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民时期铜元购买能力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要分时间和地区。清末有当一文，两文，五文，十文，二十文，民国时期前两者基本退出流通，主要流通的是五文，十文，二十文铜元，部分地区例如四川、河南，还有五十文、一百文流通。由于辛亥革命后各地军政府基本上属于割据状态，各地区因为内部经济条件、矿产资源不一，很多地方币材短缺，因此才导致后来还出现了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乃至于五百文铜元，一般计算铜元购买力时采用十文铜元为单位（国币条例下十文铜元相当于一分，这也是为什么党徽一分等兑十文铜元的原因）
清政府时期，虽然内部统治混乱，币制改革反反复复，但是基本的地区货币管制还是保持稳定的，经过洋务运动、新政以及陈璧铜元改革，清代铜元的基本面值等兑能力是稳定的。
清末铜元考察大臣——陈璧
而北洋政府还能够维持秩序的时候（1912-1917年袁世凯统治时期）一枚银元（清朝银元与袁头银元重量大小一致，径1.55英寸，重七钱二分/26.856克，区别于成色，大概为清银元成色90，含银24.17克，袁头银元成色89，含银23.90克）可以换100-130枚十文铜元，根据最浅显的方法：当时一枚十文铜元可以买一份报纸，相对于这时一枚十文铜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20年的0.7-1元人民币左右。
后面，府院之争后，北洋政府慢慢开始无法维持国家秩序，各地军阀林立，互不相让，互相争斗，其中经济体系独立，互相攻击成为常态，因此各省开始滥造银元、铜元，因为铜元大量涌入，加上地区动荡，生产间歇性停滞，导致物价上涨严重。铜元兑换银元的比例也开始大幅下降，到民国十年（1920年）前后，全国各地铜元兑换价都在一枚银元兑换200-300枚十文铜元左右往下，且这段时间里银元也发生了贬值（幅度25%左右）。这时一枚十文铜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20年的0.4-0.7元人民币左右。
整个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混乱让铜元滥铸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1925年前后，各地铜元兑换银元的比值进一步上升，达到300-400枚十文铜元兑换一枚银元的程度，这时一枚十文铜元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2020年的0.3-0.4元人民币左右，到了1930年，铜元进一步贬值，达到500-800枚十文铜元兑换一枚银元的程度，这时一枚十文铜元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2020年的0.2-0.3元人民币左右。其中一些地区，比如甘肃、四川等地，更是军阀滥造的主战场，私版、砂版铜元层出不穷，导致地区经济完全混乱。不过这个时期，一些特定时期、地区铸造的精美铜元，得到了较高的追捧，地区铜元交换，不以面值为完全准则，而是以钱币铸造工艺、材质为主。
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开始实行以标准银元（船洋）为基准的银本位货币制度，船洋大小重量延旧不变，成色88.0，含银23.49克，铜钱和铜元作为中国法定支付货币的历史结束。当然，这一时期，铜元的铸造依旧在继续，而以往发行的各类铜元，在往后的历史里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货币角色，如今，更成为了我们钱币收藏领域的一颗闪亮明珠。
关于清、民时期铜元的购买力是多少。大家感兴趣，想要了解的更为清楚的，可以参考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
注：
1.陈璧（1852-1928 [1] ），字玉苍、佩苍、雨苍、禄远，号玉巷（苏园老人），晚年别号苏斋， [4] 中国福建侯官 [5] （今闽侯县南通镇苏坂村）人，清代杰出的官员和经济学者 [2] 。
清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九日生，17岁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年)赴考，以“经文策问冠场”，得中举人，光绪三年进士及第。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内阁中书，光绪十五年简放湖北主考官，光绪十六年补宗人府主事，光绪十八年升礼部铸印司员外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9年）回闽奔丧，整顿船政，开矿办学。光绪二十七年任太仆寺少卿兼顺天府尹，光绪二十九年任商部侍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户部侍郎。光绪三十三年，升任邮传部尚书，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宣统元年（1909年），遭到弹劾罢官。[1] 民国十七年（1928年）逝世。
2.部分资料参考：知乎 庄大侠 《民国时期铜元的购买力是多少？》
3.废两改元：
民国22年（1933年）3月10日，中国币制开始废用银两，改用银元。银两是中国历来通行的货币单位。近代，银元广泛流通，形成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
在民国6年（1917年）的时候虽有倡废两改元之议，迄未实现。3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原定以银两收付者，在中国上海应以银两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以银币收付。上海以外应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收付。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兑换银币。
4.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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