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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客家史记》(上下):第九节 永嘉南渡的史实

客家史记任见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的角度记述、状摩在兵燹烧燎、灾荒临身的凄惨背景下,华夏早年以中原人为主体的众多汉人一次次扶老携幼涉水翻山,艰辛万端地辗转远徙赣闽粤等地开拓新生活的非凡历程,认识和解析了客家人在新领地展枝散叶、蔚成宏观,继而扬帆闯海、花繁五洲的奋进意志与开拓精神,且首次分姓列出了众多客家人的起源、播迁状况。

作者研究和写作时间断续跨越二十春秋,在客家历史研究领域,本书方位全面、分量厚重,且文采生动,辩理新颖,可读性强,资料性足,其部分章节内容单独发表时曾获多方好评。

客家史记(上下) 目录序章 客家精神第一章 衣冠南渡

第一节 疯狂倒退的朝廷

第二节 诡计多端的皇后

第三节 极度腐败的官场

第四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一)

第五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二)

第六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三)

第七节 北方大地的战灾(一)

第八节 北方大地的战灾(二)

第九节 永嘉南渡的史实

第二章 兵燹催迁

第十节 经济繁荣的假象

第十一节 无可救药的庸君

第十二节 “安史之变”的风暴(一)

第十二节 “安史之变”的风暴(二)

第十三节 “黄巢之乱”的兵燹

第十四节 北方人再度南徙

第三章 建炎避祸

第十五节 屈辱的“靖康之难”

第十六节 化作废墟的私园

第十七节 “建炎南渡”避祸乱

第十八节 客家民系的生命力

第四章 花繁五洲

第十九节 蒙元灭金与灭宋

第二十节 满清占领与移民入川

第二十一节 清末农民战争硝烟(一)

第二十二节 清末农民战争硝烟(二)

第二十三节 清末客家人“出海”

第五章 族聚风情

第二十四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一)

第二十五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二)

第二十六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三)

第二十七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四)

第二十八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五)

第二十九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六)

第六章 探险开拓

第三十节 可敬的客家先祖与后人

第七章 游子向心

第三十一节 生命信息的文化载体

第三十二节 黄河流域的华人姓氏摇篮

第三十三节 客家游子的向心意识

第八章 璀璨星空

第三十四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一)

第三十五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二)

第三十六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三)

第三十七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四)

第三十八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五)

第三十九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六)

第四十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七)

第四十一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八)

第四十二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九)

第四十三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

第四十四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一)

第四十五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二)

主要参考书目

著者简介

第一章 衣冠南渡

第九节 永嘉南渡的史实

在历史上,中原和北方汉人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南迁后的汉人即为“客家人”或“客籍人”。

中原和北方汉人第一次大迁徙,起自西晋王朝崩溃之际,延续至南北朝时期,即公元315年至495年,前后一百八十年时间。若合计以后多次南迁的时间,则可延为一千五百年之长,迁移人口数百万之众。

有种说法叫“衣冠南渡”,或“衣冠南度”,形容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汉族文化的南迁。“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指称缙绅、士大夫的避祸南遁,落地生根。

语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内篇·邑里》第十九节。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刘知几说得很清楚,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衣冠南渡”既是一个固定词组,也成了合称多个连续性历史事件的习用典故。晋朝之后,华夏历史上多次人口、经济、文化的“大批量”转移,一般都以“衣冠南渡”形容之。

“衣冠南渡”不能简单地认为带着“官位”和“职称”南迁,在洛阳在中原在北国的政治待遇随着人的行动带到了南方。因为西晋崩溃,体系不存,档案不在,东晋产生,乃系另一个政权,另一班人马,另一套班子。

如果应要给“衣冠南渡”渲染一些“富贵”特色,也不过是王公贵族、缙绅士大夫携带财富南渡,或成批结队南渡之后“人脉”尚未尽失。而财富和人脉是南渡之后落地生根,家族茂盛成长的内在支撑和动力。

“衣冠南渡”多为举族行动,其出发地就是当时的西晋首都洛阳。所以说,作为客家先民最主要的首次大规模迁出处,洛阳是客家族人的第一根源地。

西晋王朝的内争内乱愈演愈烈,少数民族的反晋浪潮汹涌不绝,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强势族群趁虚南进华北和中原,各自据地为王,他们不仅又相互争战,而且废农田,绝五谷,建草场,牧马匹,虏汉人做奴隶,社会动荡使民众生活艰险,朝不保夕,甚至死亡相藉,于是中原汉人大举南迁。

起初,洛阳、长安每次沦陷,以及战火所烧的地区,汉人成群迁出。后来随着灾难区域逐渐扩大,汉人迁逃区域同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以洛阳为中心,辐射至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的广大区域都出现了汉人的南迁。

《晋书·王导传》载:“俄而洛京倾颠,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

“……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顾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

不久,京城洛阳沦陷,中原上层男女大部分来到江南避乱,王导劝晋元帝司马睿选用其中有才能、有品德之人,和他们一起谋划大事。

这时荆州和扬州社会安定,人口众多,王导辅助君王管理政事,力求清静安民,经常劝导元帝严格约束自己,砥砺节操,安宁国家。于是王导更受元帝重用,两人感情一天比一天深厚,朝野上下都敬慕他,称之为“仲父”。

……过江的士人,若有空闲的日子,就相约到新亭饮宴。周顗坐在席间叹气说:“风景未变,举目望山河已非旧时模样。”

大家相视无语,痛哭流涕。只有王导变了脸色,心情沉重地说:“我等本当努力效忠朝廷,光复神州,何至于像一群楚囚相对哭泣!众人于是停止哭泣,表示认错。

“洛京倾颠,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京城洛阳沦陷敌手,逃往南方的西晋官吏有十分之六七。这是隋唐时期的统计数据,来自东晋时期的各种公私资料。那么,原先西晋官吏中的十分之三四没有逃往南方吗?不是,他们已经在变乱中死掉了,他们的家人、族人或已死亡,或已散入荆莽,不知去向。

避祸南迁的汉人,走洛阳正南,经过河南的颍川、南阳,湖北的樊城、襄阳,再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

《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汉书·地理志》载曰:“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从《史记》和《汉书》可知,历史上长期以来,颍川、南阳、樊城、襄阳一带,系传统的汉人聚居农垦之地,其淳朴风俗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上古时代。由于这一地域距离洛阳较近,属于小中原的边缘,在大中原的范围之内,在西晋末季和北朝早年,兵荒马乱难免波及,安全性仍然较差,所以从洛阳逃出来的汉人,几乎不在颍川、南阳、樊城、襄阳一带落脚,再往南山区连绵,他们于是朝东转向,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

“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

这段记载是《晋书·地理志》对这条由西向东南继续迁徙的中原汉人行进路线的印证。

豫州沦于石氏,是北方游牧民族灭掉西晋,中原震荡。西晋的世家大族在这场大乱中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京畿洛阳乃至豫州士族纷纷迁移南下。建立于南方的东晋政权为了延揽人力,和基于裙带关系照顾中原士族,在南方设立“侨郡”、“侨县”,且以北方地名来称呼这些地方,以照应北方人的心理和意识。

《古今图书集成》说:“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多止兹土。”中州流人不断涌入潮梅之地,东晋于义熙元年分东官郡立义安郡,且流民“止放”斯郡。

《古今图书集成》又说:“盖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人士避地人岭表,子孙往往家焉。”中国人士”就是中原人,晋人,洛阳人。进入岭南的流民多安置在粤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

泉州有两条主要河流,一条是晋江,一条是洛阳河。一听名字就知道,当地汉人思念故国统治者,思念故土洛阳城,直接将西晋名称和首都洛阳名称冠于河名之上。

第二条汉人南迁路线,是自洛阳东南到许昌,经信阳、武昌、九江到南昌一带。继续南行者则达到赣州和广东梅州等地。据记载,这条南迁路线上的汉人先民沿梅潭河前进,走得远的,已经抵达今天梅州大埔的湖寮镇。

第三条路线,是自洛阳东下,经开封光州、亳州、淮南,到安徽芜湖,再到福建一带,“八姓入闽”的记载即由此而来。入闽的这部分汉族人后来也成为广东潮汕、海陆丰、雷州等地的汉人的先祖。

这些南迁的路线并不恒定,他们的迁徙也依当时当地的交通情况和容留情况而变化。

在江南地方,东晋王朝也为安置蜂拥而至的“流民”制定了一些政策,设置“流民营”,后来又在流民营的基础上设置地方治理机构,如今天广东大埔湖寮镇的古城村曾归东官郡管辖,流民营较多,即在公元413年合并设立义招县。

《南越志》诠释道:“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

《宋书》载:“义招以东官五营立。”又新设绥安县,安置来自北方的汉人。

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给予优待政策,既梳理户籍,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又在客观上鼓励了北方汉人的南迁。

有能力的地方人士,也在北人南迁中发挥接待作用。《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说,“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苏峻其人,少有才学,初任长广郡挺县今之山东莱阳主簿。后举孝廉入仕,在掖县今之山东莱州工作。永嘉之乱后成为流民统帅,率众聚集于广陵,今之江苏扬州。东晋皇帝司马睿授其为鹰扬将军兼淮陵内史,领兰陵相。

“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苏峻收罗数千家来自中原的逃难汉人,结成壁垒。“垒”,是远迁而来的汉人居住的坞堡,利用山泽险阻形成垒壁、堡壁、屯坞、壁坞等,保障生活安全。

坞堡早在汉代就已是宗族用于防范盗匪的小型城池。《三国志·许褚传》有“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的说法。坞堡之中,建有防御的武装力量,后来东南一带的客家围屋建筑,其设计即源于坞堡模式。

当时由于大面积战乱,南渡到江淮间的汉人士族,建造坞堡据险自守。他们并不听命于东晋朝廷,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坞堡中的人众甚至能在长期战乱中独立生存。这些坞堡群聚,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影响流移之地的地方势力,继而成为拥有强大宗族关系的权势集团。

“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迁移士族落地坞堡,渐渐成为以宗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高门华胄,士大夫始以郡望自豪自夸。

客居汉人强调郡望,以区别于其他家族,区别于当地土著,其郡望与士族命运相始相终。

重要的南迁士族,有王、谢、袁、萧等,他们原先就是曹魏和西晋时期的中原名门贵胄。这些世家大族在南迁过程中和南迁后安居过程中,由于雄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甚至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始终高处于社会顶层。落地之后,较快形成侨居士族,与普通北方汉人社会等级差别巨大。

普通北方汉人落地南方后,至多被称作侨人而已。即便是跟士族同姓的汉人,出了“五服”或者族外更远,不像士族那样享有权力,只能成为庶族,即士族的附庸,其中大部分人成为士族的佃户。

杂姓中原或豫州汉人南迁后,基本上是“流民”,他们多依附士族大户为“客”。《南齐书》载:“东晋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

晋朝是个复古的朝代,除了宗族分封,全社会也复兴门阀制度。门阀制度使许多户口被隐藏,西晋时期的在册户数仅为实际户数的一半。大约在公元300年前后是它的人口高峰时期,约有820万户,折合3500万人,其中北方较多,为2450万人,南方较少,为1050万人。

东晋朝廷在应对“流民潮”的过程中,设立了“给客”制度,限制士族大户收容或庇荫佃户或佃客的数目。因为赋役按照户数计算,大户人家的附庸佃客属于大户人家,不需另出赋役,限制士族大户收容或庇荫佃户或佃客的数目,应纳赋役的户数增加,朝廷获得的自然就多了。

曹魏时代即有“客户”的概念,《晋书·王恂传》云:“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使用极少,并不普遍。

南陈朝廷建立后,为了增加江东腹心之地的人口,命令流落岭外的汉人回迁江南。《陈书·世祖记》记载:“天嘉六年三月乙末,诏侯景以来遭乱移……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义安郡是今天的潮梅地区,而梅州大埔也有流民营设置,说明很多汉人到了岭南东部。

晋朝士族南渡,集结大量宗亲部曲流徙南行,立营屯垦,中原流人集中居住,士族是首领人物,绝大多数宗亲部曲则是人身依附的佃客、营户,因而对保持中原语言、礼俗、传统文化是极其有利的。

据《江西通志·舆论略》载:“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人所居地区重视文教,讲究读书,与南迁士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准确地说,是现在生活在我国南方的很多汉族人的祖先的第一次迁徙,他们是西晋末季至南朝时期通过多条迁移路线到达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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