是河北、察哈尔。一和二，可以留待他日协商，三则须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主权和行政完整，日本必须尊重。如果日本同意上述意见，可先行停战，然后进行详细谈判。

西义显带着蒋介石的条件，兴冲冲地回到日本。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当头一瓢冷水。当时的形势，日军正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徐州，以报台儿庄一箭之仇。强硬派气焰高涨，哪里会同意停战、“和平”？

就连影佐也不敢表态支持和谈。西义显回忆：在参谋次长室举行的会议上，“我拼尽全力地热情讲演，但是，本应为‘事变不扩大派’总帅的多田中将，还有以军阀内部的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少将，都像大佛一样沉默，均缄其口不发一言。”

四、“高宗武路线”出炉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并没有达到合围李宗仁第五战区主力的目标，近卫内阁乘机排除了强硬派杉山陆相和梅津次长，“不扩大派”又有了发言权。

重新活跃的西义显和伊藤再次来到香港，会见了高宗武。西义显劝说高宗武：“你到东京去，与影佐直接联系，可以使影佐一派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伊藤在一旁添油加醋：“和平重于一切！”

高宗武匆匆返回武汉，跟周佛海商量。据后来汪伪集团骨干、当时任军委会秘书处长的罗君强回忆：“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妥慎迎接……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

罗君强还因高宗武一事遭受无妄之灾。罗君强一直为高宗武代领代汇活动经费每月6000元（当时约合2000美元），有一天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孔兼总裁）看到给高宗武的汇款单，大为生气，当面向蒋介石质问：“你给高宗武发经费，为什么不让我这个行政院长知道？”蒋介石拿出一贯手法，矢口否认。一转身向罗君强发怒：“这样的小事，为何弄得中央银行个个都知道？”罗君强委屈地回忆：“我哪里会晓得孔祥熙既是堂堂行政院长，又是蒋介石连襟之亲，蒋怎么会向他隐瞒呢？”

高宗武回到武汉，纠结去日本一事，非常重大，不敢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这时对于高宗武要不要再去香港主持“日本研究所”，心存顾虑。既不表示让他再去，也不说不必再去。高宗武被“闲置”在汉口德明饭店，每日如坐针毡。

周佛海极力支持高宗武去日本。他对高宗武说：“蒋（介石）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你只有快走。这件事外面知道得多了，你要负责。好事成功，大家高兴，万一不顺手，老头子（蒋介石）会为你负责吗？”

几天后，高宗武再次飞香港。周佛海在1938年6月5日日记中记载：“晚，武兄（高宗武）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看来周佛海的预感很灵。高宗武此去，走上了一条与虎谋皮的不归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内地。

周佛海日记中的“奉命”，是奉谁之命呢？既不是蒋，也不是汪，而是陈布雷背着蒋介石作的决定。陈布雷本是“低调俱乐部”一员，又与周佛海要好，这时伸手推了高宗武一把。罗君强回忆：“周佛海和陶希圣怂恿汪精卫密商之于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经费既未停发，说明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去也不算错，就让他再飞香港。”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董道宁、高宗武、周佛海的活动，都锚定蒋介石，为何后来成了汪精卫逃离重庆，走上叛国投敌之路呢？

据“五郎”松本重治回忆，高宗武到达香港后，二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松本问高宗武：“你夹在蒋先生和汪先生之间，很为难吧？”高宗武回答：“正是那样。两位前辈（蒋、汪）的意见分歧似乎越来越大，所以我的痛苦也将越来越多。在中日和平的大义上，从我的信念出发，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边。”松本说：“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方面撤兵。如果蒋先生下野是日本撤兵的唯一条件，蒋先生不予考虑吗？”高宗武说：“如果蒋先生下野的话，没人能收拾局面，因为汪先生收拾不了。”松本道：“这就难了。如果蒋先生不能下野，和平运动就无法成功，就没有办法停止战争。”

高宗武经过深思后回答：“如果日本声明撤兵，汪先生自己下野，各地杂牌军响应，这样蒋就不能长期抗战了。到那时候，蒋先生不得不引咎下野。这时汪先生和蒋先生再心照不宣地复出，收拾局面。”松本问：“你说的杂牌军指的什么地方？”高宗武回答：“从云南的龙云起，四川、广东的将领们，再加上山西的阎锡山。”

这又是一段内容极为丰富的对话！

高宗武与西义显、松本重治等，明确了思路：拉拢地方实力派，拥立汪精卫在西南、两广成立政府，逼蒋介石下野，谋求中日和谈，日本撤兵。

他们称之为“高宗武路线”。

五、东京之行

他们之所以想出“以汪代蒋”这条路子，是日蒋汪三方因素促成。

一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当时日本军事优势巨大，以为征服中国近在眼前，于是狂妄地声称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个声明被少数清醒的日本人骂为愚蠢，近卫自己也颇为懊悔。这也是后来近卫内阁排挤强硬派杉山和梅津的诱因。

二是蒋介石一直保持着清醒和强硬。他在演讲中说：“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阀的凶悍，日阀的狂妄，日阀的自欺欺人，和日阀的愚昧无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认识日本目前有整个吞噬中国的决心。”蒋介石的底线，是要日军撤出长城以南。而这是日本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三是汪精卫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认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他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领袖。作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高宗武亲汪，主要是政治理念相近，再加上汪精卫对他刻意拉拢。

“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评价说。他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2年春天。“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汪精卫光荣的革命志士的历史，对高宗武的刻意关怀，使高宗武为之倾倒。

——来一段插曲：著名记者徐铸成，也是年轻得志。有一次他到广州，去汪精卫东山3号寓所采访。“我和汪谈了逾半小时。辞出时，汪不仅送出客厅，并送至大门口，亲为开汽车门。对一年轻记者，如此客气，无乃太过而近于虚伪乎？”徐铸成、高宗武对汪精卫的观感，对照一下，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高宗武的性格和为人吧。

高宗武曾感动地回忆：“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精卫）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汪精卫还是高宗武与沈惟愉婚事的证婚人。高宗武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王克敏（后来华北汉奸政府的首脑）曾想把他“最珍爱、最美丽的女儿”嫁给高宗武为妻。

高宗武还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与日本人会谈结束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说：‘（日本驻华）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说，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接着说：‘这是位北平名门小姐，非常美丽，她已故父亲曾经在北平当过内政部长。她目前在日本学习音乐，成绩很好。大使和我很关心你至今还未结婚，我们愿意替你和这位小姐做媒。’须磨的态度一本正经。我不想失礼，收下照片并谢谢他。但是我早就下定决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里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经由日本大使的介绍，我可能慎重考虑娶她。后来须磨又来，把照片要了回去。”

后来高宗武娶了沈惟瑜，二人琴瑟和谐，对汪精卫心存感激。高宗武的妻子在后面还有重要戏份，到时再讲。

现在，高宗武决心私自去日本。他也不是全无犹豫。他从香港出发，7月2日途经上海时，再次去见了“五郎”松本重治。

松本回忆，当天晚上他正在上海的寓所里等高宗武到来。约十点钟，有人按门铃，高宗武戴着墨镜闪身进屋。高宗武说：“阿重，我还是不想去日本。”松本劝他：“你到日本去，决不是背叛蒋先生，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高宗武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想当汉奸啊！你既然这样说，我再考虑考虑。”松本催促道：“离开船时间只剩一小时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高宗武胆怯地说：“要乘船必须经过外白渡桥，那里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我担心被盘问。”松本拍胸脯说：“这个简单，一会我们坐同盟社的汽车，你戴上我的帽子，佩戴上从军记者的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