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起的背景
1915年至1919年间，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和思想上给予封建主义沉重的打击，猛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束缚国人心智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建构其上的政治意识，使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气象一新。同时，新观念和新精神也传播至国内各大城市和部分学校，北京大学及其他几所北京高校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促成了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迅速觉醒。自1917年以后，新知识分子群体逐渐走向联合，在全国各地创建了一大批社团组织及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沙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及其《国民》杂志、新潮社及其《新潮》杂志等。这些社团尽管对新思潮反应不一，但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宣传各自的爱国主张，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人发展。
同一时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缓了殖民侵略的步伐，世界各地开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俄国、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土耳其革命、爱尔兰独立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ow Wison)又推行其理想主义政治，提出关于战后处理世界问题的“十四条原则”，其中包含了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内容。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给予各阶层的救亡活动支持和鼓舞。在上述国际政治局势的推动下，加之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社会动乱、日本侵华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新知识分子、新兴商人、企业家、产业工人等阶层的爱国救亡活动连绵不断，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高涨。
自1917年起，随着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日渐明显，新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社会阶层及民间反日团体之间的联系愈益密切，爱国情绪逐渐在救亡图存的声浪中化为行动。1918年3月至5月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缔结《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议》，双方拒绝公布条款内容，引起了大众的猜忌和不满。5月中旬，为抗议秘密外交，留日学生不顾北京政府的威胁，开始集体回国，并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刊载一系列文章，呼吁青年积极参与救国活动。
5月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等两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抗议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军事协议。他们步行至总统府，要求公布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予以废除。在请愿的同时，北京学生又派遣代表至上海，与当地学生联合组织学生爱国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随即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活动。稍后，一些商人对学生运动也予以声援，在公开场所多次召开集会，并致电北京政府，指斥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废除军事协议，实现南北休战。这标志着新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协同合作的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1919年年初，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会议。中国作为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也派遣陆徽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组成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对此，各方人士保持着极许乐观，都希望中国能够凭借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重新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受日本威胁而订立的相关条约和协议等，以此“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与英、美、法并驾齐驱”。会议期间，国人在海内外组织创立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外交调查协会等多个团体，对中日外交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
和平会议
巴黎和会召开后，随着各项议案的逐步展开，中、日双方在山东问题上的争论愈益激烈。和会自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会议。它以十人会议(又称五国会议）为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元首和外交部长组成，一切重大问题经其讨论决定，其他国家只能在涉及与己相关的问题时列席会议。日本跻身于十人会议，对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极其不利。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受邀出席十人会议。会上，日本专使对中国收回山东的问题只字不提，反而要求中国将山东境内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地让予日本。次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在十人会议上发言，反驳日方的声明，指出1915年至1918年间中国与日本订立的协约、合同、换文等都是受日本胁迫所致，不能视为有效。同时，又从山东的历史、人口、宗教、风俗、语言等方面，强调中国应拥有山东主权。2月15日，中国代表团不顾日本阻挠，向和会提交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直接交还中国。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在3月至4月间又向和会提交了“废除民四条约”“中国希望条件”等说帖，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列强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收回外国在华的租借地、租界，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等。
在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中，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纽约、洛杉矶、檀香山、伦敦、菲律宾、墨西哥等地学生组织、政治和社会团体、工商业机构、工会、华侨组织，纷纷致电驻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抗议日本提出的山东议案，支持代表们据理力争，拒绝承认列强的秘密协定。尽管海内外民情激扬，但由于和会所标榜的和平、平等仅是一个幌子，弱国的利益仍属大国交易的筹码，中国收回山东的可能性实质上已微乎其微。4月16日至17日，十人会议两次讨论山东问题。受日本政府的影响，会议通过了山东问题暂由五国共管的提议。恰在此时，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趋于破裂。日本趁机转变态度，声言要退出和会。为避免和会中断，美、英、法三国决定牺牲中国利益，于30日裁定将山东问题写入《凡尔赛和约》，规定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时也拒绝了中国代表所提的其他提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交涉宣告失败。事实证明仅以外交手段获取国际平等地位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
4月底，交涉失败的消息传至北京，国人顿时从虚妄的幻想中跌入绝望的境地，沮丧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爱国情绪随之空前地蔓延开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运动经过
在举国上下反帝爱国的热潮中，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烈。1919年5月3日晚七时，一千余名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法科大礼堂举行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会场气氛十分沉闷，“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13。经过讨论，大会决议联合各界力量一致抗争，要求驻巴黎代表拒绝签字，并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在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时，举行游行示威活动。4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大讲堂开会，推举北京大学代表傅斯年为主席。
4日下午一时左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汇文学校等京内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如约集会在天安门前。学生们手持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款”“拒绝和约签字”等内容的小旗，纷纷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并沿途向民众散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二时，学生集体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但在使馆区西口处被外国巡捕阻拦。游行群众一致推举罗家伦、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由其进入使馆向美、英、法、意等国公使递交说帖，敦请各国在巴黎和会中援助中国。时值周日，各国公使均不在使馆，学生们在烈日下等待两个小时后，仍无法通过东交民巷。与此同时，中国军警又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行干涉，企图逼迫学生退后。在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辗转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要求曹汝霖亲自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但遭到守卫警察的阻拦。学生愤怒地冲进曹宅，捣毁家具、瓷器等物，放火焚烧房屋，痛打了暂居曹家的章宗祥，曹汝霖则仓皇躲入一间小室，未被发现。焚毁曹宅后，多数学生随即陆续散去。约至下午六时，大批警察闻讯赶来，逮捕了在场的三十二名学生。
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京内各大专学校的学生陆续召开集会，商讨对策。5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合大会，决定上书大总统，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否则各校将一律罢课直至释放被捕学生为止；惩办卖国贼，力争青岛；通电国内外相关组织团体，联合各界一致行动。6日，为援救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学生代表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永久组织。这一行动立刻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报章杂志及社会、政治和商业团体的同情和支持，纷纷呼吁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其中天津最早做出回应。6日至7日间，天津中等以上的十所学校代表相继召开两次会议，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并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上海六十余个团体两万多人又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7日宣布释放全部学生。
五四运动中的留学生
被捕学生获释后，北京政府依然对学生运动持弹压态度，严禁学生干涉政治，责令校方逮捕学生，并下令将先前保释的学生送交法庭，实行法律制裁。相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则慰问有加，拒绝接受三人辞职。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官僚军阀的攻击下悄然辞职离京，教育总长傅增湘随后也被免除职务。这激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19日，北京十八所大专学校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全体大罢课，并在城内各地组织街头演讲团，散发传单、小册子和报纸，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撤销对学生的警戒命令，等等。同时，又秘密派遣一些学生代表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联络各个学校，号召统一行动。20日，北京所有中学纷起响应，陆续参加罢课活动。
北京集体罢课活动不久便扩展到其他城市。23日，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直隶法政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省立中学等十五所学校一万余名学生全体大罢课。26日，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同济大学、南洋公学等七十所学校两万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欲“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反顾”“。游行示威后，学生联合会又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设立劳工部和调查部，积极联络各大商会、劳工及外部学界，以壮大运动声势。在此期间，济南、苏州、南京、福州、武汉、长沙、广州等一百多个大小城市也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罢课风潮。
面对声势浩大的罢课风潮，北京政府试图以威吓的手段消学生运动，遂于6月1日发布命令，勒令学生自即日起一律复课，并宣布查禁联合会、义勇队等学生团体。学生并未因此退缩。3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发动下，九百多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演讲活动。北京政府派出军警大肆抓捕，近四百名学生被拘捕。
4日，大批学生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搜捕了一千一百余名学生。由于人数太多，监狱无处容纳，学生分别被临时拘押在北京大学法科和理科院内。在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学生们毫不妥协，反而加强了四处演讲的活动。5日，五千多名学生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慷慨陈词。北京当局已无力关押更多的学生，只能命令军警驱散听众。政府的高压手段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极大愤慨。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罢市活动，得到了商人、工业家和工人的大力支持。5日，上海举行联合罢市，除外国人所设的洋行外，“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商店门前“皆贴有白纸上书‘罢市请命、商学意志、挽救学生、罢市救国’等字”。15之后，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和杭甬铁路等处工人也相继罢工。当日下午，上海各界举行联席会议，与会代表决定全体工商界与学界保持一致，“于本日起一律辍业”，宣称如若“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16会上，各代表还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以便各界联合进行反帝爱国运动。自6日起，上海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纺纱、钢铁、电车、铁路、轮船、码头、市政、印刷等各个行业工人及马车夫、清道夫、木工、泥工、在洋行上班的华籍职员均参加罢工。至11日，罢工人数总计约达七万人。上海各行陆续宣布停业，市内外交通中断，全市陷入瘫痪状态。
上海发起的罢课、罢市、罢工斗争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积极响应，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苏州、无锡、九江、安庆、济南、武汉、天津等市相继罢市。在唐山、长辛店等地，铁路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活动。至此，罢课、罢市、罢工风潮迅速席卷全国，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形势蔚为壮观。
在罢课、罢市、罢工斗争的强力冲击下，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于6月5日命令军警撤离北大校园。被捕学生为向社会各界揭露军警的暴行，直至8日才离开临时拘押所。同时，一些官员和商界人士也要求政府释放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平息风潮，稳定局势。10日，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至此，爱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自12日起，上海、天津等地的罢课、罢市、罢工斗争陆续停止。
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后，北京政府和学生群体又在是否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出现争执。北京政府认为签字对中国有利，指示代表团在交涉失败后即可签订和约。这激起了学界、工商界、劳工界等人士的强烈不满，迅速发起了拒签和约运动。数百名社团代表集合在总统府前，进行拒签请愿。随后，上海和山东民众又举行群众大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拒绝签字，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约，惩办卖国贼。16日，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日本的学生代表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反对签字宣言。随着国内拒签呼声的不断高涨，北京政府被迫改变决定，致电中国代表团在和约签字问题上“审度情形自酌办理”。28日，中国代表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对外交涉中首次做出的没有屈服的抗争，日本最终未能获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依据，从而为中国此后收回山东创造了条件。以游行示威为开端的五四爱国运动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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