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一起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几十名同学，就我一个人和女同学结为了夫妻。同学们都说我俩肯定在学校时就有恋爱迹象，要不然我俩也不会一起到山西插队落户，更不会结合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有关我俩的情感生活经历，还要从下乡插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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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六八届高中生，说是高中生，实际上没读几天高中。当时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积极报名，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原本想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母亲说离家太远，她不放心，最终我选择了陕西省忻州地区的农村。
当时到山西插队落户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两名高中同学和很多初中生，他们选择去山西插队落户，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山西离北京近。也有一些同学是因为家庭问题，去兵团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无奈才选择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我选择到山西插队落户，绝对不是因为家庭原因，因为我家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
1968年12月28日，我和同学们乘车离开了北京，于次日到达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定襄县，最终我们来到了和县城隔河（滹沱河）相望的林木大队，我们九名北京知青成了林木五队的社员。
分到林木五队插队的九名北京知青五名男生四名女生，就我和一名叫王玉格的女生是高中生，也数我俩的年龄大，我俩都是十八岁，但读高中时我俩不在一个班级，相互间也不是很熟悉。其他同学都是初中生，最小的还不满十六岁，最大的十七岁。另一名高中同学分在了滹沱河南岸的赵家庄，第二年冬季他就当兵入伍了。
我们所在的林木五队人口不多，全生产队一共三十多户人家，总人口一百五十二人，包括我们九名北京知青。队长姓李，四十多岁，很淳朴善良，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爱，他亲自到场院给我们挑秫秸和谷草，让我们烧炕取暖，还把他家不多的白菜和萝卜给我们送来。在李队长心里，我们都是他的娃娃，他就是我们的家长。
来到林木大队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是起牛圈，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挑到场院，再挑一些干土垫到牛圈里。那天一名叫马莹的女知青不小心滑倒在牛圈里，正好蹲坐在一堆牛粪上，马莹用手捂着鼻子呜呜哭了起来。李队长赶忙走过来，扯着她的棉衣把她拉起来，笑着说：“不哭，不哭，这有甚嘛，没有臭的哪有香的，种庄稼全指望粪肥哩。”
那天收工回到住处，李队长的婆姨李大妈帮我们做好饭，又帮着马莹把弄脏的裤子洗干净，还帮我们大家把湿了的棉鞋都一一烤干。看着李大妈像妈妈一样关爱我们，我们心里都很温暖也很感动。
记得是1972年春天的一天早饭后，大队书记来到我们知青点，笑着对王玉格说：“明儿个你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体检，过几天还要考试，抓紧准备一下。”大队书记说完，那一份招干审批表和和一份体检表递给了王玉格。
王玉格这是要去公社当干部了，我们都替她高兴。
最终大家都白高兴了一场，王玉格虽然通过了体检和文化课考试，她却没能被录用。据说公社往北京发了外调信函，最终她没能通过政审这一关。
1973年县棉纺厂招工，因为王玉格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生产队和大队都同意王玉格去棉纺厂当工人，可到了公社，公社知青办翻出她的档案看了一下，却没在她的招工审批表上盖章。她的档案里到底写了什么，王玉格本人也不清楚。第二次没能通过政审，王玉格受到了挺大的打击，她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哭了半天，我们都很同情她，可又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那年冬季队里分红以后，大家都准备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我因为在麦收时中暑，好几天没能参加生产劳动，秋收时又扭伤了脚踝，十多天没能下地干农活，结果我们七名知青（当时一名男知青招工到县丝染厂工作，一名女生招工到县棉纺厂工作）数我分到的红利最少。再加上我之前在队里预支了十块钱，到手的红利只有十块五毛六分钱。
回北京探亲除了来回的火车票还有汽车票，我就十来块钱，咋回北京啊？可大家都打算回北京过春节，我心里也着急。空手回北京又觉得难为情，哪怕是提着两瓶山西老醋回北京，好赖也算山西特产呀。
那天去公社供销社买灯油（煤油），我看供销社门口有两个人，就掏出衣兜里的十五斤全国粮票和一丈二尺布票问他俩买不买，这点粮票和布票虽然换不了几个钱，但能换几块是几块，那时的一块钱对我都很重要。
万万没想到，我竟然撞到了枪口上，那两个人竟然是公社的干部，不由分说，他俩就把我扭送到公社革委会大院，说我贩卖票证是投机倒把，没收了我的粮票和布票还不罢休，还要罚款让我写检查。
这下我也急眼了，就大声跟他们吵了起来，我说我是北京知青，粮票和布票都是我个人的，不是倒卖的，更不是投机倒把。从小到大，我那是第一次发疯，嗓门大得吓人，引得好多人过来围观。
听到吵闹声，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我身边，很和气地对我说：“小同志，有理不在声高，有话慢慢说，这里可是革委会大院。我问你，你在哪个大队插队落户？为什么要卖粮票和布票？”“我在林木大队插队，我回北京过年没钱买车票，卖了粮票和布票当盘缠。”我的声音还是很大，就像吃了熊心豹子胆，谁都不怕了。
那位中年人冲围观的人群挥挥手，大家都散去了，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坐在了凳子上。
原来，他就是新调来的公社书记。李书记很和善，问了我的名字，问了我的学历，还让那两名干部把粮票和布票还给了我。分别时，我给李书记鞠了一躬。长到二十三岁，我那是第一次给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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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知青点，大家都知道了我“投机倒把”卖粮票和布票的事情，我为此也感到难为情。第二天，王玉格塞给了我五块钱，问我回京的盘缠够不够，她说要是不够，就告诉她。就这样，我买了一点山西特产，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北京。
春节过后回到山西不久，大队书记突然来找我，说让我去公社一趟，公社李书记找我有事。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一路小跑去了公社革委会大院，李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正在办公室等我。原来公社需要一名文书，李书记想让我到公社工作。尽管是以农代干，不转户口，我还是非常感激李书记的。
说是当文书，实际上就是个打杂的，我主要负责革委会大院的板报，给书记和主任写发言稿，有时还跟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下乡充当秘书，革委会的院子也是我来清扫。李书记对我很满意，夸我写稿子有水平，还说我勤快能干是个好后生。
几个月后，我就和大院的工作人员都熟悉了，知青办郭主任对我也很好，看我没事的时候就喊我去他办公室下象棋。
那年年末，我转成了非农户口，成了正式干部，我知道是李书记帮了我的忙，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李书记。
一天下午，我忙完手头的工作，去隔壁办公室找郭主任下棋，可巧郭主任不在，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前面的那把椅子上等他。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我看他的档案柜也没上锁，就顺手拿起知青档案翻看，没找到我的档案，无意中却看到了王玉格的档案。
当时我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两手颤抖着打开了王玉格的档案。档案里也没什么，就是两张表格，一张是小学升初中的表格和评语，另一张是初中升高中的表格，从表格中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评语也很好。就在我准备把她的档案放回原处时，突然发现表格后面还有一张折叠的稿纸，原来问题就出在那张稿纸上面。
那张稿纸就是我们北京那边街道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外调函），上面只有几行字，说王玉格的祖父解放前是利民煤碳行的掌柜，是资本家，下面有居委会主任和街道干部的署名，还盖着街道办事处的公章。来不及多想，我就把那张稿纸塞到了裤袋里，慌忙把档案放回了原处。
我刚坐到椅子上，郭主任手里提着一把热水瓶回来了，原来他去伙房打水去了。那天和郭主任下了三盘棋，我输了三盘，郭主任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终于能战胜我了。
晚饭后，我躺在宿舍的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打着手电又看了一遍那张稿纸，就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觉得不妥，赶忙爬起来，捡起扔在地上的纸团，用火柴点燃，看着那个纸团化成了灰烬，我悬着的心才算踏实了。
1976年秋天，我回林木大队看望王玉格，当时林木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因为那时推荐上大学也要参加文化课考试，大队书记不想糟蹋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就劝说王玉格去县里参加考试。王玉格担心过不了政审关，正犹豫不决。我就对她说：“你尽管放心去参加考试，只要你能考上，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王玉格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政审也顺利过关。我虽然没对她说什么，但她知道是我帮了她的大忙。她回北京读书时，专门到公社大院来找我，把她的高中课本送给了我，然后深情地对我说：“杨方刚，谢谢你！要是有缘，北京再见。”王玉格回北京读书了，我心里失落了好久。
自那以后，每天晚饭后我都会翻看王玉格留给我的高中课本，遇到不会的数学题，我就去请教知青办的郭主任，郭主任虽然也是初中毕业生，可他自学完了全部的高中课程，最拿手的就是解方程。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林学院。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是王玉格陪着我去的。就这样，我和王玉格确定了恋爱关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和王玉格牵手红地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年一起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男女同学中，就我俩走在了一起。
后来王玉格问我是怎样帮她过的政审这一关，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没告知她真相。当初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违反组织纪律了，至今我心里还有些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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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想起当年在山西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我心里还很感慨也很激动，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永远都心存感激。还有李书记和郭主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杨方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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